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在這一輪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爭議中，教育局支持「全面復考TSA」的理據，除了聲稱它能發揮回饋及促進教與學的效能外，另一理據就是，經「優化」的小三TSA（教育局改稱為「BCA」(基本能力評估)）已經把過往TSA所導致的操練壓力予以消除。前文已論證了，過去10年TSA根本未能實現它既定的政策目標——回饋及促進教與學。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過去10年TSA所導致的惡果——操練文化及壓力的蔓延及激化（註1），是否在這為期不到一年的改革（以去年2月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發表計起）就得已消除。
公眾不信任不可能因一紙約章就消除
首先，我們不妨檢視所謂「優化」措施為何。吳克儉局長就列舉了「改良題目設計、優化學校報告、加強專業支援和加入學生問卷」，並繼而強調「有關持份者包括校長、老師、學生及家長反應均很正面，認為有助去除操練誘因」（註2）。有關措施是否真能消除操練的誘因，似乎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吳局長是忘記了這一輪TSA改革，尚有兩項至關重要的措施。
其一就是，教育局已接納TSA檢討委員會建議，把TSA成績（達標孆ㄨF標）從「學校表現評量」23項中剔除出來。這正好顯示教育當局終於肯面對現實，承認TSA是過往壓在學校頭上的整個「學校質素保證機制」的審核問責工具的一部分，並且願意把TSA這被詬病為「架在學校管理層頸項的一把刀」（註3）拿走。然而，有關政策建議是否真正能切實執行，仍有待觀察。事實上，在這一輪爭議中，明顯存在的就是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這種可以說已累積了10年的「低度信任」文化（low-trust culture），自不可能因一紙「不操練約章」及官員背後一眾的舉牌動作，就得以消除。
所謂操練壓力消除 有多大現實意義？
其二則是，這一屆小三TSA的規模只涉及約十分之一的小學（56間），其中更有部分學校是自願參與，因此無論在規模及參與形式均與過往「全民強迫參與」，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所謂操練壓力的消除，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意義，仍有待當局提出更確實的證據來加以證明。但現時吳克儉局長就只憑「部分」持份者即時印象式的反應，就斷定今年可以「全面復考TSA」，明顯令人有「草草收工」的感覺。
事實上，若把以上兩項政策措施結合起來一併考慮，我就會有以下兩項質疑：其一，既然TSA成績與「學校表現評量」已經脫鈎，則TSA對個別學校層面的評估功能就已不適用，那麼為何還要全體中小學參與繼後的TSA？單純就全港性系統層面的評估而言，一個具代表性、以學校以至學生為抽樣單位的抽樣評估，不就已經足夠了嗎？其次，既然2016年小三的TSA已採取約十分之一小學的抽樣方式作評估，而且考評局更在《2016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中已斬釘截鐵地強調「本局運用了統計學方法」，「確保有關的評估具有代表性、信度和效度」（p.10），則我就更要質疑：為何還要全體學校及全體小三以至小六及中三學生參與每年一次的TSA呢？
據此，我認為教育當局根本沒有必要在各種改善措施只局部地（在小三一級）實施一年後，就急不及待地「全面復考TSA」。事實上，根據近年有關公共政策實施研究的一個廣被接受的定論就是，公共政策實施、扎根以至奏效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其中各持份者更要經歷學習、適應、協作、磨合的過程。例如美國著名政策實施研究學者Paul A. Sabatier就提出，一個公共政策的落實以至產生變革就最少需時10年（註4）。對照於檢討中的「優化」TSA政策措施，竟可在僅僅不足一年時間，就可公布天下大功告成，可「全面復考」，就明顯草率了一點。這若非出於負責官員對政策研究的無知，就是他們只在把弄着虛應故事的公關伎倆。
實在沒必要強迫全民參與
最後我懇請有關問責及負責官員，請認真深入檢討及研究TSA這個實施了10年，每年影響逾10萬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童學習以至福祉的政策。根據以上分析，我會建議當局必須認識清楚，發展至今天，TSA就只是一「總結性評估」工具，其評估範圍更只限於全港系統性層面。據此，它實在沒有必要強迫「全民參與」；一個具代表性的抽樣評估已可以提供可信而有效的結果。因此我第二個建議就是，今年的TSA應繼續沿用十分之一學校樣本的方式，並擴展至小六及中三，以驗證2016小三抽樣評估的「具有代表性、信度和效度」結果，是否可以延續及拓展至其他年級。若然，這就更加可以證立沒有必要急急「全面復考TSA」了。本人的第三項建議就是，循着減少學校操練的誘因去考慮，另一個實際可行的改革方案就是把現時小六已實施多年的「隔年評估」措施，擴展至小三及中三，這自然可再進一步紓緩學校應試操練的誘因及壓力。
回顧2004年開始的教育評估改革，設計上本來就是包含有「總結性評估」與「進展性評估」，其目標更是力求扭轉一直以來香港教育制度中只強調成績量度的「總結性評估」的局面，並引入「進展性評估」。但10年過去，這個本屬「總結性評估」的TSA 在與「學校質素保證機制」相互作用下，已異化成「一把架在學校頸上的利刃」的一個審核及問責的管治工具。結果，就把「後學能測驗」時代的香港小學再次推回到應試操練的深淵。
請特首參選人慎重考慮TSA存廢
就此，本人充心懇請負責官員能把TSA這個只量度系統層面表現的「總結性評估」工具，放置回它應有的位置，並可以把它的廣度（只涉及十分之一學校）與密度（隔年輪換進行）降低。同時，又切實推廣已運作10年的BCA網上評估及教學支援平台，這方面的以教師及學生為本的評估工具才是原先設計的「進展性評估」。唯有當這兩個評估政策工具各歸本分，香港的教育評估改革才有望得以實現。同時，我亦懇請各特首參選人應從實施了10年的教育評估改革的整體政策框架出發，慎重地考慮TSA的存廢，以避免把嬰兒連同浴後污水一併拋棄掉了。
註1：有關TSA導致操練文化及壓力蔓延及激化，見曾榮光（2016）〈《全港性系統評估檢討報告》的批判：政策評鑑研究的視域〉，《教育學報》第44卷第1期，頁195至212
註2：新聞公報〈教育局局長與傳媒談話內容〉，2016年12月8日
註3：同註1，頁203
註4：Sabatier, P. A.（1993）. "Policy change over a decade or more." In P. A. Sabatier and H. C. Jenkins-Smith（eds.）. 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客座教授
公眾不信任不可能因一紙約章就消除
首先，我們不妨檢視所謂「優化」措施為何。吳克儉局長就列舉了「改良題目設計、優化學校報告、加強專業支援和加入學生問卷」，並繼而強調「有關持份者包括校長、老師、學生及家長反應均很正面，認為有助去除操練誘因」（註2）。有關措施是否真能消除操練的誘因，似乎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吳局長是忘記了這一輪TSA改革，尚有兩項至關重要的措施。
其一就是，教育局已接納TSA檢討委員會建議，把TSA成績（達標孆ㄨF標）從「學校表現評量」23項中剔除出來。這正好顯示教育當局終於肯面對現實，承認TSA是過往壓在學校頭上的整個「學校質素保證機制」的審核問責工具的一部分，並且願意把TSA這被詬病為「架在學校管理層頸項的一把刀」（註3）拿走。然而，有關政策建議是否真正能切實執行，仍有待觀察。事實上，在這一輪爭議中，明顯存在的就是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這種可以說已累積了10年的「低度信任」文化（low-trust culture），自不可能因一紙「不操練約章」及官員背後一眾的舉牌動作，就得以消除。
所謂操練壓力消除 有多大現實意義？
其二則是，這一屆小三TSA的規模只涉及約十分之一的小學（56間），其中更有部分學校是自願參與，因此無論在規模及參與形式均與過往「全民強迫參與」，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所謂操練壓力的消除，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意義，仍有待當局提出更確實的證據來加以證明。但現時吳克儉局長就只憑「部分」持份者即時印象式的反應，就斷定今年可以「全面復考TSA」，明顯令人有「草草收工」的感覺。
事實上，若把以上兩項政策措施結合起來一併考慮，我就會有以下兩項質疑：其一，既然TSA成績與「學校表現評量」已經脫鈎，則TSA對個別學校層面的評估功能就已不適用，那麼為何還要全體中小學參與繼後的TSA？單純就全港性系統層面的評估而言，一個具代表性、以學校以至學生為抽樣單位的抽樣評估，不就已經足夠了嗎？其次，既然2016年小三的TSA已採取約十分之一小學的抽樣方式作評估，而且考評局更在《2016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中已斬釘截鐵地強調「本局運用了統計學方法」，「確保有關的評估具有代表性、信度和效度」（p.10），則我就更要質疑：為何還要全體學校及全體小三以至小六及中三學生參與每年一次的TSA呢？
據此，我認為教育當局根本沒有必要在各種改善措施只局部地（在小三一級）實施一年後，就急不及待地「全面復考TSA」。事實上，根據近年有關公共政策實施研究的一個廣被接受的定論就是，公共政策實施、扎根以至奏效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其中各持份者更要經歷學習、適應、協作、磨合的過程。例如美國著名政策實施研究學者Paul A. Sabatier就提出，一個公共政策的落實以至產生變革就最少需時10年（註4）。對照於檢討中的「優化」TSA政策措施，竟可在僅僅不足一年時間，就可公布天下大功告成，可「全面復考」，就明顯草率了一點。這若非出於負責官員對政策研究的無知，就是他們只在把弄着虛應故事的公關伎倆。
實在沒必要強迫全民參與
最後我懇請有關問責及負責官員，請認真深入檢討及研究TSA這個實施了10年，每年影響逾10萬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童學習以至福祉的政策。根據以上分析，我會建議當局必須認識清楚，發展至今天，TSA就只是一「總結性評估」工具，其評估範圍更只限於全港系統性層面。據此，它實在沒有必要強迫「全民參與」；一個具代表性的抽樣評估已可以提供可信而有效的結果。因此我第二個建議就是，今年的TSA應繼續沿用十分之一學校樣本的方式，並擴展至小六及中三，以驗證2016小三抽樣評估的「具有代表性、信度和效度」結果，是否可以延續及拓展至其他年級。若然，這就更加可以證立沒有必要急急「全面復考TSA」了。本人的第三項建議就是，循着減少學校操練的誘因去考慮，另一個實際可行的改革方案就是把現時小六已實施多年的「隔年評估」措施，擴展至小三及中三，這自然可再進一步紓緩學校應試操練的誘因及壓力。
回顧2004年開始的教育評估改革，設計上本來就是包含有「總結性評估」與「進展性評估」，其目標更是力求扭轉一直以來香港教育制度中只強調成績量度的「總結性評估」的局面，並引入「進展性評估」。但10年過去，這個本屬「總結性評估」的TSA 在與「學校質素保證機制」相互作用下，已異化成「一把架在學校頸上的利刃」的一個審核及問責的管治工具。結果，就把「後學能測驗」時代的香港小學再次推回到應試操練的深淵。
請特首參選人慎重考慮TSA存廢
就此，本人充心懇請負責官員能把TSA這個只量度系統層面表現的「總結性評估」工具，放置回它應有的位置，並可以把它的廣度（只涉及十分之一學校）與密度（隔年輪換進行）降低。同時，又切實推廣已運作10年的BCA網上評估及教學支援平台，這方面的以教師及學生為本的評估工具才是原先設計的「進展性評估」。唯有當這兩個評估政策工具各歸本分，香港的教育評估改革才有望得以實現。同時，我亦懇請各特首參選人應從實施了10年的教育評估改革的整體政策框架出發，慎重地考慮TSA的存廢，以避免把嬰兒連同浴後污水一併拋棄掉了。
註1：有關TSA導致操練文化及壓力蔓延及激化，見曾榮光（2016）〈《全港性系統評估檢討報告》的批判：政策評鑑研究的視域〉，《教育學報》第44卷第1期，頁195至212
註2：新聞公報〈教育局局長與傳媒談話內容〉，2016年12月8日
註3：同註1，頁203
註4：Sabatier, P. A.（1993）. "Policy change over a decade or more." In P. A. Sabatier and H. C. Jenkins-Smith（eds.）. 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客座教授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