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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年來，愈來愈多朋友喜歡閱讀香港歷史，也開始重視檔案研究。出現這種以認真求知態度去了解這個家的過去的潮流，自然是可喜可賀的現象。我不是歷史學家，但大約從10年前開始迷上了歷史檔案，每年都會往英國的國家檔案館走走。近年每到一個地方，假如語言相通，也總會嘗試拜訪當地的檔案館，感受一下當地人民的歷史研究氛圍。所以，也許有一些閱讀檔案的經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翻查歷史檔案的樂趣，在於過程有一點做「偵探」的吸引力：要找出答案、要「重組案情」，便要抽絲剝繭、順藤摸瓜，一步一步小心求證，當中也講求一點經驗和技巧。我們看到的歷史檔案，其實大部分是各個政府部門的文件，或者內部溝通紀錄。我個人經驗，是不管是否民主政體，也很少會出現由領導人一句說話說了算的決策情况。大部分情况，決策都是經過不同部門討論磋商，才會得出結果；同時一般來說，決定也會牽涉多個政府單位。在細閱這些材料時，我們可以看官員個人風格、部門利益以至長官的判斷如何左右決策，這對了解公共行政和現實政治操作，相當有用。
然而，由於決策有多個部門參與，有關檔案如何分類、應存放在哪裏，就難以有一套簡單辦法可以處理。很多時候，文件如何存檔，取決於在這件事情上究竟哪個才是最主導的部門，又或者誰是參與最多的單位。有時候也會因為事件牽涉層面太廣，會把相關文件放到不同的部門檔案分類裏面。
舉例說，六七暴動的相關檔案，按理應大部分放在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的部分，因為香港這個殖民地的管治責任，就是她的職權範圍。但是假如中間涉及到情報工作、英軍角色、香港內部設防部署甚至法律爭議等，有關資料很可能會分別轉移到國防部、內政部以至司法部的檔案裏。研究者的關注，大多數與處理數以億計的文件的檔案工作者的考慮並不一致。後者的檔案分類，也自然不可能與來自世界各地背景不同的用家的研究問題完全脗合。所以，檔案固然有消失的可能，但更多時候，我們無法找到所需的材料，是因為研究者很容易迷失於這個官僚迷陣之中。即使在科技發達數碼化技術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仍然難以期望可以簡單輸入一兩個關鍵詞，便可以輕易找到想要的資料。
閱讀檔案的最基本問題
近年傳媒也開始喜歡引用歷史檔案，常常會用「真相大揭露」、「驚人發現」式標題去報道當中資料。從我僅有的經驗來說，可以從一份文件看到一件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情况，近乎絕無僅有，哪怕你真的有幸找到一份「絕密文件」。「誰人在什麼場景下說了什麼」，也許是閱讀檔案的最基本問題，也是評估一份文件的重要性的入門原則。「英方在暴動期間曾考慮對華動用核武」、「倫敦考慮到在港進行市長直選」等標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但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官的表述，自然與內閣大臣部門首長的意見分量不一樣。究竟這個信息是官員間的「腦震盪」紀錄，還是一個正正式式的官方決定，分別就會很大。又或者就算說話的人官位顯赫，我們也要搞清楚大家究竟是按這個人當年說這些話的身分，還是他在事隔多年後的地位作判斷。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國務院港澳辦前主任魯平的關於六七暴動期間解放軍調動的講話。他說當年他曾聽過軍頭王永勝說要帶兵南下衝過羅湖，解放香港。後來，不少人也以此判斷當年解放軍以至中央對暴動的看法和立場。作為一個部長級官員，魯平的說話自然有其可信性。但1967年時的魯平，應該還是外交系統的一個低級人員，只在外文出版社工作。這種身分，真的有機會接觸到王永勝嗎？他是親身聽過這些軍事調動安排，還是只是道聽塗說？我沒有答案，但卻有這些疑問。所以假如簡單地以一份半份文件，便籠統地說官方曾經有這樣那樣的決定，馬上作出很多結論和聯想，甚至認為「水落石出」、「揭開歷史謎團」，反過來是可以造成更大的認識上的誤差。
太快得出結論的例子多不勝數，但更大的謬誤在於刻意把歷史研究變成一種推動政治主張的手段。近年社會上似乎出現了一種傾向，是以研究殖民地歷史去作為反共的策略，當中不自覺地簡化殖民管治情况，甚至有所美化，以說明回歸後政經秩序如何墮落。
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一種真正尊重歷史的表現。很多時候，我們會看見以偏概全甚至斷章取義的情况出現。最近有一個短評，正好說明這個問題。事緣有位年輕學人，關注楊鐵樑曾於1977年廉警衝突後，有機會出任廉政專員的故事。這位朋友看了部分檔案後，便有一個判斷，認為港英當年放棄了楊鐵樑最終用陸鼎堂接任廉政專員，是殖民地政府尊重司法獨立的表現。但真實的情况卻與這個理解相差甚遠。港英當年最後不用楊鐵樑，其實背後牽涉一連串人事部署考慮。在廉警衝突後，港英早已屬意由原廉政專員姬達出任布政司，而原布政司羅弼時則看中了首席按察司一職。但法律界對羅弼時從行政部門跳到司法機關，早有微言，所以假如再有楊鐵樑這個法官變為官員的事情出現，只會引起更大反感。但如果羅弼時不能順利調職，便沒法騰出布政司位置，姬達也無法升官，港英整個人事部署也會完全被打亂。所以「犧牲」楊鐵樑，減少節外生枝的可能，便變得理所當然、順理成章。說到底這是權術計算，而非單純的對三權分立的尊重。
尊重歷史的應有之道
多看檔案、探索史實，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古今中外，歷史論述經常為當權者所壟斷，「真相」和「史實」的定斷為利益所左右的例子也是屢見不鮮。願意為找出較為接近真相的歷史故事作出努力，始終是值得尊敬的。但書寫歷史，只能基於事實。不管動機如何高尚、出發點怎樣合乎人民利益，也不應以情危理、不能結論先行，這也是真正尊重歷史的應有之道。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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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葉健民]
翻查歷史檔案的樂趣，在於過程有一點做「偵探」的吸引力：要找出答案、要「重組案情」，便要抽絲剝繭、順藤摸瓜，一步一步小心求證，當中也講求一點經驗和技巧。我們看到的歷史檔案，其實大部分是各個政府部門的文件，或者內部溝通紀錄。我個人經驗，是不管是否民主政體，也很少會出現由領導人一句說話說了算的決策情况。大部分情况，決策都是經過不同部門討論磋商，才會得出結果；同時一般來說，決定也會牽涉多個政府單位。在細閱這些材料時，我們可以看官員個人風格、部門利益以至長官的判斷如何左右決策，這對了解公共行政和現實政治操作，相當有用。
然而，由於決策有多個部門參與，有關檔案如何分類、應存放在哪裏，就難以有一套簡單辦法可以處理。很多時候，文件如何存檔，取決於在這件事情上究竟哪個才是最主導的部門，又或者誰是參與最多的單位。有時候也會因為事件牽涉層面太廣，會把相關文件放到不同的部門檔案分類裏面。
舉例說，六七暴動的相關檔案，按理應大部分放在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的部分，因為香港這個殖民地的管治責任，就是她的職權範圍。但是假如中間涉及到情報工作、英軍角色、香港內部設防部署甚至法律爭議等，有關資料很可能會分別轉移到國防部、內政部以至司法部的檔案裏。研究者的關注，大多數與處理數以億計的文件的檔案工作者的考慮並不一致。後者的檔案分類，也自然不可能與來自世界各地背景不同的用家的研究問題完全脗合。所以，檔案固然有消失的可能，但更多時候，我們無法找到所需的材料，是因為研究者很容易迷失於這個官僚迷陣之中。即使在科技發達數碼化技術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仍然難以期望可以簡單輸入一兩個關鍵詞，便可以輕易找到想要的資料。
閱讀檔案的最基本問題
近年傳媒也開始喜歡引用歷史檔案，常常會用「真相大揭露」、「驚人發現」式標題去報道當中資料。從我僅有的經驗來說，可以從一份文件看到一件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情况，近乎絕無僅有，哪怕你真的有幸找到一份「絕密文件」。「誰人在什麼場景下說了什麼」，也許是閱讀檔案的最基本問題，也是評估一份文件的重要性的入門原則。「英方在暴動期間曾考慮對華動用核武」、「倫敦考慮到在港進行市長直選」等標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但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官的表述，自然與內閣大臣部門首長的意見分量不一樣。究竟這個信息是官員間的「腦震盪」紀錄，還是一個正正式式的官方決定，分別就會很大。又或者就算說話的人官位顯赫，我們也要搞清楚大家究竟是按這個人當年說這些話的身分，還是他在事隔多年後的地位作判斷。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國務院港澳辦前主任魯平的關於六七暴動期間解放軍調動的講話。他說當年他曾聽過軍頭王永勝說要帶兵南下衝過羅湖，解放香港。後來，不少人也以此判斷當年解放軍以至中央對暴動的看法和立場。作為一個部長級官員，魯平的說話自然有其可信性。但1967年時的魯平，應該還是外交系統的一個低級人員，只在外文出版社工作。這種身分，真的有機會接觸到王永勝嗎？他是親身聽過這些軍事調動安排，還是只是道聽塗說？我沒有答案，但卻有這些疑問。所以假如簡單地以一份半份文件，便籠統地說官方曾經有這樣那樣的決定，馬上作出很多結論和聯想，甚至認為「水落石出」、「揭開歷史謎團」，反過來是可以造成更大的認識上的誤差。
太快得出結論的例子多不勝數，但更大的謬誤在於刻意把歷史研究變成一種推動政治主張的手段。近年社會上似乎出現了一種傾向，是以研究殖民地歷史去作為反共的策略，當中不自覺地簡化殖民管治情况，甚至有所美化，以說明回歸後政經秩序如何墮落。
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一種真正尊重歷史的表現。很多時候，我們會看見以偏概全甚至斷章取義的情况出現。最近有一個短評，正好說明這個問題。事緣有位年輕學人，關注楊鐵樑曾於1977年廉警衝突後，有機會出任廉政專員的故事。這位朋友看了部分檔案後，便有一個判斷，認為港英當年放棄了楊鐵樑最終用陸鼎堂接任廉政專員，是殖民地政府尊重司法獨立的表現。但真實的情况卻與這個理解相差甚遠。港英當年最後不用楊鐵樑，其實背後牽涉一連串人事部署考慮。在廉警衝突後，港英早已屬意由原廉政專員姬達出任布政司，而原布政司羅弼時則看中了首席按察司一職。但法律界對羅弼時從行政部門跳到司法機關，早有微言，所以假如再有楊鐵樑這個法官變為官員的事情出現，只會引起更大反感。但如果羅弼時不能順利調職，便沒法騰出布政司位置，姬達也無法升官，港英整個人事部署也會完全被打亂。所以「犧牲」楊鐵樑，減少節外生枝的可能，便變得理所當然、順理成章。說到底這是權術計算，而非單純的對三權分立的尊重。
尊重歷史的應有之道
多看檔案、探索史實，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古今中外，歷史論述經常為當權者所壟斷，「真相」和「史實」的定斷為利益所左右的例子也是屢見不鮮。願意為找出較為接近真相的歷史故事作出努力，始終是值得尊敬的。但書寫歷史，只能基於事實。不管動機如何高尚、出發點怎樣合乎人民利益，也不應以情危理、不能結論先行，這也是真正尊重歷史的應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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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論壇版文章以2300字為限。讀者來函請電郵至forum@mingpao.com，傳真﹕2898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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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葉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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