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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陣:「無為而治」與特區管治哲學 \文:袁彌昌長青網文章

2017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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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ted by 長青人 on 2017年02月04日 06:35
2017年02月04日 06:35
新聞類別
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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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曾俊華在宣布參選特首時,指下屆政府應該要休養生息,是指須放下政治爭拗、停止內耗、推動民生發展,意思至為明顯不過。不過崇信「適度有為」的梁振英,對此卻不表贊同,表示「當我們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時候,我們的競爭對手,不是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結果大家可以想像」。事實上,曾俊華自己並沒有提過「無為而治」,但梁振英自上任以來的「有為」施政與行徑,已一定程度反證了無為而治的可貴。筆者甚至認為,在現今的政治制度下,「無為而治」作為一種管治哲學,可能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讀者可能知道,筆者是研究「老子術」的,那是《老子》思想在策略方面的體現,但研究《老子》亦怎樣也離不開「老子政」和無為而治。最早把老子的無為學說看作是一種管治術或君王術的,當數曾學於老子的孔子,他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意思是自己不做什麼而使天下大治的人大概就只有舜吧?他做了什麼呢?不過是莊嚴端正地坐北向南臨朝罷了。儘管孔子的無為而治與老子的不盡相同,但其背後用意卻與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一樣,均指向「為」和怎樣「為」才能治理好天下。


無為:自然、無事、善為

既然無為而治並非什麼也不做,那麼「無為」究竟是什麼呢?朱曉鵬在其《老子哲學研究》中,指出「無為」具體來說有3層主要含義,分別是自然、無事及善為。


所謂「道法自然」,而道的這種自然性就是「無為」,所以「無為」也就是「無違」,即無違自然,順應萬物的固有本性,使之自然而然地演化的意思,這樣才可不勞而成。梁振英過去4年多的施政,用內地的用語來說就是「瞎折騰」,也就是沒事找事、無事生非,以致在不少地方違反了港人的「本性」及核心價值。理想的統治者應以不干涉人民,任其自然的原則治理社會,這樣才會「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無為」也是「無事」——「為無為,事無事」、「取天下常以無事」。老子的「無事」是針對「有事」而發的,在他看來,統治者以其權力強行制定並推行的各種法令愈多,人民的自由就愈少,生活就愈貧困,同時嚴刑峻法不僅未能禁絕邪惡之事,反而使之氾濫,導致更多盜賊出現和天下混亂。其解決之道就是回到「清靜無為」——「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躁動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急功近利、強作妄為,統治者若能清靜無為、簡政息事、還人民自由,人民就能自我化育,社會就會自我完善——政治與政策切忌急就章,對於一國兩制,急就章更是萬萬不可。


「無為」亦即「善為」。「無為」非但是為了「無不為」,更重要的是為了善為、善治。現在連以急功近利著稱的港人,也對急功近利的政治手法感到吃不消和反感,可見做到不自以為是、順應自然而知進知止,就已經是有所作為,甚至是最好的作為了。在老子等道家看來,世上不存在全能全知的政治權威,而無為而治無疑是「針對這種政治全能主義夢想症所開出的一副解毒劑,它力圖消解統治者逞強顯能、耍奸耍智、為所欲為的全能主義的政治衝動」(朱曉鵬)。對政治全能主義的追求,可能恰恰是造成社會動亂、道德衰敗的重要根源。港人必須汲取教訓,認清這種政治全能主義不僅無助於經濟民生發展,而且更會妨礙發展,香港已沒有本錢一錯再錯。


無為而治與中間政治的開展

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主要是針對政治上兩種先天的矛盾——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以及公平的統治與不公平的制度的矛盾——因此需要以一種對立統一的方法來解決,那就是「無為而無不為」。在香港,無為而治對解決目前一國兩制之下的兩大問題——沒有執政黨,政府在立法會沒有票,以及泛政治化問題,亦有其獨特作用。


無論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有多好,但統治者的位置與作用是與其他人直接對立這一點是必然與不可改變的。不過,老子不認為這代表統治者可以因此而壓迫人民、與人民為敵,反而認為這種對立不一定是敵對性的,因此在國家中,聖王作為功效的源頭,必須居於空或無的位置,而其他人居於實或有的位置——「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所以《老子》中聖王的特點除了無為之外,還需要「無自心」——「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樣才能夠容納他人之心,與天下渾而為一,促進社會團結和諧。


老子這種無為哲學亦可為香港目前已「異化」的政治結構與行政立法關係,提供一個典範與解決之道。由於香港不存在執政黨,以致政府在立法會是沒有票的,而政府為了加強施政,選擇了與建制派聯手,令政府和政策均向建制派一方傾斜,這就是香港政治「異化」的根源。


老子是反對這種做法的,認為如果統治者主動組織或加入一個派別,而反對其他派別,統治者自身就變成了一個黨派,也就不再有資格做公正的統治者。在一國兩制中,特區政府的中心立場應該是保持中立,建立中間政府,行中間共識政治,不偏向任何一方——「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統治者不親疏有別、沒有私心,所以不存在任何具體可以反對的東西,人民亦不會因為他的個人欲望而反對他——他們所反對的只會是其他人或派別,而不是反對統治者,故此沒有人可以成為他的敵人。統治者的公正和中立性亦意味着他會成為所有人的領導者,成為社會的支點,從而令所有人都支持他。這無疑是將香港長年「異化」的政治撥亂反正、毋忘一國兩制「初心」的辦法,也是絕大部分港人的心願。


去智倡愚即去政治化

老子的去智倡愚的主張一直為人詬病,被認為是行愚民政治。這非但是一個重大誤解,而且亦可能因而錯過了一個化解香港管治問題的良方妙藥。從今日的角度來看,老子要求統治者要公正、無私心、不結黨成派,其實就是要求統治者以自身作為榜樣,約束自己以防止人民生出政治野心,防止人民做出只為自身利益而犧牲他人利益的政治性手段。君不見香港的政治競技場被打開後,人與人之間的狡詐詭計層出不窮,人們亦用各種狡猾、欺詐的行為去獲得權力,這就是「智」的禍害。所以老子有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因此老子的「愚」不僅不是用以愚民,反而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統治者的一個重要素質和高度的人格修養境界,所以老子一視同仁,不但主張愚民,而且主張愚己,並以愚人自許——「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期望社會可以恢復一個真樸自然、無為自化的狀態,而非目前欺騙與偽裝橫行,人民對何謂政治、平等、公義感到迷惘的情况,使人民都可以遠離政治自由地生活,免於被政治所傷害,同時統治者自身也不受政治傷害,通過非政治化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


「強梁者不得其死」

過去幾年來的特區管治,已讓我們見識到「強梁者不得其死」、「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現在捨棄慈愛而要勇敢,捨棄儉嗇而要寬裕,捨棄退讓而要爭先,就是死路一條)的禍害與實質意義。為了回到「以正治國」的道路上,香港管治已不能再換湯不換藥,必須立刻終結目前政府強作妄為、社會撕裂對立的局面,而兩者均是老子的無為而治所針對的課題。在這個社會自我轉化的過程中,任何聲稱可以一蹴而就的辦法,都是不切實際的——這已到了「道」而非「術」的層次的問題,講求統治者自身的人格品德修養在政治上的體現。正如老子所言:「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誰能夠將濁水靜止,慢慢澄清?誰能夠在安靜中啟動,慢慢產生?能夠固守此道的人,不求自滿自大。正因為這樣,才能去舊更新)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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