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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年六四悼念，似乎都有爭議。不過，相對於前兩年有人聲聲「天打雷劈」、「另起爐灶」，今年六四悼念的異音，似乎只剩下幾位本土派中大學生。他們發表題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連日來已引來不少討論。倒是資深評論人練乙錚先生在港大的一個討論會上，提出要重新理解六四的論述，以兼容所謂「統派」與「獨派」，值得進一步商議。
練先生認為泛民的六四論述高舉「愛國」及「民主」，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既有功勞也是合理，獨派不應抹煞。然而他也認為，這種理解卻不是唯一合理。因為，八九民運也可以看成並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而香港人當年參加的支援運動，其原動力既可以是「愛國」，但也許更是「恐懼中的掙扎」，動機是「求生自保的意識」。
練先生認為兩種詮釋雖然南轅北轍，但並不互相矛盾。他更向支聯會提出「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的新口號，把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之上，以便兼容各種立場的反共群體。由於練先生並沒有否定傳統悼念六四的論述，但主張修正綱領，以容納「另一種合理」，可以算是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重新召喚「屠城恐懼」，以對冲「愛國」與「民主」意義的「六四修正主義」，是否一套真正新的論述，筆者提出幾點疑問。
第一，八九民運，始於悼念胡耀邦，繼之罷課示威，終於佔領天安門，絕食進行公民抗命，有一個發展歷程，過程中民主孆膝褶N識步步深化。參與者對何謂民主的認識並不一致，做法上也充滿錯失和瑕疵，但何損其為中國人「反專制」的（廣義）民主運動？難道當年捷克「七七憲章」沒有要求捷共下台就不是民主運動一部分嗎？
第二，港人當年參加支援及悼念六四的「初心」當然有「恐懼」的成分，也不是所有人都鍾情於「愛國」，要不在六四發生之後，香港就不會出現「救人救港」運動及中產階級移民潮。可是，如果六四回憶的焦點是如何恐懼，而又同時貶抑了香港人在這運動上，受北京學生與受難義人的啟發，堅固了其追求民主、反抗專制的信念的話，六四悼念豈不變成彼此以無力感相濡以沫，追究英國為什麼只給予數萬個香港人「居英權」的自慰大會？
第三，警惕極權政體屠殺人民的危險，可說是「阿媽係女人」的變奏，何需悼念去提醒？而且，中共會不惜殺人這點，正好是構成所謂「六四陰影」，令本地進取的抗議行動往往被溫和派阻止的藉口。香港經過雨傘佔領行動，令不少年輕人覺得自己已經走出了上一代的「六四陰影」，那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又是否另一種「六四陰影」的重返呢？
其實，「六四修正主義」既要本土派承認六四是「抗爭資源」（將這「資源」化約為「恐懼」），但同時間又想遵從某種本土派思維，將六四既有的道德資源（例如愛國心或追求民主的意志）淡化掉（如非否定掉）。值得探究的是，純粹的「恐懼」就足夠社會動員，參與反抗？
社會運動的研究文獻告訴我們，「恐懼」是一種「反射性的情緒」（reflexive emotion），可以在短期之內使人採取非常理可解的行為，但也可以把人嚇得什麼也不敢做，陷於消極被動。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經歷的，遠比恐懼為複雜，因為動機各異。但當屠殺發生，能夠把絕大部分香港人團結在一起表達哀傷的，其實是一種「義怒」或者「憤慨」（indignation），那是一種有道德基礎的憤怒而非一種驚怕與恐懼。
所以，與其說香港人是因「恐懼而自保」，不如說是因「憤慨而反抗」。「憤慨」既是以「正義」意識為根本，所關切的就不止是自身而是受害的義人。是否基於同胞之情、愛國之心，這些只是其次。
恐懼是藥方還是病徵？
而根據精神分析，所謂哀悼，就是透過莊重的儀式，把歷史的創傷重複地「行動化復現」（act-out），以使目睹亡者離去的我們，透過「移情」（transference）而慢慢接受亡者已經離開的現實，達至把創傷「修通」（work-through）。如果哀悼失敗的話，受創傷者就只會陷入無盡的憂鬱。
「恐共」其實一直是香港人精神意識的常數，但從無激起有實踐意義的行動。只有在六四之後，民主派才廣泛受到支持，「民主回歸」更被改編為「民主抗共」，這早已是常識。對六四亡者的哀悼，28年來不斷透過把對「中共不仁」的義怒移情於本地民主運動，把六四巨變帶來的創傷慢慢修通，使港人不再陷於憂鬱。可是，今日民主運動受打壓而難以推進，舊病難免復發。問題是恐懼究竟是藥方，還是病徵？在悼念中，是強調絕望？還是在每年一度的悼念中，在彼此團結與堅持中讓人看到希望？
「恐中」普及反噬始作俑者
不過，更致命的是，對部分已經認為「民主中國比不民主中國更差」的本土派而言，聚焦六四「恐共的記憶」也不會找到和他們的共同基礎。因為他們「恐」不再是「共」而是「中」。按他們的理論，他們不單不恐共，還是多謝共產黨，因為中共今天還是一種力量令更可怕的「民主中國」不致出現。六四修正主義根本搔不着他們的癢處。
不過，在香港式「恐懼文化」底下，恐懼的政治意味確實難以預知。就例如早幾年「恐中」情緒可以助長右翼本土主義，但最近，關於幾個中大學生認為悼念六四應了結的事件中，筆者在不少網上留言中發現大量指摘那幾位同學為「大陸仔」、「共青團」、「赤化中大先鋒」、「收錢維穩」……的攻擊留言。似乎，「恐中排陸」的情緒真的「普及」到一個程度，對始作俑者反噬了。這又是否「恐懼中的自保求生」一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羅永生]
練先生認為泛民的六四論述高舉「愛國」及「民主」，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既有功勞也是合理，獨派不應抹煞。然而他也認為，這種理解卻不是唯一合理。因為，八九民運也可以看成並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而香港人當年參加的支援運動，其原動力既可以是「愛國」，但也許更是「恐懼中的掙扎」，動機是「求生自保的意識」。
練先生認為兩種詮釋雖然南轅北轍，但並不互相矛盾。他更向支聯會提出「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的新口號，把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之上，以便兼容各種立場的反共群體。由於練先生並沒有否定傳統悼念六四的論述，但主張修正綱領，以容納「另一種合理」，可以算是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重新召喚「屠城恐懼」，以對冲「愛國」與「民主」意義的「六四修正主義」，是否一套真正新的論述，筆者提出幾點疑問。
第一，八九民運，始於悼念胡耀邦，繼之罷課示威，終於佔領天安門，絕食進行公民抗命，有一個發展歷程，過程中民主孆膝褶N識步步深化。參與者對何謂民主的認識並不一致，做法上也充滿錯失和瑕疵，但何損其為中國人「反專制」的（廣義）民主運動？難道當年捷克「七七憲章」沒有要求捷共下台就不是民主運動一部分嗎？
第二，港人當年參加支援及悼念六四的「初心」當然有「恐懼」的成分，也不是所有人都鍾情於「愛國」，要不在六四發生之後，香港就不會出現「救人救港」運動及中產階級移民潮。可是，如果六四回憶的焦點是如何恐懼，而又同時貶抑了香港人在這運動上，受北京學生與受難義人的啟發，堅固了其追求民主、反抗專制的信念的話，六四悼念豈不變成彼此以無力感相濡以沫，追究英國為什麼只給予數萬個香港人「居英權」的自慰大會？
第三，警惕極權政體屠殺人民的危險，可說是「阿媽係女人」的變奏，何需悼念去提醒？而且，中共會不惜殺人這點，正好是構成所謂「六四陰影」，令本地進取的抗議行動往往被溫和派阻止的藉口。香港經過雨傘佔領行動，令不少年輕人覺得自己已經走出了上一代的「六四陰影」，那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又是否另一種「六四陰影」的重返呢？
其實，「六四修正主義」既要本土派承認六四是「抗爭資源」（將這「資源」化約為「恐懼」），但同時間又想遵從某種本土派思維，將六四既有的道德資源（例如愛國心或追求民主的意志）淡化掉（如非否定掉）。值得探究的是，純粹的「恐懼」就足夠社會動員，參與反抗？
社會運動的研究文獻告訴我們，「恐懼」是一種「反射性的情緒」（reflexive emotion），可以在短期之內使人採取非常理可解的行為，但也可以把人嚇得什麼也不敢做，陷於消極被動。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經歷的，遠比恐懼為複雜，因為動機各異。但當屠殺發生，能夠把絕大部分香港人團結在一起表達哀傷的，其實是一種「義怒」或者「憤慨」（indignation），那是一種有道德基礎的憤怒而非一種驚怕與恐懼。
所以，與其說香港人是因「恐懼而自保」，不如說是因「憤慨而反抗」。「憤慨」既是以「正義」意識為根本，所關切的就不止是自身而是受害的義人。是否基於同胞之情、愛國之心，這些只是其次。
恐懼是藥方還是病徵？
而根據精神分析，所謂哀悼，就是透過莊重的儀式，把歷史的創傷重複地「行動化復現」（act-out），以使目睹亡者離去的我們，透過「移情」（transference）而慢慢接受亡者已經離開的現實，達至把創傷「修通」（work-through）。如果哀悼失敗的話，受創傷者就只會陷入無盡的憂鬱。
「恐共」其實一直是香港人精神意識的常數，但從無激起有實踐意義的行動。只有在六四之後，民主派才廣泛受到支持，「民主回歸」更被改編為「民主抗共」，這早已是常識。對六四亡者的哀悼，28年來不斷透過把對「中共不仁」的義怒移情於本地民主運動，把六四巨變帶來的創傷慢慢修通，使港人不再陷於憂鬱。可是，今日民主運動受打壓而難以推進，舊病難免復發。問題是恐懼究竟是藥方，還是病徵？在悼念中，是強調絕望？還是在每年一度的悼念中，在彼此團結與堅持中讓人看到希望？
「恐中」普及反噬始作俑者
不過，更致命的是，對部分已經認為「民主中國比不民主中國更差」的本土派而言，聚焦六四「恐共的記憶」也不會找到和他們的共同基礎。因為他們「恐」不再是「共」而是「中」。按他們的理論，他們不單不恐共，還是多謝共產黨，因為中共今天還是一種力量令更可怕的「民主中國」不致出現。六四修正主義根本搔不着他們的癢處。
不過，在香港式「恐懼文化」底下，恐懼的政治意味確實難以預知。就例如早幾年「恐中」情緒可以助長右翼本土主義，但最近，關於幾個中大學生認為悼念六四應了結的事件中，筆者在不少網上留言中發現大量指摘那幾位同學為「大陸仔」、「共青團」、「赤化中大先鋒」、「收錢維穩」……的攻擊留言。似乎，「恐中排陸」的情緒真的「普及」到一個程度，對始作俑者反噬了。這又是否「恐懼中的自保求生」一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羅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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