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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在佔中剛完結後不久的2014年的12月，我的一位同是婚姻監禮人、專門辦理婚姻監禮業務的律師朋友，接獲一對準備結婚的新人委託在2015年1月在陽明山莊擔任這對新人的婚姻監禮人。由於我的律師朋友在指定的日期沒有空，於是便向那對新人建議我在那天代替他作為他們的婚姻監禮人。
那對新人收到了我的資料後，通知我的律師朋友說不能接受我擔任他們的婚姻監禮人。那對新人對我的律師朋友說因為政治原因，說新郎的父親及新娘的父親都不希望我擔任他們的婚姻監禮人。原因是：（1）新郎的父親是支持建制派的，不喜歡我是民主黨員；（2）新娘的父親是泛民支持者，不喜歡我曾經在報章寫文章批評過公民黨。
聽了我的律師朋友對我說這對新人拒絕我擔任他們婚姻監禮人的原因，當時我實在感到啼笑皆非。
其實，這個故事也反映了一個令人傷感的事實，那便是社會撕裂竟然是那麼的嚴重，它滲入了社會中的每一層面。婚姻監禮律師主持婚禮，只是10分鐘便完結的儀式，講的是法律規定的一段話。我作為一名婚姻監禮人，對一對新人和新人的父親來說，只是一個執行專業工作的陌生人。竟然可以因為那些與婚禮本身毫不相干的原因，而令一對新人的兩位父親不約而同但以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來拒絕我這個要執行的工作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社會撕裂癥結是如何達到普選
事實上，這也是今天社會嚴重撕裂的縮影。在過去差不多5年時間，建制與泛民、反對派與特首以至中央政府，也便是這種因政治立場而不相往來的關係，任何接觸都離不開相互攻擊與批評。
早前特首選舉結束，社會出現了一股要求政治上「大和解」的聲音。但由於社會嚴重撕裂，故與此同時，對「大和解」潑冷水者亦不乏其人。
社會要大和解、化解撕裂，便得先找出社會撕裂和導致不能和解的症狀與癥結，才能對症下藥。
目前社會撕裂的癥結便是政改失敗特首普選落空後，香港往下去該如何走以達到普選特首及全部立法會議員。就這癥結，泛民——或更籠統地說反對派，與建制——或籠統地說親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一派，有着不可化解的矛盾。
泛民要求盡速實行「真民主」的普選。「真民主」普選，便是不能有任何篩選的普選特首。因而「真民主」的前提也就是必須拒絕接受人大8．31決定。
親政府一方，則認為反對派急於達至「真民主」理想，實則是以追尋沒有限制的民主為幌子，反對特區政府和與中央政府搞對抗；而當中一部分人更以此為自決與港獨論述尋求缺口。
缺乏信任尊重 阻礙「大和解」
在不少泛民人士眼中，人大8．31決定是獨裁政權強加於港人箝制民主選舉的緊箍咒，不相信中央政府會同意逐步開放民主直至「真民主」普選出現。部分泛民人士不接受中國的非西方民主政體，潛意識地否定非民主產生的中央政府的正當性，同時亦基於此而否定特區政府的正當性，從而認為與之對抗是正義的，也是必須的。
阻礙「大和解」的便是缺乏信任和因缺乏信任而產生的互不尊重。
缺乏信任的關鍵原因是相當部分反對派人士擺脫不了潛意識中敵視與否定中國共產政權的心態，從而否定中央政府就香港事務所作的所有決策，也因而否定憲制上必須遵從中央政府決策的香港特區政府的正當性。由這種處處否定而培養出那種慣性的對對方的鄙視與敵視，使任何正常摯誠關係（cordial relationship）中應有的對對方的尊重蕩然無存。
在政治上對對手沒有基本的尊重，根本沒有可能和解，就是連坐下來有意思地平心靜氣地談也不可能。
前一些時候在一個直播論壇中，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先生一開口便向兩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先生及何君堯先生作出侮辱性的稱謂，稱兩人是「西環契仔」，以此因人廢言。因別人與自己意見看法不同而不尊重別人，開口便先侮辱人，試問還如何可以就應討論的議題平心靜氣地討論下去？事實上，結果也如是，謝偉俊先生聽了「西環契仔」的侮辱稱謂便即時率先也惡言相向回應，侮辱李柱銘先生是「美國契仔」和「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契弟」。
中國古語有云「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意思就是不說傷人的話，便不會有人用憤恨惱怒的話回應。
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預言小說《1984》中更說我們用的語言影響我們的思想。若我們整天用侮辱的語言稱呼別人，或沒有聽別人的道理便標籤別人，我們還會理性地去理解別人的道理嗎？
在這裏我又講講另一個故事。
為獨居老人提供「救命鐘」服務的長者安居協會在1996年成立時，發起人鄭經翰先生與羅致光先生找我為他們草擬章程及成立為慈善組織，之後我便一直是協會的成員。我不是活躍成員，早年曾擔任過義務法律顧問；協會高度專業化管理後，我參與的便僅僅是不時參加周年大會。
協會的周年大會一般在上班日子傍晚在何文田的總部舉行，工作關係很多時候參加不了。佔中前後幾年我都沒有參加周年大會。去年5月因有空，我參加了周年大會，而且預定開會時間前便到了。在一間房間看見鄭經翰先生在與兩個人在談，我走過去打招呼，料不到的是鄭先生一看見我站在房門外便劈頭一句說：「我哋黃絲傾緊……」示意我不要進去。
看見他這樣說，我便走開了。
然後開會，鄭先生是主席，主席報告的議程中，提到一項協會的新設施，主席問與會者誰去過，在場20多個開會的成員很多人都舉手了。然後主席問誰沒有去過，我舉手了。鄭主席一句回應竟然是：「你啲藍絲，當然冇去過啦……」當時我再也忍不下去，便回應了一句：「我們這裏是沒有分黃絲藍絲的。」開會後，我的感覺是：什麼時候長者安居協會變成了「黃絲大本營」？
1996年我為協會草擬章程時，特意在章程加了一句說明協會是不容許宣揚任何特定政治理念的條文。慈善團體維持非政治化是最廣泛接受不同渠道捐款的重要條件。這幾年協會幾次修改章程，把會員分為投票會員與非投票會員，我不知道是不是把章程中協會非政治化的條文也改了。
開會後協會的行政總裁因別的事打電話找過我，我趁機向她表達了對鄭主席會中隨意對我標籤的不滿，提醒她協會是非政治化的，並對她說我不介意她把我的不滿向所有協會成員表達。同時我也以電郵向協會的行政秘書表達了我的不滿。
今年協會的周年大會剛舉行，我不感覺我應該去了。
社會沒本錢繼續虛耗在政治角力
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開啟「大和解」不需要什麼大計劃、大道理，也不需要宏大的目標；只需要簡單對不同意見與立場的政治對手堅持尊重、不惡意標籤、以事論事。沒有尊重，便只得繼續撕裂，什麼也不用談了。
經過幾年的撕裂，香港社會實在沒有任何道理也沒有本錢繼續虛耗精力在政治角力與相互標籤攻擊，而使香港繼續蹉跎歲月，在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工作上繼續停滯不前。
作者是執業律師
[陳莊勤]
那對新人收到了我的資料後，通知我的律師朋友說不能接受我擔任他們的婚姻監禮人。那對新人對我的律師朋友說因為政治原因，說新郎的父親及新娘的父親都不希望我擔任他們的婚姻監禮人。原因是：（1）新郎的父親是支持建制派的，不喜歡我是民主黨員；（2）新娘的父親是泛民支持者，不喜歡我曾經在報章寫文章批評過公民黨。
聽了我的律師朋友對我說這對新人拒絕我擔任他們婚姻監禮人的原因，當時我實在感到啼笑皆非。
其實，這個故事也反映了一個令人傷感的事實，那便是社會撕裂竟然是那麼的嚴重，它滲入了社會中的每一層面。婚姻監禮律師主持婚禮，只是10分鐘便完結的儀式，講的是法律規定的一段話。我作為一名婚姻監禮人，對一對新人和新人的父親來說，只是一個執行專業工作的陌生人。竟然可以因為那些與婚禮本身毫不相干的原因，而令一對新人的兩位父親不約而同但以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來拒絕我這個要執行的工作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社會撕裂癥結是如何達到普選
事實上，這也是今天社會嚴重撕裂的縮影。在過去差不多5年時間，建制與泛民、反對派與特首以至中央政府，也便是這種因政治立場而不相往來的關係，任何接觸都離不開相互攻擊與批評。
早前特首選舉結束，社會出現了一股要求政治上「大和解」的聲音。但由於社會嚴重撕裂，故與此同時，對「大和解」潑冷水者亦不乏其人。
社會要大和解、化解撕裂，便得先找出社會撕裂和導致不能和解的症狀與癥結，才能對症下藥。
目前社會撕裂的癥結便是政改失敗特首普選落空後，香港往下去該如何走以達到普選特首及全部立法會議員。就這癥結，泛民——或更籠統地說反對派，與建制——或籠統地說親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一派，有着不可化解的矛盾。
泛民要求盡速實行「真民主」的普選。「真民主」普選，便是不能有任何篩選的普選特首。因而「真民主」的前提也就是必須拒絕接受人大8．31決定。
親政府一方，則認為反對派急於達至「真民主」理想，實則是以追尋沒有限制的民主為幌子，反對特區政府和與中央政府搞對抗；而當中一部分人更以此為自決與港獨論述尋求缺口。
缺乏信任尊重 阻礙「大和解」
在不少泛民人士眼中，人大8．31決定是獨裁政權強加於港人箝制民主選舉的緊箍咒，不相信中央政府會同意逐步開放民主直至「真民主」普選出現。部分泛民人士不接受中國的非西方民主政體，潛意識地否定非民主產生的中央政府的正當性，同時亦基於此而否定特區政府的正當性，從而認為與之對抗是正義的，也是必須的。
阻礙「大和解」的便是缺乏信任和因缺乏信任而產生的互不尊重。
缺乏信任的關鍵原因是相當部分反對派人士擺脫不了潛意識中敵視與否定中國共產政權的心態，從而否定中央政府就香港事務所作的所有決策，也因而否定憲制上必須遵從中央政府決策的香港特區政府的正當性。由這種處處否定而培養出那種慣性的對對方的鄙視與敵視，使任何正常摯誠關係（cordial relationship）中應有的對對方的尊重蕩然無存。
在政治上對對手沒有基本的尊重，根本沒有可能和解，就是連坐下來有意思地平心靜氣地談也不可能。
前一些時候在一個直播論壇中，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先生一開口便向兩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先生及何君堯先生作出侮辱性的稱謂，稱兩人是「西環契仔」，以此因人廢言。因別人與自己意見看法不同而不尊重別人，開口便先侮辱人，試問還如何可以就應討論的議題平心靜氣地討論下去？事實上，結果也如是，謝偉俊先生聽了「西環契仔」的侮辱稱謂便即時率先也惡言相向回應，侮辱李柱銘先生是「美國契仔」和「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契弟」。
中國古語有云「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意思就是不說傷人的話，便不會有人用憤恨惱怒的話回應。
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預言小說《1984》中更說我們用的語言影響我們的思想。若我們整天用侮辱的語言稱呼別人，或沒有聽別人的道理便標籤別人，我們還會理性地去理解別人的道理嗎？
在這裏我又講講另一個故事。
為獨居老人提供「救命鐘」服務的長者安居協會在1996年成立時，發起人鄭經翰先生與羅致光先生找我為他們草擬章程及成立為慈善組織，之後我便一直是協會的成員。我不是活躍成員，早年曾擔任過義務法律顧問；協會高度專業化管理後，我參與的便僅僅是不時參加周年大會。
協會的周年大會一般在上班日子傍晚在何文田的總部舉行，工作關係很多時候參加不了。佔中前後幾年我都沒有參加周年大會。去年5月因有空，我參加了周年大會，而且預定開會時間前便到了。在一間房間看見鄭經翰先生在與兩個人在談，我走過去打招呼，料不到的是鄭先生一看見我站在房門外便劈頭一句說：「我哋黃絲傾緊……」示意我不要進去。
看見他這樣說，我便走開了。
然後開會，鄭先生是主席，主席報告的議程中，提到一項協會的新設施，主席問與會者誰去過，在場20多個開會的成員很多人都舉手了。然後主席問誰沒有去過，我舉手了。鄭主席一句回應竟然是：「你啲藍絲，當然冇去過啦……」當時我再也忍不下去，便回應了一句：「我們這裏是沒有分黃絲藍絲的。」開會後，我的感覺是：什麼時候長者安居協會變成了「黃絲大本營」？
1996年我為協會草擬章程時，特意在章程加了一句說明協會是不容許宣揚任何特定政治理念的條文。慈善團體維持非政治化是最廣泛接受不同渠道捐款的重要條件。這幾年協會幾次修改章程，把會員分為投票會員與非投票會員，我不知道是不是把章程中協會非政治化的條文也改了。
開會後協會的行政總裁因別的事打電話找過我，我趁機向她表達了對鄭主席會中隨意對我標籤的不滿，提醒她協會是非政治化的，並對她說我不介意她把我的不滿向所有協會成員表達。同時我也以電郵向協會的行政秘書表達了我的不滿。
今年協會的周年大會剛舉行，我不感覺我應該去了。
社會沒本錢繼續虛耗在政治角力
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開啟「大和解」不需要什麼大計劃、大道理，也不需要宏大的目標；只需要簡單對不同意見與立場的政治對手堅持尊重、不惡意標籤、以事論事。沒有尊重，便只得繼續撕裂，什麼也不用談了。
經過幾年的撕裂，香港社會實在沒有任何道理也沒有本錢繼續虛耗精力在政治角力與相互標籤攻擊，而使香港繼續蹉跎歲月，在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工作上繼續停滯不前。
作者是執業律師
[陳莊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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