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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連續評述了土耳其與印尼這兩個以穆斯林為人口的大多數、但傳統上（卻未必是當下）嚴守世俗化政治、社會與文化政策的大中型發展中國家的近代進展，其實主要也是要警惕讀者們以至當政者，應少搞從意識形態的分歧而衍生出來的霸權或對抗，多幹點着重發展與妥善分享的實事，如此一個社會方能展翅騰飛、長治久安。所謂「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還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而就在上周，當香港各界都還在關注候任特首的領導班子人選時，本報卻報道了一則我大膽地說是印證了我這兩年來在本欄多次疾呼應早日關注與坦然應對的大事，即本港的貧富懸殊現象業已演變成近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程度。如經過政府的各種優惠與援助措施的「調整」後，這貧富指數當然有所下降，但無論如何，這些措施雖然很有必要，只能被當作是杯水車薪、「有好過沒」的暫時對策，而且即便港府擁有豐厚的儲備金，但總不能一味「坐吃山空」地依靠消耗庫存來勉強把日益高升的絕對貧富懸殊指數拉低一點吧？所以本周暫時「離開」印尼，「回到」本港來探討一下可能更為基本的拉近貧富鴻溝的幾個要點，大膽地向行將就任的本港新政府提出一些建議。
首先，我們要把香港貧富懸殊創歷史新高這現象放在全世界、但特別是在東亞裏類似現象層出不窮的大環境裏來檢視；香港因其經濟量相比於其人口與資源的比例極為龐大，會令人產生這貧富不均現象尤為顯著的印象。攤開來說，東亞的經濟體大多是以商本位（business-oriented，與通過經濟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又不盡相同）掛帥的，主要即統治當局的政策考量是以便利大商家逐利為基礎，以便大商家得以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與就業機會，從而得以讓社會大眾也分享到這些利益。但在商言商，這些大商家當然希望得以造就彼等各自或共同的利益最大化，如彼等的財富可能的確創造了不少，但卻未必需要大幅度的與社會分享，至多九牛一毛地捐個圖書館給著名大學或蓋個教學樓給偏遠希望工程學校等，也算盡了社會責任了。彼等寧可留下大筆遺產來讓幾乎每周皆有報道的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甚或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反目成仇上演一部部的當代豪門恩怨，也不肯如世界首二大富豪比爾蓋茨與華倫巴菲特般進行「裸捐」來推動一些真正對解決困擾了人類社會多年的基本問題的項目。幾年前此兩首富連袂到東亞來「勸捐」，結果不但大致上無功而返，還引來個別本區域富豪的冷言嘲諷。對這一點，我一點也不驚訝，只是認為它再度體現了本區域裏對財富集中、「有嘢揸手穩陣」的「執著」。
學一學美國稅率
而要改變這種根深柢固的東亞「理財」理念，以便令到財富得以更為均勻地被應用，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得以完成的重大任務。但有關當局可適當的調整稅務政策，不再強調幾乎劃一的低稅率，因為如此而被「鼓勵」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其效應從根本上就難以被社會上大多數人所感受到，那又有什麼意義呢？反之，當局可仿效許多主要是西方的經濟體，適量地讓稅率有更大的波動幅度，以讓收入中低者無論是「中到」的稅率或實質應繳的稅款都相應的中低，而高收入者則會「掉進」相距更高的稅率格子裏，也實質的繳納更多的稅款。我並不主張本港模仿如北歐或澳洲般的中產階級即以稅率過半的「福利國」（welfare state）經濟體，更不應如之前法國社會主義政府般對富豪們施以可謂懲罰性（punitive，幾乎等於沒收！）的稅率（結果導致許多當地富豪紛紛放棄國籍而移居他國），但學一學美國這介於商本位與福利國之間的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稅率總可以吧？如此做的目的，一是在大商家們還在運作時就得以達到一個較具實質與公平意義的社會財富分配；二是希望世代之間的財富傳承與社會公益（如上述的裸捐等）也能達到一個更佳的平衡。
上面提到商本位政策的另一個假設，是大商家在便利彼等運營的前提下也得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設想的出發點當然極為高尚，但實施起來時卻浮現了至少兩個盲點。其一是其實在好一些東亞經濟體裏，真正提供各自社會上大多數就業機會的，反而是中小企業而非大商家。其二是即便就業機會是被創造出來了，但這些工作的報酬卻也未必都是高上的。就這後一點上，本港當下的主要經濟領域着重在金融服務與房地產開發，所以這些行業的高層「打工皇帝」十分搶手；彼等得以享有高於社會上平均收入的數十至數百倍不等的高薪收入，實也不足為奇。但同樣可預見的結果，就是社會上貧富懸殊的加深了。
本港當局的經濟政策有必要邁向鼓勵經濟領域更為多元化的方向，一方面確保經濟風暴再次來襲時，本地不至於因為就那一兩個支柱經濟領域的疲弱而導致經濟整體的不景；另一方面也是讓更多具有各方面才華的民眾，不至於因為未能得以在一兩個狹窄的行業裏擠破了頭也未能出類拔萃，而被迫學非所用地「屈就」在低薪的困境裏，如報道裏所形容般薪金的增長也極為緩慢。
無謂追求高增值高科技研發
當局的教育政策也應把重心從追求所謂的高增值的高科技研發（世界更具有豐富資源與更先進的經濟體已如是做了，毋須與彼等鬥拋資源進那些回報周期經年的無底深淵）或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塑造，更「接地氣」地轉而投放在大力發展技職教育上，以讓人人都能學到一門官方或專業認可的手藝來謀生。當然，一隻手掌拍不響，不能只是當局一味的灌輸，民眾本身毅然卸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理念，而踏實地意識到不是每個人皆有興趣學習與從事所謂最賺錢、「最有保障」的行業，把屠夫、水喉師傅等工匠的社會地位與應享待遇逐漸提升到如歐美澳洲等地的程度，也很重要。孩子不喜歡念書不打緊，就讓他學門手藝吧。如此才是一個健康與均勻的社會。
至於中小企業呢，不求當局有些什麼特別獎掖措施，其實對彼等來說，只要得以在許多行業實質上皆已被眾大商家所壟斷以及本港當下超高的（主要是租金或店價方面）營商成本兩面衝擊的夾縫裏得以求生存活着，就已謝天謝地了。一套如美國般更具有活力（robustness）的反壟斷競爭法必須盡快出爐與實施，而某種程度上的租金漲幅頂限也是應被考慮的時候了。
貧富懸殊舉世舉目皆是，沒有萬靈的仙丹對策得以一勞永逸的解決之，唯有摸着石頭過河，踏實地依照在地的具體條件與困境，多管齊下地嘗試更大幅度地減緩它對整個社會的腐蝕性效應，方是刻不容緩的上策。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而就在上周，當香港各界都還在關注候任特首的領導班子人選時，本報卻報道了一則我大膽地說是印證了我這兩年來在本欄多次疾呼應早日關注與坦然應對的大事，即本港的貧富懸殊現象業已演變成近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程度。如經過政府的各種優惠與援助措施的「調整」後，這貧富指數當然有所下降，但無論如何，這些措施雖然很有必要，只能被當作是杯水車薪、「有好過沒」的暫時對策，而且即便港府擁有豐厚的儲備金，但總不能一味「坐吃山空」地依靠消耗庫存來勉強把日益高升的絕對貧富懸殊指數拉低一點吧？所以本周暫時「離開」印尼，「回到」本港來探討一下可能更為基本的拉近貧富鴻溝的幾個要點，大膽地向行將就任的本港新政府提出一些建議。
首先，我們要把香港貧富懸殊創歷史新高這現象放在全世界、但特別是在東亞裏類似現象層出不窮的大環境裏來檢視；香港因其經濟量相比於其人口與資源的比例極為龐大，會令人產生這貧富不均現象尤為顯著的印象。攤開來說，東亞的經濟體大多是以商本位（business-oriented，與通過經濟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又不盡相同）掛帥的，主要即統治當局的政策考量是以便利大商家逐利為基礎，以便大商家得以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與就業機會，從而得以讓社會大眾也分享到這些利益。但在商言商，這些大商家當然希望得以造就彼等各自或共同的利益最大化，如彼等的財富可能的確創造了不少，但卻未必需要大幅度的與社會分享，至多九牛一毛地捐個圖書館給著名大學或蓋個教學樓給偏遠希望工程學校等，也算盡了社會責任了。彼等寧可留下大筆遺產來讓幾乎每周皆有報道的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甚或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反目成仇上演一部部的當代豪門恩怨，也不肯如世界首二大富豪比爾蓋茨與華倫巴菲特般進行「裸捐」來推動一些真正對解決困擾了人類社會多年的基本問題的項目。幾年前此兩首富連袂到東亞來「勸捐」，結果不但大致上無功而返，還引來個別本區域富豪的冷言嘲諷。對這一點，我一點也不驚訝，只是認為它再度體現了本區域裏對財富集中、「有嘢揸手穩陣」的「執著」。
學一學美國稅率
而要改變這種根深柢固的東亞「理財」理念，以便令到財富得以更為均勻地被應用，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得以完成的重大任務。但有關當局可適當的調整稅務政策，不再強調幾乎劃一的低稅率，因為如此而被「鼓勵」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其效應從根本上就難以被社會上大多數人所感受到，那又有什麼意義呢？反之，當局可仿效許多主要是西方的經濟體，適量地讓稅率有更大的波動幅度，以讓收入中低者無論是「中到」的稅率或實質應繳的稅款都相應的中低，而高收入者則會「掉進」相距更高的稅率格子裏，也實質的繳納更多的稅款。我並不主張本港模仿如北歐或澳洲般的中產階級即以稅率過半的「福利國」（welfare state）經濟體，更不應如之前法國社會主義政府般對富豪們施以可謂懲罰性（punitive，幾乎等於沒收！）的稅率（結果導致許多當地富豪紛紛放棄國籍而移居他國），但學一學美國這介於商本位與福利國之間的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稅率總可以吧？如此做的目的，一是在大商家們還在運作時就得以達到一個較具實質與公平意義的社會財富分配；二是希望世代之間的財富傳承與社會公益（如上述的裸捐等）也能達到一個更佳的平衡。
上面提到商本位政策的另一個假設，是大商家在便利彼等運營的前提下也得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設想的出發點當然極為高尚，但實施起來時卻浮現了至少兩個盲點。其一是其實在好一些東亞經濟體裏，真正提供各自社會上大多數就業機會的，反而是中小企業而非大商家。其二是即便就業機會是被創造出來了，但這些工作的報酬卻也未必都是高上的。就這後一點上，本港當下的主要經濟領域着重在金融服務與房地產開發，所以這些行業的高層「打工皇帝」十分搶手；彼等得以享有高於社會上平均收入的數十至數百倍不等的高薪收入，實也不足為奇。但同樣可預見的結果，就是社會上貧富懸殊的加深了。
本港當局的經濟政策有必要邁向鼓勵經濟領域更為多元化的方向，一方面確保經濟風暴再次來襲時，本地不至於因為就那一兩個支柱經濟領域的疲弱而導致經濟整體的不景；另一方面也是讓更多具有各方面才華的民眾，不至於因為未能得以在一兩個狹窄的行業裏擠破了頭也未能出類拔萃，而被迫學非所用地「屈就」在低薪的困境裏，如報道裏所形容般薪金的增長也極為緩慢。
無謂追求高增值高科技研發
當局的教育政策也應把重心從追求所謂的高增值的高科技研發（世界更具有豐富資源與更先進的經濟體已如是做了，毋須與彼等鬥拋資源進那些回報周期經年的無底深淵）或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塑造，更「接地氣」地轉而投放在大力發展技職教育上，以讓人人都能學到一門官方或專業認可的手藝來謀生。當然，一隻手掌拍不響，不能只是當局一味的灌輸，民眾本身毅然卸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理念，而踏實地意識到不是每個人皆有興趣學習與從事所謂最賺錢、「最有保障」的行業，把屠夫、水喉師傅等工匠的社會地位與應享待遇逐漸提升到如歐美澳洲等地的程度，也很重要。孩子不喜歡念書不打緊，就讓他學門手藝吧。如此才是一個健康與均勻的社會。
至於中小企業呢，不求當局有些什麼特別獎掖措施，其實對彼等來說，只要得以在許多行業實質上皆已被眾大商家所壟斷以及本港當下超高的（主要是租金或店價方面）營商成本兩面衝擊的夾縫裏得以求生存活着，就已謝天謝地了。一套如美國般更具有活力（robustness）的反壟斷競爭法必須盡快出爐與實施，而某種程度上的租金漲幅頂限也是應被考慮的時候了。
貧富懸殊舉世舉目皆是，沒有萬靈的仙丹對策得以一勞永逸的解決之，唯有摸着石頭過河，踏實地依照在地的具體條件與困境，多管齊下地嘗試更大幅度地減緩它對整個社會的腐蝕性效應，方是刻不容緩的上策。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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