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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二十八年前二十三歲,校園記憶鮮活,五月十九日李鵬北京頒下戒嚴令一刻,邢福增在研究院宿舍電視機旁與一班同學設法回應血液裏的躁動,凌晨時分他們跟隨人龍步行到大埔道上截車,同樣憤怒的的士司機分文不收將他送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颱風布倫達伴隨下,唱下人生中的第一次國歌。
「橫風橫雨,記得背囊入面的東西全都濕了,其中一樣一直保存到現在。」袖珍本《聖經》的紅色燙邊在雨水中化掉,內頁渲出一瓣瓣紅,是雨像淚更似血,「忘不了的年月也不會蠶食」,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信仰和時代的結合。
從此「六四」兩個字成了心頭上隱隱作痛的一塊肉,是邢福增一代人的人生上半場。
大中華父親 面對時代考驗
二十八年後五十一歲,積存下來的憤怒像六四晚會每年的出席人數,沉澱有時,掀動有時,近年看到的是波瀾不起。
從前隔年會有人說上一兩句難聽又難懂的話,今天別有用心的人寧願省卻演丑角的力氣,反正有人搶着說事不關己:「明嘅明嘅,因為,好自然。」抱着半輩子大中華身分,要再思「中國乎?本土兮?」,人生下半部儼如一場中年危機。
「特別六四之後,教會在每年六月第一個星期增設『中國主日』,平日也會有一些中國專題講座,有時會講到關心中國教會,也會特意問一下在座人士的年紀分佈,結果發現最後生的也是起碼三四十歲。」
二○○九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曾蔭權在立法會上說要代表港人心聲,肯定國家在六四後的經濟成就,當時一名中一生把握機會,趁曾蔭權參觀學校時喊了一句「平反六四」;懵懂少年後來長大,經歷了自由行、搶奶粉噩夢,鍾情的茶餐廳小店換成了金舖藥房,心態有點不一樣;每天由中大的家搭港鐵到沙田上學,偶然會在車廂上拍下內地人的不文明行為,放上臉書搭一兩句冷嘲熱諷,一次給邢福增這位大中華父親看見:「那時他每天回到家時便……(笑),成個樣是……(笑),據他說火車上十分恐怖,迫到爆晒,又不守秩序,差不多他那種所謂本土意識,便是在火車上煉出來的。」
「無可避免的,當下香港年輕的一代,用今天的講法,是『天然獨』來嘛。」今天兒子身在外國,二十一歲少年人如何再看六四,不得而知,在香港的父親卻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身分認同正在經歷時代最迫切的考驗。
應當如何 再言說「中國」……
「兩年前,強烈地感受到自己不知可以如何再言說『中國』,甚至一度萌生念頭,很想很想宣布不再接受『中國主日』的邀請了……坦白說,中國於我,跟昔日的『中國』相比,確是愈走愈遠……」今天已是中大崇基神學院院長的他在去年出版的《中國乎?本土兮!身分認同的十字架》的序中自白:「今天的我,如何面對中國?」
作為基督徒,他回溯香港教會的前世今生。由一八○七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遠涉重洋來到廣州開始出現的華南教會體制,不過視香港為歐美教會進入中國的後勤基地或踏腳石,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被割裂的香港教會反而因此得着意義,成為了共產政權之下保存「中國」教會的根據地。
目睹內地政治動盪對中國社會及教會的衝擊,出於對「苦難祖國」、「受苦教會」的承擔,香港基督教一直扮演着守望中國的角色。既是血濃於水,又是同氣連枝,關懷中國為不少信徒賦予某程度上的屬靈意義:「正如當初提到『民主回歸論』,覺得香港要回歸中國,選擇留低的,自然要為自己賦予意義,那我們也有一種想法,希望用香港或香港教會有的優點去幫助內地教會。」
再思身分 中華不再「大」
受九七回歸影響,九十年代的香港教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這一股「熱」卻弔詭地在後九七時代迅速下滑冷卻:「以前覺得是,第一個諗法是有錢,返內地投資,比如八十年代去到農村,見到間教會好破舊,幾萬蚊已經可以幫到間教會執好,九七後開始諗,無錯,去到山區香港人的錢還很好用,但整體上中國經濟愈來愈好時,香港教會對中國的作用是不是停留在物資上呢?如果是的話,那中國經濟一路好時,我們便會失去作用,那時便開始思考,到底香港教會對於中國教會還有什麼作用?」
他反覆思量,引台灣學者吳介民的講法,指今天面對中國的情緒呈現了兩種極端,要不毫無批判性的擁抱中國,要不無差別的批判中國,思忖在二者當中,是否有建立一套植根本土,卻又直面中國的第三種想像:「今天你問我,我估我一定不會答我是中國人,我一定是香港人,但這個香港人不可能去排斥,或始終要面對中國;如果用民調中的分類,我會叫自己『中國的香港人』,歸類自己為有本土意識的中華,但不叫『大』了。」
也許當中沒有什麼大道理,一切不過是選擇。寫書起的副題「身分認同的十字架」是夫子自道:「基督教的說法叫『背起十字架』,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你可以話十字架是一個責任,一個使命,所以你選擇哪一個身分,也要像背負十字架般去承受一些苦難和一些代價。」所以當中共要拆下內地教會的十字架,他沒有迴避,走入風暴之中,發聲明,辦聯署,去年走入中聯辦,不抱期望地盡責任將要說的話都說了,寫下後記:「在這個很『中國』的地方,窺見了『中國』的國度,聽到很『中國』的聲音,不過,我想起的,內心記掛及禱告的,卻是中國土地上許多有名無名受壓迫的個體,聽到的,仍是各地有聲無聲的吶喊。」
集中營倖存者:遺忘 如二度殘殺
今天有人主張為悼念六四畫上句號,甚至認為六四跟香港自主與本土經驗沒有關係,選擇旁觀鄰國的「苦難」,邢福增翻開聖經,記得《舊約》希伯來的傳統中,以色列民族曾經歷滅亡、被擄,在漫長的創傷中,他們選擇不去忘記,守護記憶:「無論在巴比倫好,在波斯好,或後來在羅馬政權好,他們要去守護的身分和信仰,聖經中的經驗,畀到我們一個好大的支持和力量,如何不被同化,在外來帝國的統治下,堅持自己的身分。」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Elie Wiesel)在其納粹集中營的回憶錄《夜》中,形容集中營的經驗是「在歷史裏、在人類良知面前,浩大而恐怖的瘋狂本質」。作為倖存者,他撰寫回憶錄的目的,是因為自己活下來了:「既然活下來,我就該為我的存活賦予某些意義。」即使經歷過慘劇的人隨年月離開,維瑟爾堅持分享即將消失的記憶:「對於選擇見證的存活者而言,顯然的,他有責任去為死者也為活者做見證;他沒有權利不讓未來世代了解過往,那段屬於我們集體記憶的過往。遺忘不僅危險,也構成了侵犯;遺忘死者,猶如第二度殘殺他們。」
彰顯公義 由守護真相開始
「六四這件事,說的是背後的政權,這個政權在廿多年來對中國對香港,繼續做一些傷害的事情,這傷口在我們香港人身上也有的,要繼續令到更多人知道,在這意義上,我們是受同一個政權迫害的人。」他說,香港人是六四的倖存者——不僅是經歷六四的一代,還包括後六四一代,因為我們都在不同程度,活在這個強權之下,受其宰制與奴役,而倖存者的責任就是為活着賦予意義。因為六四的痛,跟香港在回歸二十年來持續經歷的痛,是一脈相承:「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說:『過去從未死去。它甚至尚未過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六四是香港人面對中國的傷痛,也是植根本土在地的創傷。這是香港社會創傷的『痛史』,是屬於不同世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他念茲在茲的年前到台灣參觀二二八紀念館聽到的一個故事。二二八事件中,其中一名受害者被特務押走之際,他的太太正在廚房煮魷魚粥;後來丈夫一去不回,太太仍年復年在同一天煮同一碗魷魚粥,祈禱丈夫歸來,一直到六十一年後以一百零一歲高齡辭世,魷魚粥的傳統由媳婦繼續至今,在事件獲得平反的今天,成為了民間團體舉辦二二八追思活動時的「行禮如儀」。
「如果連呢樣嘢都無埋,就無嘢可以打了。」
「台灣的二二八也是過了幾十年,才隨着後來民主化,有所謂轉型正義。」今天有人批評晚會「平反六四」立場,認為變相承認中共的合法管治,但真相與公義的彰顯,並不是等待威權走向民主化才能發生,而是由在強權下仍然堅持記憶,守護真相開始:「對於中國來說當然仍然好漫長,正正是漫長,才更加要去守衛記憶,否則將來再沒有人覺得重要。」
「我估上面的做法也是想這樣,拖到你班天安門母親死晒……」他今年也51歲,面對「天然獨」的下一代,可有信心將承載共同記憶的棒交下去?「唔知,真係唔知。」
「但我估這一場所謂歷史同記憶的戰爭,我們只能繼續打落去,如果連呢樣嘢都無埋,就無嘢可以打了。」
文﹕梁仲禮
圖﹕曾憲宗、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橫風橫雨,記得背囊入面的東西全都濕了,其中一樣一直保存到現在。」袖珍本《聖經》的紅色燙邊在雨水中化掉,內頁渲出一瓣瓣紅,是雨像淚更似血,「忘不了的年月也不會蠶食」,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信仰和時代的結合。
從此「六四」兩個字成了心頭上隱隱作痛的一塊肉,是邢福增一代人的人生上半場。
大中華父親 面對時代考驗
二十八年後五十一歲,積存下來的憤怒像六四晚會每年的出席人數,沉澱有時,掀動有時,近年看到的是波瀾不起。
從前隔年會有人說上一兩句難聽又難懂的話,今天別有用心的人寧願省卻演丑角的力氣,反正有人搶着說事不關己:「明嘅明嘅,因為,好自然。」抱着半輩子大中華身分,要再思「中國乎?本土兮?」,人生下半部儼如一場中年危機。
「特別六四之後,教會在每年六月第一個星期增設『中國主日』,平日也會有一些中國專題講座,有時會講到關心中國教會,也會特意問一下在座人士的年紀分佈,結果發現最後生的也是起碼三四十歲。」
二○○九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曾蔭權在立法會上說要代表港人心聲,肯定國家在六四後的經濟成就,當時一名中一生把握機會,趁曾蔭權參觀學校時喊了一句「平反六四」;懵懂少年後來長大,經歷了自由行、搶奶粉噩夢,鍾情的茶餐廳小店換成了金舖藥房,心態有點不一樣;每天由中大的家搭港鐵到沙田上學,偶然會在車廂上拍下內地人的不文明行為,放上臉書搭一兩句冷嘲熱諷,一次給邢福增這位大中華父親看見:「那時他每天回到家時便……(笑),成個樣是……(笑),據他說火車上十分恐怖,迫到爆晒,又不守秩序,差不多他那種所謂本土意識,便是在火車上煉出來的。」
「無可避免的,當下香港年輕的一代,用今天的講法,是『天然獨』來嘛。」今天兒子身在外國,二十一歲少年人如何再看六四,不得而知,在香港的父親卻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身分認同正在經歷時代最迫切的考驗。
應當如何 再言說「中國」……
「兩年前,強烈地感受到自己不知可以如何再言說『中國』,甚至一度萌生念頭,很想很想宣布不再接受『中國主日』的邀請了……坦白說,中國於我,跟昔日的『中國』相比,確是愈走愈遠……」今天已是中大崇基神學院院長的他在去年出版的《中國乎?本土兮!身分認同的十字架》的序中自白:「今天的我,如何面對中國?」
作為基督徒,他回溯香港教會的前世今生。由一八○七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遠涉重洋來到廣州開始出現的華南教會體制,不過視香港為歐美教會進入中國的後勤基地或踏腳石,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被割裂的香港教會反而因此得着意義,成為了共產政權之下保存「中國」教會的根據地。
目睹內地政治動盪對中國社會及教會的衝擊,出於對「苦難祖國」、「受苦教會」的承擔,香港基督教一直扮演着守望中國的角色。既是血濃於水,又是同氣連枝,關懷中國為不少信徒賦予某程度上的屬靈意義:「正如當初提到『民主回歸論』,覺得香港要回歸中國,選擇留低的,自然要為自己賦予意義,那我們也有一種想法,希望用香港或香港教會有的優點去幫助內地教會。」
再思身分 中華不再「大」
受九七回歸影響,九十年代的香港教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這一股「熱」卻弔詭地在後九七時代迅速下滑冷卻:「以前覺得是,第一個諗法是有錢,返內地投資,比如八十年代去到農村,見到間教會好破舊,幾萬蚊已經可以幫到間教會執好,九七後開始諗,無錯,去到山區香港人的錢還很好用,但整體上中國經濟愈來愈好時,香港教會對中國的作用是不是停留在物資上呢?如果是的話,那中國經濟一路好時,我們便會失去作用,那時便開始思考,到底香港教會對於中國教會還有什麼作用?」
他反覆思量,引台灣學者吳介民的講法,指今天面對中國的情緒呈現了兩種極端,要不毫無批判性的擁抱中國,要不無差別的批判中國,思忖在二者當中,是否有建立一套植根本土,卻又直面中國的第三種想像:「今天你問我,我估我一定不會答我是中國人,我一定是香港人,但這個香港人不可能去排斥,或始終要面對中國;如果用民調中的分類,我會叫自己『中國的香港人』,歸類自己為有本土意識的中華,但不叫『大』了。」
也許當中沒有什麼大道理,一切不過是選擇。寫書起的副題「身分認同的十字架」是夫子自道:「基督教的說法叫『背起十字架』,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你可以話十字架是一個責任,一個使命,所以你選擇哪一個身分,也要像背負十字架般去承受一些苦難和一些代價。」所以當中共要拆下內地教會的十字架,他沒有迴避,走入風暴之中,發聲明,辦聯署,去年走入中聯辦,不抱期望地盡責任將要說的話都說了,寫下後記:「在這個很『中國』的地方,窺見了『中國』的國度,聽到很『中國』的聲音,不過,我想起的,內心記掛及禱告的,卻是中國土地上許多有名無名受壓迫的個體,聽到的,仍是各地有聲無聲的吶喊。」
集中營倖存者:遺忘 如二度殘殺
今天有人主張為悼念六四畫上句號,甚至認為六四跟香港自主與本土經驗沒有關係,選擇旁觀鄰國的「苦難」,邢福增翻開聖經,記得《舊約》希伯來的傳統中,以色列民族曾經歷滅亡、被擄,在漫長的創傷中,他們選擇不去忘記,守護記憶:「無論在巴比倫好,在波斯好,或後來在羅馬政權好,他們要去守護的身分和信仰,聖經中的經驗,畀到我們一個好大的支持和力量,如何不被同化,在外來帝國的統治下,堅持自己的身分。」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Elie Wiesel)在其納粹集中營的回憶錄《夜》中,形容集中營的經驗是「在歷史裏、在人類良知面前,浩大而恐怖的瘋狂本質」。作為倖存者,他撰寫回憶錄的目的,是因為自己活下來了:「既然活下來,我就該為我的存活賦予某些意義。」即使經歷過慘劇的人隨年月離開,維瑟爾堅持分享即將消失的記憶:「對於選擇見證的存活者而言,顯然的,他有責任去為死者也為活者做見證;他沒有權利不讓未來世代了解過往,那段屬於我們集體記憶的過往。遺忘不僅危險,也構成了侵犯;遺忘死者,猶如第二度殘殺他們。」
彰顯公義 由守護真相開始
「六四這件事,說的是背後的政權,這個政權在廿多年來對中國對香港,繼續做一些傷害的事情,這傷口在我們香港人身上也有的,要繼續令到更多人知道,在這意義上,我們是受同一個政權迫害的人。」他說,香港人是六四的倖存者——不僅是經歷六四的一代,還包括後六四一代,因為我們都在不同程度,活在這個強權之下,受其宰制與奴役,而倖存者的責任就是為活着賦予意義。因為六四的痛,跟香港在回歸二十年來持續經歷的痛,是一脈相承:「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說:『過去從未死去。它甚至尚未過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六四是香港人面對中國的傷痛,也是植根本土在地的創傷。這是香港社會創傷的『痛史』,是屬於不同世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他念茲在茲的年前到台灣參觀二二八紀念館聽到的一個故事。二二八事件中,其中一名受害者被特務押走之際,他的太太正在廚房煮魷魚粥;後來丈夫一去不回,太太仍年復年在同一天煮同一碗魷魚粥,祈禱丈夫歸來,一直到六十一年後以一百零一歲高齡辭世,魷魚粥的傳統由媳婦繼續至今,在事件獲得平反的今天,成為了民間團體舉辦二二八追思活動時的「行禮如儀」。
「如果連呢樣嘢都無埋,就無嘢可以打了。」
「台灣的二二八也是過了幾十年,才隨着後來民主化,有所謂轉型正義。」今天有人批評晚會「平反六四」立場,認為變相承認中共的合法管治,但真相與公義的彰顯,並不是等待威權走向民主化才能發生,而是由在強權下仍然堅持記憶,守護真相開始:「對於中國來說當然仍然好漫長,正正是漫長,才更加要去守衛記憶,否則將來再沒有人覺得重要。」
「我估上面的做法也是想這樣,拖到你班天安門母親死晒……」他今年也51歲,面對「天然獨」的下一代,可有信心將承載共同記憶的棒交下去?「唔知,真係唔知。」
「但我估這一場所謂歷史同記憶的戰爭,我們只能繼續打落去,如果連呢樣嘢都無埋,就無嘢可以打了。」
文﹕梁仲禮
圖﹕曾憲宗、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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