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日前，特區政府公布委託房協，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建屋的計劃。愚以為，上述構想觸及香港城鄉發展史、城市規劃、房屋政策等不同領域、各具啟發性的課題。相關決策的影響，應當超出了一般公共政策的範圍，值得社會各界用不同角度去思考。
事實上，城市學（urbanism）、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本就屬於近年興起、涉及多個範疇的跨界學科。亦因此，數年前中文大學成立未來城市研究所之始，就吸納了建築、規劃、測量、工程、社會學、文化研究、醫學、公共衛生等各個部門的長才，期望用綜合思維與視野，去探討一個新型亞太城市的生產、生存、生活模式。
在此，謹望提出3個問題，作為相關辯論的索引：其一，郊野公園的原意、現狀及價值為何？其二，政府委託房協構想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的運用，是否合適？其三，「城－郊」之間還有「鄉」，是否有活化、善用之可能？
非所有郊園範圍都具較高生態價值
首先，並非所有郊野公園劃定範圍，都具有較高生態價值。此一論斷或許在不同專業之間，都未有太大爭議。事實上，在1970、1980年代，從港島中央山脊、西貢半島東西，一直到「九龍半島－新界地區」自然分界山脈，悉數被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恐怕並非基於嚴謹的科學論證，或以環境、文化保育為出發點，而屬於長官意志下的行政指令。假如單論文化保育，郊野公園特別是西貢東、西的設立，恐怕還是「雙刃劍」——破敗與增益並存，於此不贅。
從其成立背景可知，理論上，郊野公園應當存在生態價值較遜色、可供考慮建屋的部分。而集水區的邊界及可能涉及範圍，亦頗為清晰，大多位於郊野公園之內——山嶺之間、山海之間。如慎選郊野公園邊陲作發展地帶，意外損害本港食水保障與安全的風險有限，如港島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既受集水區及郊野公園保護，距離住宅區亦不遠。從另一角度而言，幾乎整個郊野公園範圍，完全不通車，部分連水路交通亦欠奉，是否有利於環境及文化保育？是否有利於教育公民保護大自然？從澳洲、新西蘭、挪威、瑞典等「生態旅遊大國」的經驗看來，我們或許不宜過於想當然。
現代科技、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傳統文化的交融，才是保育政策應當前行的方向。如何透過科學分析、技術介入，使到以郊野公園為主體的香港自然資源，更好地保留、更好地教育下一代、更好地豐富民眾生活，確實是值得全體港人一同努力的方向。換另一個角度，二戰後，從殖民管治回歸到劃定郊野公園範圍之前——亦即1950、1960年代，面對戰火對港、九、新界林木的摧殘，其時港府引入不少生存力強、生長又快的喬木、灌木，成為人類對香港自然環境第一次大規模、有計劃的介入。
在極短時間之內，香港山嶺之間的植被得以「恢復」，如單純從防護水土流失角度，此舉或值稱許。然而，非原生樹種的廣泛栽種，也會造成生物多樣性嚴重受損。相關植物自身得以在香港山地存活，卻不一定能為原生昆蟲、小型哺乳類、鳥類甚或魚類，提供合適的食物和生存、繁殖條件。最終，由於生物鏈底層植物的變更，導致整座動物、植物金字塔萎縮。就此而言，我們賴以自豪的郊野公園，在其營建過程前後，並非沒有缺失，並非如想像的原生態。因此，也就有改善的空間。
郊野公園某些地域生態價值不高，不排除是人為因素，如戰火、山火的破壞，也可以是殖民時代官民保育意識有限、綠化政策不盡完善的人為惡果。因此，郊野公園某地帶生態價值有限，與其潛在生態條件——如土質、坐向、水系、山勢——是否優良，並無必然關係。由此，亦不見得便能推論出「可作發展公屋之用」。愚以為，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作相關論說時，應當倍加謹慎。
其次，筆者曾向某屆行會召集人求證，確認當年郊野公園的劃定，雖然沒有全面環境考察，卻大多根據等高線與地貌來刻劃邊界。可以說，無論是郊野公園之內，還是其「邊陲地帶」，因山勢崎嶇，可供建屋的地點實在鳳毛麟角。勉強來說，如因鄰近郊野公園，環境清幽，而可作不計成本開發，合適項目恐怕卻是雷同港島龍虎山或環繞大潭、薄扶林的超級豪宅，而非集約式公屋。
房協能否承擔重責 頗值政府深思
相對地，發展公營房屋的要素是密集、通達度與成本管控，這既涉及社會公義及理財原則——因屬納稅人集體補貼的福利房，善用公帑必屬首要考慮，此外也與公屋居民的生活模式、消費水平相關。一般而言，公屋住戶較依賴公共交通與配套服務；在郊野公園邊陲建公屋及長者宿舍，是否符合資助方的理財原則、使用者的消費習慣，亦須作全面考慮。
可見，無論社會各界是否信服上述構想的初衷，客觀上，比起其他土地開發、公屋營建計劃，確實需要策劃方掌握更多土地經濟、生活模式、消費行為、城鄉規劃的知識與體驗。基本由義務委員領導的房協，有否充足人力、物力承擔重責，亦頗值政府深思。如在諸多專業範疇瑕疵明顯，也會倒過來損耗該研究的說服力、影響力。
不如考慮設「鄉村重建局」
最後，相比起在郊野公園另覓空間作發展，不如考慮成立「鄉村重建局」。將東鐵、西鐵、港鐵沿線的擴展市區，如大圍、沙田、大埔、屯門、元朗、荃灣、馬灣等地村落重建，改為中密度、多層住宅；部分還予原業主，部分租予基層家庭、合資格長者。在釋放珍稀土地資源之同時，亦對地面交通影響較微。此說甚繁，或以專文論述之。
綜合而論，即便部分郊野公園地帶生態價值有限，亦當審視其成因；如就此判斷為營建公屋良地，而未及全面考慮成本效益、居民長遠所需，或難以對症下藥。作為對照，政府尚可考慮收回以短租形式經營、生態效益遠低於休閒功能的高爾夫球場，甚或上文所述的「鄉村重建方案」。此兩思路引起的政治爭議、社會震盪和經濟代價，恐怕亦較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為妙。
簡言之，城市研究、城市學是科學。在科學面前沒有圖騰，沒有不可被檢驗的真理。數十年前設立的郊野公園政策，亦當與時並進；重新審視郊野公園在城市生活的關鍵角色，亦不應有思想禁區。然而，執行上述工作，房協是否比中策組、規劃署更有力？除此之外，為改善基層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又有否更高效、更具普遍性的開發模式？
請別忘記，在「城－郊」之間，我們本有其緩衝地帶——「鄉」。讓「城－鄉－郊」繼續各司其職，又有何不可？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許楨]
事實上，城市學（urbanism）、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本就屬於近年興起、涉及多個範疇的跨界學科。亦因此，數年前中文大學成立未來城市研究所之始，就吸納了建築、規劃、測量、工程、社會學、文化研究、醫學、公共衛生等各個部門的長才，期望用綜合思維與視野，去探討一個新型亞太城市的生產、生存、生活模式。
在此，謹望提出3個問題，作為相關辯論的索引：其一，郊野公園的原意、現狀及價值為何？其二，政府委託房協構想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的運用，是否合適？其三，「城－郊」之間還有「鄉」，是否有活化、善用之可能？
非所有郊園範圍都具較高生態價值
首先，並非所有郊野公園劃定範圍，都具有較高生態價值。此一論斷或許在不同專業之間，都未有太大爭議。事實上，在1970、1980年代，從港島中央山脊、西貢半島東西，一直到「九龍半島－新界地區」自然分界山脈，悉數被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恐怕並非基於嚴謹的科學論證，或以環境、文化保育為出發點，而屬於長官意志下的行政指令。假如單論文化保育，郊野公園特別是西貢東、西的設立，恐怕還是「雙刃劍」——破敗與增益並存，於此不贅。
從其成立背景可知，理論上，郊野公園應當存在生態價值較遜色、可供考慮建屋的部分。而集水區的邊界及可能涉及範圍，亦頗為清晰，大多位於郊野公園之內——山嶺之間、山海之間。如慎選郊野公園邊陲作發展地帶，意外損害本港食水保障與安全的風險有限，如港島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既受集水區及郊野公園保護，距離住宅區亦不遠。從另一角度而言，幾乎整個郊野公園範圍，完全不通車，部分連水路交通亦欠奉，是否有利於環境及文化保育？是否有利於教育公民保護大自然？從澳洲、新西蘭、挪威、瑞典等「生態旅遊大國」的經驗看來，我們或許不宜過於想當然。
現代科技、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傳統文化的交融，才是保育政策應當前行的方向。如何透過科學分析、技術介入，使到以郊野公園為主體的香港自然資源，更好地保留、更好地教育下一代、更好地豐富民眾生活，確實是值得全體港人一同努力的方向。換另一個角度，二戰後，從殖民管治回歸到劃定郊野公園範圍之前——亦即1950、1960年代，面對戰火對港、九、新界林木的摧殘，其時港府引入不少生存力強、生長又快的喬木、灌木，成為人類對香港自然環境第一次大規模、有計劃的介入。
在極短時間之內，香港山嶺之間的植被得以「恢復」，如單純從防護水土流失角度，此舉或值稱許。然而，非原生樹種的廣泛栽種，也會造成生物多樣性嚴重受損。相關植物自身得以在香港山地存活，卻不一定能為原生昆蟲、小型哺乳類、鳥類甚或魚類，提供合適的食物和生存、繁殖條件。最終，由於生物鏈底層植物的變更，導致整座動物、植物金字塔萎縮。就此而言，我們賴以自豪的郊野公園，在其營建過程前後，並非沒有缺失，並非如想像的原生態。因此，也就有改善的空間。
郊野公園某些地域生態價值不高，不排除是人為因素，如戰火、山火的破壞，也可以是殖民時代官民保育意識有限、綠化政策不盡完善的人為惡果。因此，郊野公園某地帶生態價值有限，與其潛在生態條件——如土質、坐向、水系、山勢——是否優良，並無必然關係。由此，亦不見得便能推論出「可作發展公屋之用」。愚以為，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作相關論說時，應當倍加謹慎。
其次，筆者曾向某屆行會召集人求證，確認當年郊野公園的劃定，雖然沒有全面環境考察，卻大多根據等高線與地貌來刻劃邊界。可以說，無論是郊野公園之內，還是其「邊陲地帶」，因山勢崎嶇，可供建屋的地點實在鳳毛麟角。勉強來說，如因鄰近郊野公園，環境清幽，而可作不計成本開發，合適項目恐怕卻是雷同港島龍虎山或環繞大潭、薄扶林的超級豪宅，而非集約式公屋。
房協能否承擔重責 頗值政府深思
相對地，發展公營房屋的要素是密集、通達度與成本管控，這既涉及社會公義及理財原則——因屬納稅人集體補貼的福利房，善用公帑必屬首要考慮，此外也與公屋居民的生活模式、消費水平相關。一般而言，公屋住戶較依賴公共交通與配套服務；在郊野公園邊陲建公屋及長者宿舍，是否符合資助方的理財原則、使用者的消費習慣，亦須作全面考慮。
可見，無論社會各界是否信服上述構想的初衷，客觀上，比起其他土地開發、公屋營建計劃，確實需要策劃方掌握更多土地經濟、生活模式、消費行為、城鄉規劃的知識與體驗。基本由義務委員領導的房協，有否充足人力、物力承擔重責，亦頗值政府深思。如在諸多專業範疇瑕疵明顯，也會倒過來損耗該研究的說服力、影響力。
不如考慮設「鄉村重建局」
最後，相比起在郊野公園另覓空間作發展，不如考慮成立「鄉村重建局」。將東鐵、西鐵、港鐵沿線的擴展市區，如大圍、沙田、大埔、屯門、元朗、荃灣、馬灣等地村落重建，改為中密度、多層住宅；部分還予原業主，部分租予基層家庭、合資格長者。在釋放珍稀土地資源之同時，亦對地面交通影響較微。此說甚繁，或以專文論述之。
綜合而論，即便部分郊野公園地帶生態價值有限，亦當審視其成因；如就此判斷為營建公屋良地，而未及全面考慮成本效益、居民長遠所需，或難以對症下藥。作為對照，政府尚可考慮收回以短租形式經營、生態效益遠低於休閒功能的高爾夫球場，甚或上文所述的「鄉村重建方案」。此兩思路引起的政治爭議、社會震盪和經濟代價，恐怕亦較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為妙。
簡言之，城市研究、城市學是科學。在科學面前沒有圖騰，沒有不可被檢驗的真理。數十年前設立的郊野公園政策，亦當與時並進；重新審視郊野公園在城市生活的關鍵角色，亦不應有思想禁區。然而，執行上述工作，房協是否比中策組、規劃署更有力？除此之外，為改善基層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又有否更高效、更具普遍性的開發模式？
請別忘記，在「城－郊」之間，我們本有其緩衝地帶——「鄉」。讓「城－鄉－郊」繼續各司其職，又有何不可？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許楨]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