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政府統計處日前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發表《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當中焦點在於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介乎0和1中間，數值愈大，反映住戶收入差距愈大，收入愈不平等）已上升至0.539。數據不僅較2001年的0.525為高，更是自1971年（0.430）有紀錄以來最高。堅尼系數近半世紀以來屢創新高，反映貧富懸殊情况持續加劇及惡化，背後揭示什麼深層次問題？對下月履新的新一屆行政長官及特區領導班子的施政又有何啟示？
經濟增長超高 政策介入不足 基層受惠微小
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經濟不斷增長；然而，在經濟發展的背後，基層勞工明顯未能受惠，社會財富難以從社會上層滲透至下層市民，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勞工均未能全面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九七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由當時至今剛好翻了一番，但最低收入組別的月入只上升了三成。數據足以證明，單以財富滲透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處理貧富懸殊是完全失敗的。
統計數據（見表1）顯示，雖然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本港堅尼系數在2016年為0.473，較2011年的0.475稍為下跌0.002，政府政策介入的效果亦稍微由2011年的0.062增加至2016年的0.066，減幅並不顯著，顯示政府的扶貧政策未能有力縮窄貧富差距。此外，縱使政府政策介入後，堅尼系數仍是在遠高於0.4的警戒線的高水平，情况令人憂慮。
低收入組群職業收入增幅無助改善生活
若以全港職業收入十等分組別作分析（以固定價格計算），雖然第一個十等分組別（即職業收入最低的10%工作人口）近10年累計增長最為顯著，增幅達28%，第二個十等分組別的增長亦有20%；反而第九及第十個十等分組別的增長則分別為8%及10%，看似基層收入「跑贏富人」；惟只要細看，不難發現低收入組群在職業收入實質增加金額均遠低於高收入組（例如：第一組別收入過去10年僅增加1150元，第十組別則增加6440元，見表2），對改善生活狀况並無幫助。此外，檢視過去10年按十等分組別工作人口劃分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百分比分佈，亦會發現2006至2016年最低收入的兩個十等分組別，收入持續佔全港僅4.9%至5.5%，最高收入的兩個組別則持續處於53.6%至55.3%的極高水平（見表3）。這反映低收入組群在社會整體財富增長中所佔比例持續低微，再次顯明本港貧富懸殊持續的情况。
欠經濟政策針對改善行業待遇
本港產業傾斜於金融服務及房地產等行業，當局又缺乏針對性的經濟政策發展特定行業，導致個別行業僱員薪酬待遇（例如：製造、零售及運輸行業等）難有大幅提升。再者，勞動市場過去多年出現職位零散化、短期化和合約化等現象，均令勞工難以透過累積工作經驗增加收入；就是以往被視為最安穩的公務員職位，不少已相繼外判。看看街上每天汗流浹背的清潔工、通宵達旦當值的保安員，均是政府部門低薪外判的合約工，社會經濟如何發展增長，似乎也沒有他們分享的份兒。
現屆政府着力扶貧，自2012年起再次成立扶貧委員會，並訂立官方貧窮線及推出多項扶貧措施。然而貧富差距至今仍處於最高水平，顯示特區政府扶貧力度不足，亦缺乏縮窄貧富差距的具體目標來指導扶貧工作。
強化財富再分配功能 首要增強房屋福利
在財富再分配機制方面，公共房屋一直擔當極重要福利轉移的角色。現時仍有近20萬名市民蝸居租金昂貴、面積狹小的不適切居所（例如：劏房、板間房、牀位、天台屋等），公屋輪候冊上有27萬多宗輪候公屋個案，當中涉及近50萬人，大幅增建公屋刻不容緩。租住私樓的輪候冊人士，每月租金動輒佔收入三至四成，政府應盡快引入租金津貼及租務管制等措施，協助仍未上樓的基層市民，應付沉重住屋開支。此外，自去年推行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成效亦不彰，對於扶助低收入家庭力度有限，當局應進一步放寬各項申請資格，長遠更應考慮推行負稅率制度，直接主動補助收入低於每月認可生活水平的家庭，更全面支援低收入的貧窮住戶。當局亦更應盡快檢討稅制、提升企業利得稅，讓富人更多地回饋社會，拉近貧富差距。
建新施政範式 經濟發展以惠及各階層為本
此外，政府更要確保政策介入前，住戶收入獲得相應提升。政府應着力改善勞動市場的工作待遇，包括檢討最低工資制度、重訂計算方法及金額。作為全港最大僱主，政府更應帶頭取消外判制度，將外判工作恢復為固定公務員職位等。
半世紀的貧富懸殊，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必然影響特區政府今後的管治及施政。新一屆政府務必棄掉積習數十年的以經濟發展達至脫貧的舊思維，並建立新施政範式，強調經濟發展必須惠及社會各階層的施政之本，同時制訂更全面扶貧政策與滅貧指標，以期在未來5年開始扭轉半世紀以來貧富兩極的局面。
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何喜華]
經濟增長超高 政策介入不足 基層受惠微小
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經濟不斷增長；然而，在經濟發展的背後，基層勞工明顯未能受惠，社會財富難以從社會上層滲透至下層市民，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勞工均未能全面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九七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由當時至今剛好翻了一番，但最低收入組別的月入只上升了三成。數據足以證明，單以財富滲透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處理貧富懸殊是完全失敗的。
統計數據（見表1）顯示，雖然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本港堅尼系數在2016年為0.473，較2011年的0.475稍為下跌0.002，政府政策介入的效果亦稍微由2011年的0.062增加至2016年的0.066，減幅並不顯著，顯示政府的扶貧政策未能有力縮窄貧富差距。此外，縱使政府政策介入後，堅尼系數仍是在遠高於0.4的警戒線的高水平，情况令人憂慮。
低收入組群職業收入增幅無助改善生活
若以全港職業收入十等分組別作分析（以固定價格計算），雖然第一個十等分組別（即職業收入最低的10%工作人口）近10年累計增長最為顯著，增幅達28%，第二個十等分組別的增長亦有20%；反而第九及第十個十等分組別的增長則分別為8%及10%，看似基層收入「跑贏富人」；惟只要細看，不難發現低收入組群在職業收入實質增加金額均遠低於高收入組（例如：第一組別收入過去10年僅增加1150元，第十組別則增加6440元，見表2），對改善生活狀况並無幫助。此外，檢視過去10年按十等分組別工作人口劃分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百分比分佈，亦會發現2006至2016年最低收入的兩個十等分組別，收入持續佔全港僅4.9%至5.5%，最高收入的兩個組別則持續處於53.6%至55.3%的極高水平（見表3）。這反映低收入組群在社會整體財富增長中所佔比例持續低微，再次顯明本港貧富懸殊持續的情况。
欠經濟政策針對改善行業待遇
本港產業傾斜於金融服務及房地產等行業，當局又缺乏針對性的經濟政策發展特定行業，導致個別行業僱員薪酬待遇（例如：製造、零售及運輸行業等）難有大幅提升。再者，勞動市場過去多年出現職位零散化、短期化和合約化等現象，均令勞工難以透過累積工作經驗增加收入；就是以往被視為最安穩的公務員職位，不少已相繼外判。看看街上每天汗流浹背的清潔工、通宵達旦當值的保安員，均是政府部門低薪外判的合約工，社會經濟如何發展增長，似乎也沒有他們分享的份兒。
現屆政府着力扶貧，自2012年起再次成立扶貧委員會，並訂立官方貧窮線及推出多項扶貧措施。然而貧富差距至今仍處於最高水平，顯示特區政府扶貧力度不足，亦缺乏縮窄貧富差距的具體目標來指導扶貧工作。
強化財富再分配功能 首要增強房屋福利
在財富再分配機制方面，公共房屋一直擔當極重要福利轉移的角色。現時仍有近20萬名市民蝸居租金昂貴、面積狹小的不適切居所（例如：劏房、板間房、牀位、天台屋等），公屋輪候冊上有27萬多宗輪候公屋個案，當中涉及近50萬人，大幅增建公屋刻不容緩。租住私樓的輪候冊人士，每月租金動輒佔收入三至四成，政府應盡快引入租金津貼及租務管制等措施，協助仍未上樓的基層市民，應付沉重住屋開支。此外，自去年推行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成效亦不彰，對於扶助低收入家庭力度有限，當局應進一步放寬各項申請資格，長遠更應考慮推行負稅率制度，直接主動補助收入低於每月認可生活水平的家庭，更全面支援低收入的貧窮住戶。當局亦更應盡快檢討稅制、提升企業利得稅，讓富人更多地回饋社會，拉近貧富差距。
建新施政範式 經濟發展以惠及各階層為本
此外，政府更要確保政策介入前，住戶收入獲得相應提升。政府應着力改善勞動市場的工作待遇，包括檢討最低工資制度、重訂計算方法及金額。作為全港最大僱主，政府更應帶頭取消外判制度，將外判工作恢復為固定公務員職位等。
半世紀的貧富懸殊，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必然影響特區政府今後的管治及施政。新一屆政府務必棄掉積習數十年的以經濟發展達至脫貧的舊思維，並建立新施政範式，強調經濟發展必須惠及社會各階層的施政之本，同時制訂更全面扶貧政策與滅貧指標，以期在未來5年開始扭轉半世紀以來貧富兩極的局面。
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何喜華]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