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在生活有如壓力鍋的香港，精神健康的問題近年來屢受關注。雖然從政府到民間，已有各種針對不同族群的支援或介入計劃出爐，仍有一大塊領域並未受到重視，但他們面臨的問題威脅着全城的身心狀態——那便是新形態的移民，包含少數族裔和為不同目的、循不同路徑來港的難民。
全球交通便利 移民形態丕變
在過去200年來，華南地區的人們為了求生而移居早已是個尋常經驗。香港人歷經好幾波的難民經驗，也早已練就一身屙金溺銀的生存之道。全球交通便利之後，移民的形態也跟着丕變。香港作為國際商業活動的鏈結、邊境較其他地區開放的轉運站，高、低端的全球化同時加速進行。充滿着情緒衝擊的移民經驗，除了面對未知之地所產生的焦慮之外，移動過程之中所面臨的各種生存困境，樣樣挑戰着人的適應能力。
新形態移民的特性包含：人們從更遠的地方到達，生活方式的落差和語言隔閡更大，暫居身分無法獲得公民制度保障，以及在高度發展的都會裏產生的各種歧視。弔詭的是，這些人的存在——譬如來自南亞的建築工人、來自菲律賓或印尼的家庭幫傭——支撐着香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命脈，但他們的身心狀態卻幾乎完全被忽略，或許有幾個原因。
首先，沒有完整的制度保障。對於拿不到合法身分，只能不斷打臨時工為生的移民者——其中包含小部分尋求庇護的難民——而言，他們從事的大多是高風險的工作，譬如建造業、需要駕駛電單車的運送業、容易隨時被解除勞務的服務業，甚至是隱身在水泥叢林裏的性工作等。他們的身體健康本來就暴露在各種危險因子之下，心理問題更往往被遮蔽，所憂慮的包括必須面對非法工作被起訴遣返的可能、原生地嚴峻生存條件甚至遭受逼害的記憶等等。
第二，沒有足夠相關研究支撐。移民者的福祉與一般市民相較之下本來就不受重視，獲得資金挹注的相關研究更佔極少數，遑論大型跨領域合作計劃。雖然開始有學者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譬如香港大學家庭醫學科的黃志威醫生團隊揭櫫在非洲難民之中存在高達三成以上的抑鬱問題，類似的研究卻仍然止於提出問題的階段。同時，礙於大多數的公共衛生調研多講求數字，經常無法「深描」（thick describe）現象之後的文化意義，多數的研究離提供有效的介入模式仍然有一定距離。
第三，沒有言說的出口。要能夠辨認精神症狀，除了有賴診斷者專業的觀察技巧，事主的言說能力經常也是關鍵。在語言陷落的狀態之下，許多無法表達自己情緒或想法的移民因此漏失了尋求協助的機會。雖然在某些移民社群之中，開始有互助或慈善組織的出現，但連結專業援助的傳譯渠道依然闕如。再加上除了種族、傷殘和性別議題之外，缺乏針對移民現况設計的反歧視條例。一旦沒有安全無虞的情緒出口，身心受創者縱有滿腹苦水卻往往只能往腹裏吞。這是文化複雜度高的香港始終不能不面對的難題。
移民精神健康與港人康泰環環相扣
新形態移民的精神健康與香港市民的康泰環環相扣。與吾人關係最密切的，或許不是政府至今依然沒能依法提供任何庇護的難民，而是數量已達到總人口約3%的家庭幫傭。她們之中許多背負香港逐漸高齡化社會還有疾病慢性化的第一線照顧責任。這些被忽略的「照顧者」精神健康一旦受損，遭受威脅的是全港人的身心福祉。
筆者曾在英國倫敦塔非史托克心理分析診所修業。在該研究中心裏，研究難民心理的教授Renos Papadopoulos經常引用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言——「沒有比家更好的地方」（no place like home）——來指出移民者理想的心理狀態。雖然香港是個由好幾波移民潮組成的變動社會，但晚近林林總總的社會和政治事件直指着市民對於香港作為「家邦」的想像及需求愈來愈高。這同時也揭示了港人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形態移民，社會制度必須更有彈性，法律必須更加涵容，心理、社工和醫護專業也必須更強調文化識能（cultural competency）的各種必要性。
作者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與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吳易叡]
全球交通便利 移民形態丕變
在過去200年來，華南地區的人們為了求生而移居早已是個尋常經驗。香港人歷經好幾波的難民經驗，也早已練就一身屙金溺銀的生存之道。全球交通便利之後，移民的形態也跟着丕變。香港作為國際商業活動的鏈結、邊境較其他地區開放的轉運站，高、低端的全球化同時加速進行。充滿着情緒衝擊的移民經驗，除了面對未知之地所產生的焦慮之外，移動過程之中所面臨的各種生存困境，樣樣挑戰着人的適應能力。
新形態移民的特性包含：人們從更遠的地方到達，生活方式的落差和語言隔閡更大，暫居身分無法獲得公民制度保障，以及在高度發展的都會裏產生的各種歧視。弔詭的是，這些人的存在——譬如來自南亞的建築工人、來自菲律賓或印尼的家庭幫傭——支撐着香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命脈，但他們的身心狀態卻幾乎完全被忽略，或許有幾個原因。
首先，沒有完整的制度保障。對於拿不到合法身分，只能不斷打臨時工為生的移民者——其中包含小部分尋求庇護的難民——而言，他們從事的大多是高風險的工作，譬如建造業、需要駕駛電單車的運送業、容易隨時被解除勞務的服務業，甚至是隱身在水泥叢林裏的性工作等。他們的身體健康本來就暴露在各種危險因子之下，心理問題更往往被遮蔽，所憂慮的包括必須面對非法工作被起訴遣返的可能、原生地嚴峻生存條件甚至遭受逼害的記憶等等。
第二，沒有足夠相關研究支撐。移民者的福祉與一般市民相較之下本來就不受重視，獲得資金挹注的相關研究更佔極少數，遑論大型跨領域合作計劃。雖然開始有學者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譬如香港大學家庭醫學科的黃志威醫生團隊揭櫫在非洲難民之中存在高達三成以上的抑鬱問題，類似的研究卻仍然止於提出問題的階段。同時，礙於大多數的公共衛生調研多講求數字，經常無法「深描」（thick describe）現象之後的文化意義，多數的研究離提供有效的介入模式仍然有一定距離。
第三，沒有言說的出口。要能夠辨認精神症狀，除了有賴診斷者專業的觀察技巧，事主的言說能力經常也是關鍵。在語言陷落的狀態之下，許多無法表達自己情緒或想法的移民因此漏失了尋求協助的機會。雖然在某些移民社群之中，開始有互助或慈善組織的出現，但連結專業援助的傳譯渠道依然闕如。再加上除了種族、傷殘和性別議題之外，缺乏針對移民現况設計的反歧視條例。一旦沒有安全無虞的情緒出口，身心受創者縱有滿腹苦水卻往往只能往腹裏吞。這是文化複雜度高的香港始終不能不面對的難題。
移民精神健康與港人康泰環環相扣
新形態移民的精神健康與香港市民的康泰環環相扣。與吾人關係最密切的，或許不是政府至今依然沒能依法提供任何庇護的難民，而是數量已達到總人口約3%的家庭幫傭。她們之中許多背負香港逐漸高齡化社會還有疾病慢性化的第一線照顧責任。這些被忽略的「照顧者」精神健康一旦受損，遭受威脅的是全港人的身心福祉。
筆者曾在英國倫敦塔非史托克心理分析診所修業。在該研究中心裏，研究難民心理的教授Renos Papadopoulos經常引用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言——「沒有比家更好的地方」（no place like home）——來指出移民者理想的心理狀態。雖然香港是個由好幾波移民潮組成的變動社會，但晚近林林總總的社會和政治事件直指着市民對於香港作為「家邦」的想像及需求愈來愈高。這同時也揭示了港人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形態移民，社會制度必須更有彈性，法律必須更加涵容，心理、社工和醫護專業也必須更強調文化識能（cultural competency）的各種必要性。
作者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與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吳易叡]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