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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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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香港多年來經過各方努力，打造成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與服務業中心，這一點可謂羨煞了本區域許多國家與地區。但以前多年來看香港的政治，坦白說總還是帶有一點「輕蔑」、「也不過如此」的態度。無他，香港與亞洲許多地區一樣，經濟上的非凡成就，每每是建立在政治上未能充分民主化，或就是「政商勾結」的基礎上。
即便是在如應該算是高度民主化了、經濟上也算是發達國家了的韓國，近月來一系列什麼「閨密干政」、權貴利益輸送等醜聞也還是層出不窮，而且還牽涉到在國際上也算知名、其產品大家可能都有用的大財閥。以前領先亞洲經濟的日本呢，經濟上停滯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而政治上雖然也算是數度有政權更替，較為左翼的社會主義政黨有短期上台執政，但政權主要還是由右翼自由民主黨把持，不時也會聽到一些恢復過去「光榮」（對鄰國來說當年可是災難）的呼聲——軍國主義的陰魂，總還是讓人有揮之不去的感覺。
如果看周邊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印尼在獨裁者蘇哈托下台後也算是民主化了，但軍人的影子始終未能從政壇上被充分驅逐開去，每一屆總統、議會、地方選舉等，總有些前軍頭蠢蠢欲動，或自身、或子弟的，都想再出來掌權。菲律賓就更坎坷了：貪污自肥的前獨裁者馬可斯下台後，民粹型的總統也選出了幾個，但在經濟上仍然一團糟，貪污腐敗橫行，導致教育程度也算中上的國人竟然要跑到香港來當家務助理，或到其他東南亞國家甚至遠至中東、歐洲等從事低端服務行業，所得收入竟也成為菲國最大的外匯來源，好聽點叫「國民向外發展補助祖國」吧。
當年從這些角度來看，香港的政治算是很「簡單」了。一批精英權貴永遠把持着政權，以前的港督由英國殖民祖家派任，回歸後的特首由民意程度有待改善的「小圈子」選出，都很「保險」，肯定不會出現「長毛（梁國雄）當特首」的「意外事件」。而在行政主導的理念下，立法會看來也不能主導施政，反而是從殖民地時期以來竟然會有一個公然由富商、專業人士與其他權貴佔大多數的行政會議來決定施政的方向，這不就是活脫脫的把「權貴干政」合法化的舉措嗎？立法會雖也有民選議席，但在民意基礎欠缺的功能界別議席繁多的現實下，也還是很難有真正的民主政治運作。至於意識形態方面，以前不就是有希望力促包括香港在內的全中國民主化的民主派，對壘好像是極力維護港府與內地利益的建制派吧。大家各得其所，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大家也都還有即便是一面倒的政治發揮空間。
我是一名外國人，雖然曾多次來港，也對香港彷彿有一股油然而生的感情，但無意預設一些政治立場，只能以自己多年來觀察尤其是本區域多國政治經濟演變的經驗來做出一些起碼我力求公正的評述。當年這「一國兩制」的倡議，應該還是充滿政治睿智的。香港與中國內地雖然算是「同根生」，但事實就是兩地經歷了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發展歷程。兩地的「同胞情」雖然很深（如每次內地發生一些天災意外時，香港民眾總是義不容辭大筆捐獻），但要在一剎那間被湊在一起用同樣的制度來生活、管理，總也還是有未盡人意、高度不適之處。所以才有了「一國兩制」的安排，讓大家即便「團圓」了仍然可以各自認為較為適應的方式來生活。
人或社會都一樣，要認祖歸宗或婚姻嫁娶是一回事，但要完全以對方的生活處世理念來改變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那有時反而會產生更大的抗拒感，搞不好的話就鬧離婚了。我老家沙巴，還有鄰近的砂勞越也一樣，半個多世紀以前英國殖民者決定撤離東南亞以前，硬硬地把幾個原本雖有商貿或血脈相連（如我媽媽是新加坡人）但基本上還是各自為政的殖民地湊在一起，成立「馬來亞」這個國家。幾年後新加坡算是很幸運地得以在與馬國中央相對和諧的情况下獨立出去自成一國。但發展上相對落後的沙、砂兩地，與經濟領先的馬來半島得以繼續湊成一國，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有賴於馬國版本的、比香港版本的還早了30多年的「一國兩制」。如沙巴享有自身的移民管轄權、土地管理權等，讓沙巴人得以認為彼等要用自己的方式來生活的欲望受到尊重。這幾年來，沙、砂無論是民間或官方都有爭取更多自主權的呼聲，一方面當然是民眾的政治意識更為醒覺，另一方面當然也還是希望馬國經濟發展的優先重心不應一直只是西馬，而應該移到東馬來。
強調「一國」遠超「兩制」
回過頭來談香港，近年來所看到的是基於各種複雜的——應該主要是香港之外的原因——有關方面對於「一國」的重視與強調甚或企圖加速實踐是遠高於「兩制」的。以前所謂《基本法》第23條的意圖強行通過、特首未能完全直選、國民教育教材爭議等，都是這方面的顯著例子。這一來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起碼在香港居民心目中，彼等與內地的交往關係的舒適度，尤其是「兩制」在彼等心目中的重要性。因為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個不言而喻的共識，即對對方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等未必完全同意，但基於大家還算是同在「一國」，而且經貿往來那麼頻密，也就將心比心地相互禮貌相對了。
「港獨」路難走得通
但可能要是演變成需要表態效忠時，一些人可能在內心掙扎下的確做不出來，而如西諺所云，「倒水時把盆裏的嬰兒也倒了出去」，所以要求更大程度自主，甚至公然呼籲「港獨」的聲音也就應運而生了。但這世界是很現實的，爭取獨立的呼聲，即便是有一定民意基礎，但只要當事國的統治當局不予同意，基本上是很難以和平的方式來完成。這一點，美國當年的南北戰爭應可為借鑑。而如果說要借助外力，但這個世界已然演變成一「經濟為先」的了，連殖民老祖家的英國都已忙不迭地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而特朗普「美國第一」的商賈當政更是在干涉他國內政方面興趣欠缺，這個途徑看來也沒戲唱了。所以，在勢力懸殊、國際上無動於中的大前提下，「港獨」這條路看來也是很難走得通。
但如「一國」相對於「兩制」仍然被繼續強調的話，看來香港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兩極化也很難得以癒合。所以，重新把「一國」與「兩制」並排，同等而坐，再加上積極地拉近貧富懸殊的措施，可能才是重振香港光芒的良策。
胡逸山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即便是在如應該算是高度民主化了、經濟上也算是發達國家了的韓國，近月來一系列什麼「閨密干政」、權貴利益輸送等醜聞也還是層出不窮，而且還牽涉到在國際上也算知名、其產品大家可能都有用的大財閥。以前領先亞洲經濟的日本呢，經濟上停滯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而政治上雖然也算是數度有政權更替，較為左翼的社會主義政黨有短期上台執政，但政權主要還是由右翼自由民主黨把持，不時也會聽到一些恢復過去「光榮」（對鄰國來說當年可是災難）的呼聲——軍國主義的陰魂，總還是讓人有揮之不去的感覺。
如果看周邊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印尼在獨裁者蘇哈托下台後也算是民主化了，但軍人的影子始終未能從政壇上被充分驅逐開去，每一屆總統、議會、地方選舉等，總有些前軍頭蠢蠢欲動，或自身、或子弟的，都想再出來掌權。菲律賓就更坎坷了：貪污自肥的前獨裁者馬可斯下台後，民粹型的總統也選出了幾個，但在經濟上仍然一團糟，貪污腐敗橫行，導致教育程度也算中上的國人竟然要跑到香港來當家務助理，或到其他東南亞國家甚至遠至中東、歐洲等從事低端服務行業，所得收入竟也成為菲國最大的外匯來源，好聽點叫「國民向外發展補助祖國」吧。
當年從這些角度來看，香港的政治算是很「簡單」了。一批精英權貴永遠把持着政權，以前的港督由英國殖民祖家派任，回歸後的特首由民意程度有待改善的「小圈子」選出，都很「保險」，肯定不會出現「長毛（梁國雄）當特首」的「意外事件」。而在行政主導的理念下，立法會看來也不能主導施政，反而是從殖民地時期以來竟然會有一個公然由富商、專業人士與其他權貴佔大多數的行政會議來決定施政的方向，這不就是活脫脫的把「權貴干政」合法化的舉措嗎？立法會雖也有民選議席，但在民意基礎欠缺的功能界別議席繁多的現實下，也還是很難有真正的民主政治運作。至於意識形態方面，以前不就是有希望力促包括香港在內的全中國民主化的民主派，對壘好像是極力維護港府與內地利益的建制派吧。大家各得其所，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大家也都還有即便是一面倒的政治發揮空間。
我是一名外國人，雖然曾多次來港，也對香港彷彿有一股油然而生的感情，但無意預設一些政治立場，只能以自己多年來觀察尤其是本區域多國政治經濟演變的經驗來做出一些起碼我力求公正的評述。當年這「一國兩制」的倡議，應該還是充滿政治睿智的。香港與中國內地雖然算是「同根生」，但事實就是兩地經歷了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發展歷程。兩地的「同胞情」雖然很深（如每次內地發生一些天災意外時，香港民眾總是義不容辭大筆捐獻），但要在一剎那間被湊在一起用同樣的制度來生活、管理，總也還是有未盡人意、高度不適之處。所以才有了「一國兩制」的安排，讓大家即便「團圓」了仍然可以各自認為較為適應的方式來生活。
人或社會都一樣，要認祖歸宗或婚姻嫁娶是一回事，但要完全以對方的生活處世理念來改變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那有時反而會產生更大的抗拒感，搞不好的話就鬧離婚了。我老家沙巴，還有鄰近的砂勞越也一樣，半個多世紀以前英國殖民者決定撤離東南亞以前，硬硬地把幾個原本雖有商貿或血脈相連（如我媽媽是新加坡人）但基本上還是各自為政的殖民地湊在一起，成立「馬來亞」這個國家。幾年後新加坡算是很幸運地得以在與馬國中央相對和諧的情况下獨立出去自成一國。但發展上相對落後的沙、砂兩地，與經濟領先的馬來半島得以繼續湊成一國，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有賴於馬國版本的、比香港版本的還早了30多年的「一國兩制」。如沙巴享有自身的移民管轄權、土地管理權等，讓沙巴人得以認為彼等要用自己的方式來生活的欲望受到尊重。這幾年來，沙、砂無論是民間或官方都有爭取更多自主權的呼聲，一方面當然是民眾的政治意識更為醒覺，另一方面當然也還是希望馬國經濟發展的優先重心不應一直只是西馬，而應該移到東馬來。
強調「一國」遠超「兩制」
回過頭來談香港，近年來所看到的是基於各種複雜的——應該主要是香港之外的原因——有關方面對於「一國」的重視與強調甚或企圖加速實踐是遠高於「兩制」的。以前所謂《基本法》第23條的意圖強行通過、特首未能完全直選、國民教育教材爭議等，都是這方面的顯著例子。這一來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起碼在香港居民心目中，彼等與內地的交往關係的舒適度，尤其是「兩制」在彼等心目中的重要性。因為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個不言而喻的共識，即對對方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等未必完全同意，但基於大家還算是同在「一國」，而且經貿往來那麼頻密，也就將心比心地相互禮貌相對了。
「港獨」路難走得通
但可能要是演變成需要表態效忠時，一些人可能在內心掙扎下的確做不出來，而如西諺所云，「倒水時把盆裏的嬰兒也倒了出去」，所以要求更大程度自主，甚至公然呼籲「港獨」的聲音也就應運而生了。但這世界是很現實的，爭取獨立的呼聲，即便是有一定民意基礎，但只要當事國的統治當局不予同意，基本上是很難以和平的方式來完成。這一點，美國當年的南北戰爭應可為借鑑。而如果說要借助外力，但這個世界已然演變成一「經濟為先」的了，連殖民老祖家的英國都已忙不迭地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而特朗普「美國第一」的商賈當政更是在干涉他國內政方面興趣欠缺，這個途徑看來也沒戲唱了。所以，在勢力懸殊、國際上無動於中的大前提下，「港獨」這條路看來也是很難走得通。
但如「一國」相對於「兩制」仍然被繼續強調的話，看來香港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兩極化也很難得以癒合。所以，重新把「一國」與「兩制」並排，同等而坐，再加上積極地拉近貧富懸殊的措施，可能才是重振香港光芒的良策。
胡逸山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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