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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今年六七暴動50周年，親中左派要求為六七「平反」的呼聲也比往年響亮。理據不外乎兩個：其一是把六七暴動，說成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鬥爭，其二是認為暴動推動了社會進步。今年工聯會在和合石參與了16名喪生者的公祭，不但以「民族英雄」甚至「烈士」這些字眼歌頌死者，還以「當年的一場社會運動」來描述六七暴動。
毫無疑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社會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環境惡劣、貪污嚴重，政府欠缺改善施政的意志。這些都是源自殖民政府只顧籠絡資產階級，忽視勞苦大眾福祉，官民隔閡嚴重。殖民時期的香港絕非一些今日抱「戀殖」思想的人所想像的美好。所以，在市民群眾當中，產生反殖意識並且起而反抗，這一點毫不出奇。
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起騷動，人們會同情地理解當時發起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支持當年有份參與反加價運動的葉錫恩，不會排斥他們。可是，看待六七暴動卻很少同情理解。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自發的市民抗爭，後者是一個由左派陣營組織和計劃、有政治鬥爭目標的行動。
所以，今時今日如果要靠把六六和六七相提並論，把六七說成只是一場一般的社會運動，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雖然六六和六七的殖民社會大環境是一樣，但是，六六騷動之後，《大公報》和《文匯報》都不予支持，說要維持社會秩序；可是1967年新蒲崗膠花廠事件之後，親中左派卻突然大張旗鼓為「反英抗暴」，這說明當年的「反英反殖」，其實只是臨急周章、大陸文革亢奮形勢底下的產物。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戰後在香港所維持的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這項政策在1958年周恩來轉達給英國時任首相麥美倫的信息說得更為坦白，那就是「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1960年的廖承志也曾向香港工會代表，直白地警告英方不要在香港新界搞什麼自治改革，否則「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可見，中共既不想見到殖民地下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而且也無心結束這裏的殖民地現狀。
問題就是，在這種中英雙方「共謀勾結」地決定了香港既不能改革，亦不能終結的殖民狀態下，「反殖」又可能意味着什麼？
事實上，雖然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宣傳不忘「反帝」，可是，除了在六七暴動期間，香港的親中左派一直都十分忌諱用「反殖」這兩個字。原因是「反帝」可以是指「反美帝」，甚至是「反蘇修」的「社會主義帝國主義」，但「反殖」則令人聯想到香港身為殖民地的尷尬處境。1970年代中國加入聯合國之後立即要求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上除名，問題倒不僅在於承認香港是殖民地，香港就可能按殖民地自決的原則而出現港獨的可能；而是說，當時中共也無法在香港貫徹什麼「反殖」的政策。
對於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共來說，這顯然是一種精神分裂。在六六騷動的時候，中共及其喉舌要與港英同唱繁榮安定的調子，六七人造花廠工潮爆發，卻祭出國仇家恨、民族大義，又如何能不荒腔走板？
六七暴動失敗了，親中左派也沒有對香港舉出「反資反殖」的大旗。倒反是看透了親中毛左精神分裂的青年人，有感於香港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壓榨深重，紛紛自尋思想出路。1970年代以大專學生和部分在職青年工人為主的「火紅年代」，就隨着「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釣運動」和反貪污運動相繼出現。事實上，如果不是親中毛左的六七暴動失敗，支撐這些新的左翼思潮的大環境並不會出現。他們對香港現狀的不滿，迫使他們放棄親中左派那套以祖國任務代替自己獨立思考的習慣，公然提出「反資反殖」的口號，例如托派。
1978年，文革已經結束，新華分社副社長祁烽說「1967搞錯了」，托派青年吳仲賢就在一份托派刊物《戰訊》撰文，批評祁烽實際上是要取消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矛盾，使工會成為掣肘勞動者反抗，而不是代表勞動者的機關。他認為，毛派領導只是因希望殖民政府像澳門政府般低頭，不能明確地提出像擴大民主權利、增加勞動人民社會權利的具體口號，不能團結整個工人階級來對抗政府，所以港英才有機會透過宣傳戰而分化成功。
所以，他提出要總結1967年毛派領導的錯誤，重點在於：一、總結中國對香港殖民地統治的錯誤立場；二、批判香港毛派在反英抗暴初期的左傾冒進政策；三、批判毛派在鬥爭中不能對應香港的工人群眾意識，而提出能夠團結工人階級的具體口號及策略；四、批判毛派在鬥爭後期的右傾投降政策。
當日「天真」少年犯「YP（young prisoner）」（今日「六七見證」的）石中英在1974年《新晚報》以萬言鴻文代表毛派以馬列正統批托；托派亦因其「不斷革命論」而往往被人劃為極左思想。可弔詭的是，「十年文革」過後，香港毛派搞的六七暴動卻被托派譏為「冒進」，而毛派事後返身否定昨日熱血於文革的我，則被托派指為「右傾」。
平反六七 也為平反托派理論？
姑勿論你是否同意托派的分析，當年吳仲賢恐怕是第一位批評祁烽說「1967搞錯了」是犯了右傾錯誤的人。今日工聯會要求中共為當年六七暴動平反，是否也在為托派理論平反，香港其實早應高舉「反資反殖」？ 中共不敢肯定那些「反殖民族英雄」的貢獻，其實是一種右傾投降政策，所以於今近40年後大陸毛左氣勢再盛，才敢提出要（再）一次「撥亂反正」？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羅永生]
毫無疑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社會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環境惡劣、貪污嚴重，政府欠缺改善施政的意志。這些都是源自殖民政府只顧籠絡資產階級，忽視勞苦大眾福祉，官民隔閡嚴重。殖民時期的香港絕非一些今日抱「戀殖」思想的人所想像的美好。所以，在市民群眾當中，產生反殖意識並且起而反抗，這一點毫不出奇。
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起騷動，人們會同情地理解當時發起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支持當年有份參與反加價運動的葉錫恩，不會排斥他們。可是，看待六七暴動卻很少同情理解。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自發的市民抗爭，後者是一個由左派陣營組織和計劃、有政治鬥爭目標的行動。
所以，今時今日如果要靠把六六和六七相提並論，把六七說成只是一場一般的社會運動，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雖然六六和六七的殖民社會大環境是一樣，但是，六六騷動之後，《大公報》和《文匯報》都不予支持，說要維持社會秩序；可是1967年新蒲崗膠花廠事件之後，親中左派卻突然大張旗鼓為「反英抗暴」，這說明當年的「反英反殖」，其實只是臨急周章、大陸文革亢奮形勢底下的產物。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戰後在香港所維持的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這項政策在1958年周恩來轉達給英國時任首相麥美倫的信息說得更為坦白，那就是「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1960年的廖承志也曾向香港工會代表，直白地警告英方不要在香港新界搞什麼自治改革，否則「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可見，中共既不想見到殖民地下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而且也無心結束這裏的殖民地現狀。
問題就是，在這種中英雙方「共謀勾結」地決定了香港既不能改革，亦不能終結的殖民狀態下，「反殖」又可能意味着什麼？
事實上，雖然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宣傳不忘「反帝」，可是，除了在六七暴動期間，香港的親中左派一直都十分忌諱用「反殖」這兩個字。原因是「反帝」可以是指「反美帝」，甚至是「反蘇修」的「社會主義帝國主義」，但「反殖」則令人聯想到香港身為殖民地的尷尬處境。1970年代中國加入聯合國之後立即要求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上除名，問題倒不僅在於承認香港是殖民地，香港就可能按殖民地自決的原則而出現港獨的可能；而是說，當時中共也無法在香港貫徹什麼「反殖」的政策。
對於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共來說，這顯然是一種精神分裂。在六六騷動的時候，中共及其喉舌要與港英同唱繁榮安定的調子，六七人造花廠工潮爆發，卻祭出國仇家恨、民族大義，又如何能不荒腔走板？
六七暴動失敗了，親中左派也沒有對香港舉出「反資反殖」的大旗。倒反是看透了親中毛左精神分裂的青年人，有感於香港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壓榨深重，紛紛自尋思想出路。1970年代以大專學生和部分在職青年工人為主的「火紅年代」，就隨着「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釣運動」和反貪污運動相繼出現。事實上，如果不是親中毛左的六七暴動失敗，支撐這些新的左翼思潮的大環境並不會出現。他們對香港現狀的不滿，迫使他們放棄親中左派那套以祖國任務代替自己獨立思考的習慣，公然提出「反資反殖」的口號，例如托派。
1978年，文革已經結束，新華分社副社長祁烽說「1967搞錯了」，托派青年吳仲賢就在一份托派刊物《戰訊》撰文，批評祁烽實際上是要取消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矛盾，使工會成為掣肘勞動者反抗，而不是代表勞動者的機關。他認為，毛派領導只是因希望殖民政府像澳門政府般低頭，不能明確地提出像擴大民主權利、增加勞動人民社會權利的具體口號，不能團結整個工人階級來對抗政府，所以港英才有機會透過宣傳戰而分化成功。
所以，他提出要總結1967年毛派領導的錯誤，重點在於：一、總結中國對香港殖民地統治的錯誤立場；二、批判香港毛派在反英抗暴初期的左傾冒進政策；三、批判毛派在鬥爭中不能對應香港的工人群眾意識，而提出能夠團結工人階級的具體口號及策略；四、批判毛派在鬥爭後期的右傾投降政策。
當日「天真」少年犯「YP（young prisoner）」（今日「六七見證」的）石中英在1974年《新晚報》以萬言鴻文代表毛派以馬列正統批托；托派亦因其「不斷革命論」而往往被人劃為極左思想。可弔詭的是，「十年文革」過後，香港毛派搞的六七暴動卻被托派譏為「冒進」，而毛派事後返身否定昨日熱血於文革的我，則被托派指為「右傾」。
平反六七 也為平反托派理論？
姑勿論你是否同意托派的分析，當年吳仲賢恐怕是第一位批評祁烽說「1967搞錯了」是犯了右傾錯誤的人。今日工聯會要求中共為當年六七暴動平反，是否也在為托派理論平反，香港其實早應高舉「反資反殖」？ 中共不敢肯定那些「反殖民族英雄」的貢獻，其實是一種右傾投降政策，所以於今近40年後大陸毛左氣勢再盛，才敢提出要（再）一次「撥亂反正」？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羅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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