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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關於生死與夢想，最近流行的話題是電影《29＋1》和曾燕紅老師登上珠峰的事。
《29＋1》講述一個30歲的女子林若君（周秀娜飾），因着家庭、事業、戀愛的問題迷失，直至偶然翻看同齡女子黃天樂（鄭欣宜飾）的日記，看到罹患絕症的她卻及時行樂追尋夢想，方才豁然開朗，重拾生活的自信。
而在最近，教師曾燕紅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兌現自己7年前對學生的許諾，亦藉此鼓勵學生勇於追尋夢想。但坊間，特別是教育界人士，有很多批評指，她以高危的運動鼓勵學生並不恰當，會令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有樣學樣。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但生死教育的格言卻是「未知死，焉知生」，意思是未能明白死亡的現實，是不能真正了解生命的意義。筆者斗膽說，曾燕紅老師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登峰的風險，也比任何人更珍惜生命，亦因如此她花了7年時間作資料蒐集、鍛煉體能、配置裝備，為登山旅程作最佳準備。生命在大自然和死神面前很脆弱，一陣風、一塊小碎石，足以讓登山者墮崖身亡；但生命同時可以很堅強，只要謙卑地正視危險，善用生命的禮物（包括知識、時間、毅力、他人的關懷等等），卻可以創造奇蹟、實現夢想。
主流傳媒需要賣點催谷銷量，必定將焦點放於曾老師登峰的風光，或一兩句金句之上。但教育工作者在詮釋此事時，又是否被主流傳媒牽着鼻子走，而將曾老師登峰的行為簡化為類似8號風球去海灘滑浪的「玩命活動」？為什麼我們又不能作這樣的詮釋：曾老師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說明「追尋夢想是荊棘滿途的，除了勇氣和意志之外，還需要耐心地、按部就班地做足準備」？這不是比告訴年輕人「曾老師這樣做很危險，會危及性命，如果中途死了會令家人很傷心」來得積極和「貼地」？
死亡在東方社會是個禁忌，加上香港社會太平，人口長壽，年輕人對死亡經驗往往很陌生。因此，在主流社會眼中，用一種可能會死亡的方法來鼓勵學生，是離經叛道的。但是，我們的學校花了多少時間去教育學生死亡的意義、死亡與生命之間的辯證關係？曾老師的做法或者太極端，但不能否認和忽視的是，她這樣做背後對生死的思考，是非常認真的。今天學童自殺率高企，又是否我們的教育太少讓學生了解死亡，而令他們輕易尋死？
筆者沒有做過正式的統計，無法得知多少青少年會效法曾老師做高危活動挑戰自己；但我斗膽判斷，缺乏人生目標、迷失自我的青少年，遠遠多於會冒險玩命的。隨機抽幾個學生問，能清晰答出「我是誰？」、「學習為了什麼？」和「人生有什麼目標？」的，又有幾多個？倒是有很多年輕人會說：「沒了手機就沒了生命！」
追尋夢想在香港是何等卑賤？
《29＋1》裏，黃天樂慨嘆，學校從來沒有教過我們什麼是夢想。在這個教育制度之下，學生除了乖乖地交齊功課、考好試、遵守校規之外，能夠建立夢想的，有幾多個？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你又記得多少鼓勵我們追夢的良師？
香港很奇怪，背負數百萬元房債的人滿街都是，豪借幾十萬元搞婚宴的也時有所聞，但借錢去登山、挑戰自我的人，卻被視為「教壞細路」。究竟追尋夢想、自我實現在香港是何等的卑賤？在現實世界裏，我們又會看到如電影中營營役役的林若君和勇敢追夢的黃天樂在同一片天地裏相遇嗎？
教導青少年認清危險、學會對死神謙卑、腳踏實地走人生路，是我們長輩的責任。但我們亦需緊記，啟發青少年敢於追夢，亦是我們的責任——因為，一個城市的青少年要是沒有了夢想，那個城市就沒有未來！
作者是中學教職員
[伍嘉豪]
《29＋1》講述一個30歲的女子林若君（周秀娜飾），因着家庭、事業、戀愛的問題迷失，直至偶然翻看同齡女子黃天樂（鄭欣宜飾）的日記，看到罹患絕症的她卻及時行樂追尋夢想，方才豁然開朗，重拾生活的自信。
而在最近，教師曾燕紅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兌現自己7年前對學生的許諾，亦藉此鼓勵學生勇於追尋夢想。但坊間，特別是教育界人士，有很多批評指，她以高危的運動鼓勵學生並不恰當，會令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有樣學樣。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但生死教育的格言卻是「未知死，焉知生」，意思是未能明白死亡的現實，是不能真正了解生命的意義。筆者斗膽說，曾燕紅老師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登峰的風險，也比任何人更珍惜生命，亦因如此她花了7年時間作資料蒐集、鍛煉體能、配置裝備，為登山旅程作最佳準備。生命在大自然和死神面前很脆弱，一陣風、一塊小碎石，足以讓登山者墮崖身亡；但生命同時可以很堅強，只要謙卑地正視危險，善用生命的禮物（包括知識、時間、毅力、他人的關懷等等），卻可以創造奇蹟、實現夢想。
主流傳媒需要賣點催谷銷量，必定將焦點放於曾老師登峰的風光，或一兩句金句之上。但教育工作者在詮釋此事時，又是否被主流傳媒牽着鼻子走，而將曾老師登峰的行為簡化為類似8號風球去海灘滑浪的「玩命活動」？為什麼我們又不能作這樣的詮釋：曾老師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說明「追尋夢想是荊棘滿途的，除了勇氣和意志之外，還需要耐心地、按部就班地做足準備」？這不是比告訴年輕人「曾老師這樣做很危險，會危及性命，如果中途死了會令家人很傷心」來得積極和「貼地」？
死亡在東方社會是個禁忌，加上香港社會太平，人口長壽，年輕人對死亡經驗往往很陌生。因此，在主流社會眼中，用一種可能會死亡的方法來鼓勵學生，是離經叛道的。但是，我們的學校花了多少時間去教育學生死亡的意義、死亡與生命之間的辯證關係？曾老師的做法或者太極端，但不能否認和忽視的是，她這樣做背後對生死的思考，是非常認真的。今天學童自殺率高企，又是否我們的教育太少讓學生了解死亡，而令他們輕易尋死？
筆者沒有做過正式的統計，無法得知多少青少年會效法曾老師做高危活動挑戰自己；但我斗膽判斷，缺乏人生目標、迷失自我的青少年，遠遠多於會冒險玩命的。隨機抽幾個學生問，能清晰答出「我是誰？」、「學習為了什麼？」和「人生有什麼目標？」的，又有幾多個？倒是有很多年輕人會說：「沒了手機就沒了生命！」
追尋夢想在香港是何等卑賤？
《29＋1》裏，黃天樂慨嘆，學校從來沒有教過我們什麼是夢想。在這個教育制度之下，學生除了乖乖地交齊功課、考好試、遵守校規之外，能夠建立夢想的，有幾多個？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你又記得多少鼓勵我們追夢的良師？
香港很奇怪，背負數百萬元房債的人滿街都是，豪借幾十萬元搞婚宴的也時有所聞，但借錢去登山、挑戰自我的人，卻被視為「教壞細路」。究竟追尋夢想、自我實現在香港是何等的卑賤？在現實世界裏，我們又會看到如電影中營營役役的林若君和勇敢追夢的黃天樂在同一片天地裏相遇嗎？
教導青少年認清危險、學會對死神謙卑、腳踏實地走人生路，是我們長輩的責任。但我們亦需緊記，啟發青少年敢於追夢，亦是我們的責任——因為，一個城市的青少年要是沒有了夢想，那個城市就沒有未來！
作者是中學教職員
[伍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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