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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問特首參選人：社會創新和創效（社會效益），以至到可持續發展，香港政府財金政策部門的角色是什麼呢？可不可以從以下4方面論述：（1）金融管理局的角色；（2）量度「非物質性」社會效益的準則和相關的數據蒐集和研究工作；（3）政府採購的程序；和（4）建立公私型財政協作的模式，例如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等？
近年，社會企業（社企）這一類社會創新項目愈來愈多人認識和重視。不過，很多時候，從政府的角度，這些只是一些社會福利，或創造社會資本和締造社會和諧的一些項目和手段，似乎仍然不能登上具體財政措施的優先處理的事項之列。究竟社會創新和創效（社會效益），以至到可持續發展，香港政府財金政策部門的角色是什麼呢？筆者認為，起碼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入手，努力把應做而未做的工作做好。
金融投資應把社會意義融入其中
（1）金融管理局帶頭促進綠色金融發展
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嚴峻，隨着聯合國的《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獲得接近200個國家達成協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表一份金融與可持續發展報告，把2016年形容為「Year of Green Finance」。
不過，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似乎仍然未如理想。事實上，整體的債券市場在香港的發展幾十年來都是未如人意；近年受惠於人民幣債券的國際化，才慢慢有點起色。筆者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在推廣綠色金融發揮更大的角色，除了之前金融發展局發表了一份有關綠色金融的研究報告外，金融管理局也應該考慮是否把「綠色」納入其港幣3萬億元的外匯基金的管理目標之一。畢竟，金融投資除了是股票債券外，亦應該要把社會目標和意義融入在其中。而且，作為掌管香港市民重要財政的一部分，金管局的外匯基金起碼要成為「責任投資及全球契約」（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其中一員，現時全球已經有近1500家資產管理和擁有機構成為其中一分子，代表60萬億美元資產。香港的金融發展要再上一個台階，除了要積極開拓全球企業股票上市的業務外，亦更要對這些全球金融關注的議題，更積極參與和拓展。
量度社會效益 須政府帶頭訂準則
（2）財金部門確立量度環境社會效益的準則，帶領蒐集「非物質性」的數據、資助相關研究工作，應用於不同的政策範疇，包括採購程序
無論是何謂「綠色」定義，甚至是一些「非物質性」的社會效益，必須由政府帶頭，訂立一個量度準則。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推行的政策，都跟一個由財政部所發出的社會效益評估指引（the Green Book）作出計算，這個指引有經濟效益部分，但對「非物質性」的部分，也要求有科學和客觀的評估。而根據英國經驗，該國目前幾乎所有公共政策，必須在推出前後進行社會效益評估，他們很重視學術界及社福機構的專家意見，組成了一個稱為「What Works Network」的網絡，去分析和評核不同範疇的政策。
而且，英國政府自2012年起，在每年進行的人口調查中加入了對受訪人生活滿意度、存在價值、快樂及焦慮的調查，然後與一般經濟指標配合分析，定期公布國民生活質素和幸福感報告。此外，英國2013年起實施《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案》，進一步要求政府採購程序須考慮社會效益，讓政府能夠以社會效益為由，向報價相對較高、處於市場競爭劣勢的社企或良心企業批出合約或訂單。相反，香港的財金部門對於以上所有的事項，都仍然不為所動。
結合民間和市場力量 推動社會服務
（3）建立公私型財政協作模式
近年全球慢慢冒起一些所謂的「創效投資者」（impact investors），願意以私人資金投資改善社會問題，包括環保、露宿者問題、釋囚服務等。而歐美很多政府財政部門，就開始試行「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或其他財務協定，引進私人市場力量，分擔政府財政，一同協力解決社會問題。英國已經有超過30個類似項目，而最近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就發布了一份名為「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Policy: Leading the way in delivering better outcomes for the people of NSW」（社會效益投資政策）的報告，可見對這些創新的財政政策的重視。過去香港的財金官員，不時談論到香港未來公共財政可能出現的困境，無論這些預測是否正確，但有這樣的看法，就更應該好好考慮有沒有一些創新的公共財政政策，讓政府能結合民間和私人市場的力量，推動更多社會服務。
作者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商業學院客席副教授
近年，社會企業（社企）這一類社會創新項目愈來愈多人認識和重視。不過，很多時候，從政府的角度，這些只是一些社會福利，或創造社會資本和締造社會和諧的一些項目和手段，似乎仍然不能登上具體財政措施的優先處理的事項之列。究竟社會創新和創效（社會效益），以至到可持續發展，香港政府財金政策部門的角色是什麼呢？筆者認為，起碼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入手，努力把應做而未做的工作做好。
金融投資應把社會意義融入其中
（1）金融管理局帶頭促進綠色金融發展
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嚴峻，隨着聯合國的《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獲得接近200個國家達成協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表一份金融與可持續發展報告，把2016年形容為「Year of Green Finance」。
不過，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似乎仍然未如理想。事實上，整體的債券市場在香港的發展幾十年來都是未如人意；近年受惠於人民幣債券的國際化，才慢慢有點起色。筆者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在推廣綠色金融發揮更大的角色，除了之前金融發展局發表了一份有關綠色金融的研究報告外，金融管理局也應該考慮是否把「綠色」納入其港幣3萬億元的外匯基金的管理目標之一。畢竟，金融投資除了是股票債券外，亦應該要把社會目標和意義融入在其中。而且，作為掌管香港市民重要財政的一部分，金管局的外匯基金起碼要成為「責任投資及全球契約」（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其中一員，現時全球已經有近1500家資產管理和擁有機構成為其中一分子，代表60萬億美元資產。香港的金融發展要再上一個台階，除了要積極開拓全球企業股票上市的業務外，亦更要對這些全球金融關注的議題，更積極參與和拓展。
量度社會效益 須政府帶頭訂準則
（2）財金部門確立量度環境社會效益的準則，帶領蒐集「非物質性」的數據、資助相關研究工作，應用於不同的政策範疇，包括採購程序
無論是何謂「綠色」定義，甚至是一些「非物質性」的社會效益，必須由政府帶頭，訂立一個量度準則。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推行的政策，都跟一個由財政部所發出的社會效益評估指引（the Green Book）作出計算，這個指引有經濟效益部分，但對「非物質性」的部分，也要求有科學和客觀的評估。而根據英國經驗，該國目前幾乎所有公共政策，必須在推出前後進行社會效益評估，他們很重視學術界及社福機構的專家意見，組成了一個稱為「What Works Network」的網絡，去分析和評核不同範疇的政策。
而且，英國政府自2012年起，在每年進行的人口調查中加入了對受訪人生活滿意度、存在價值、快樂及焦慮的調查，然後與一般經濟指標配合分析，定期公布國民生活質素和幸福感報告。此外，英國2013年起實施《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案》，進一步要求政府採購程序須考慮社會效益，讓政府能夠以社會效益為由，向報價相對較高、處於市場競爭劣勢的社企或良心企業批出合約或訂單。相反，香港的財金部門對於以上所有的事項，都仍然不為所動。
結合民間和市場力量 推動社會服務
（3）建立公私型財政協作模式
近年全球慢慢冒起一些所謂的「創效投資者」（impact investors），願意以私人資金投資改善社會問題，包括環保、露宿者問題、釋囚服務等。而歐美很多政府財政部門，就開始試行「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或其他財務協定，引進私人市場力量，分擔政府財政，一同協力解決社會問題。英國已經有超過30個類似項目，而最近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就發布了一份名為「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Policy: Leading the way in delivering better outcomes for the people of NSW」（社會效益投資政策）的報告，可見對這些創新的財政政策的重視。過去香港的財金官員，不時談論到香港未來公共財政可能出現的困境，無論這些預測是否正確，但有這樣的看法，就更應該好好考慮有沒有一些創新的公共財政政策，讓政府能結合民間和私人市場的力量，推動更多社會服務。
作者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商業學院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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