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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施政報告在教育範疇有不少亮點。其中兩項有關自資院校的政策別具前瞻性，值得讚賞：其一是資助更多學生選讀指定的專業／界別課程；其二是支援自資院校籌募捐款。兩者都提升了本港的教育公平，為本港的學生和創新經濟，帶來恆久利益。
兩政策紓緩高等教育不公平
由2018/19年度開始，政府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恆常化，自資院校學生修讀這類獲資助學位的名額，亦由每屆1000人增至3000人，正在修讀該類課程的學生亦可獲得資助，預計每年有1.3萬名學生可以受惠。第二項舉措，是協助自資院校開拓經費來源，政府推出第七輪配對補助金，撥款5億元供自資院校申請。這兩項政策在教育界廣受歡迎，各界都對這兩項政策積極讚賞。
在施政報告宣布當日，教育局長吳克儉會見了自資院校的校長，詳細介紹這兩項舉措，並解答他們問題。在場所有校長對這兩項政策都一致表示歡迎，因為這兩項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高等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不公平現象。這兩項政策亮點，亦顯示了政府前瞻性的眼光。政府清楚看到香港迫切需要一個創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新興行業的發展，以製造更多高端和高薪的就業機會，讓更多年輕人能夠不斷向上流動，亦讓市民生活質素能夠不斷提升。這些新興行業包括創意媒體、檢測認證、設計、旅遊及酒店、運動及心理學，以及香港急切需要的更多護理課程。
這些課程對香港的人才培訓和經濟發展是一舉兩得、多方受惠：一方面可培養人才，為香港新經濟發展模式儲備人才、為香港青年創造機會，同時為香港經濟發展添加動力、為港創富；多方受惠是因為學生、家長、學校、企業、商界、 政府以至整個社會都會獲益。
回歸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清楚看見培養人才的重要，現屆特首梁振英先生亦深明人才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動力。隨着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我們需要更多高知識、具創意、有創新才幹和創業能力的人才。故此特區政府將每年整體開支的大約25%投放在教育，對高等教育的支持更是不遺餘力：目前8所獲政府資助大學每年的資助總額高達200億元。政府的立場是：教育是政府的責任，但政府並非教育責任的唯一承擔者，社會各界包括商界、 家長、市民都有責任投資於香江兒女的教育。故此香港回歸以後政府積極鼓勵民間興辦自資院校，使頒授本地學位的自資院校數目增加至11所。
這方向原本無可厚非，但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卻有異於世界其他地方，甚至是相反。以美國為例，美國是先發展私立大學，例如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它們二三百年前開始發展，以高昂學費和捐款作為資金來源。悠久的歷史，令它們在研究及學術方面取得傑出的成績，建立了崇高的聲譽，亦因而獲得豐厚的研究經費資助。這3項資金來源，足以支撐大學的營運及發展需要。它們毋須依賴政府資助，便可以提供優秀的師資以及優良的教學設施和學習條件。
這些私立大學的成功和普及教育的需要，促使美國政府興辦公立大學和州立大學。公立大學獲政府資助，它們學生的成績以及經濟條件普遍來說略遜於私立大學。這種發展模式，是先辦私立大學，然後再發展公立大學。這發展歷程在美國及其他國家都運作良好，而亦有其本身合理性。於是家庭環境較好而成績較佳的學生便入讀私立名校；而家庭環境相對較差和成績稍遜的學生便入讀公立大學，並獲得政府資助。
香港自資院校的困境
香港則剛剛相反。香港是先辦公立大學，前後辦了8所，它們獲政府資助的總數每年高達200億元。它們的師資和設備一流，教職員的薪酬亦相對較高，故此吸引了成績最好的學生。目前本港成績最高的20%學生，都是入讀這8所公立大學。他們的成績較佳，家庭經濟條件普遍來說亦相對較好。這發展模式和美國的模式剛剛相反，亦因而造成自資院校的一個困境：自資院校的學生幾乎全來自基層家庭，不能負擔高昂的學費；儘管理論上自資院校可以收取高昂的學費，但實際上因為學生負擔不來，故此難以增加學費。自資院校吸引學生要靠提升教學素質和教學設施，需投放大量投資。但它們不獲政府資助，亦難以提高學費，資源何來？故此有自資院校捉襟見肘、舉步維艱。施政報告對它們的支援，無疑是一場及時雨，能稍緩它們對資源的飢渴，讓它們繼續支撐。
指定課程資助計劃基本上是資助學生的學費，而非直接資助院校。但這些院校卻急需額外資源以改善教學設施、提高師資，以進一步提升教學素質和學術水平。直接給予它們額外資源，才是讓學生獲益的根本做法。該計劃不足之處，是未能直接裨益院校，因此院校不能提升素質。這是美中不足，頗為可惜。自資院校期望這只是政府的第一步支援，將來能夠拓展至直接資助自資院校。
期待將來政府提供直接資助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石。從教育公平而言，目前情况亦欠理想。自資院校的學生，和八大院校學生一樣，考取了升讀大學資格的成績。他們入學的成績可能只是較入讀八大院校的學生低一兩分。但入讀八大院校的學生獲政府資助學費每年高達20多萬元，而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他們的院校則沒有獲得資助。這個「斷崖式」的減少，其邏輯性及公平性均受質疑。政府當然察覺此點，我們期待將來在條件許可之下，政府能夠為自資院校提供直接資助，資助的力度可以較八大院校為低，但必須是經常的直接資助，才能讓自資院校健康發展，裨益全港學子。
自資院校很多時被視為「私立大學」，這是出於誤解。自資院校之中亦有公立的，例如香港公開大學便是由政府創辦，不過政府沒有像教資會院校一樣給予資助。其他自資院校亦非真正私立，它們多是由不同的宗教團體、慈善團體或辦學團體所創辦。非牟利是它們的共通點。它們有些甚至是「貼錢」辦學，而非私立辦學以牟利。它們是公益教育服務提供者，在艱苦的條件之下精彩地填滿了香港專上教育的一大片空白。它們辦學的最終得益者，是政府和全港市民。政府對它們提供直接資助，不但無可厚非，實屬應該，以便自資院校能夠更健康地成長、更出色地辦學，為香港培育更多新經濟所需要的新人才。
作者是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兩政策紓緩高等教育不公平
由2018/19年度開始，政府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恆常化，自資院校學生修讀這類獲資助學位的名額，亦由每屆1000人增至3000人，正在修讀該類課程的學生亦可獲得資助，預計每年有1.3萬名學生可以受惠。第二項舉措，是協助自資院校開拓經費來源，政府推出第七輪配對補助金，撥款5億元供自資院校申請。這兩項政策在教育界廣受歡迎，各界都對這兩項政策積極讚賞。
在施政報告宣布當日，教育局長吳克儉會見了自資院校的校長，詳細介紹這兩項舉措，並解答他們問題。在場所有校長對這兩項政策都一致表示歡迎，因為這兩項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高等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不公平現象。這兩項政策亮點，亦顯示了政府前瞻性的眼光。政府清楚看到香港迫切需要一個創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新興行業的發展，以製造更多高端和高薪的就業機會，讓更多年輕人能夠不斷向上流動，亦讓市民生活質素能夠不斷提升。這些新興行業包括創意媒體、檢測認證、設計、旅遊及酒店、運動及心理學，以及香港急切需要的更多護理課程。
這些課程對香港的人才培訓和經濟發展是一舉兩得、多方受惠：一方面可培養人才，為香港新經濟發展模式儲備人才、為香港青年創造機會，同時為香港經濟發展添加動力、為港創富；多方受惠是因為學生、家長、學校、企業、商界、 政府以至整個社會都會獲益。
回歸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清楚看見培養人才的重要，現屆特首梁振英先生亦深明人才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動力。隨着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我們需要更多高知識、具創意、有創新才幹和創業能力的人才。故此特區政府將每年整體開支的大約25%投放在教育，對高等教育的支持更是不遺餘力：目前8所獲政府資助大學每年的資助總額高達200億元。政府的立場是：教育是政府的責任，但政府並非教育責任的唯一承擔者，社會各界包括商界、 家長、市民都有責任投資於香江兒女的教育。故此香港回歸以後政府積極鼓勵民間興辦自資院校，使頒授本地學位的自資院校數目增加至11所。
這方向原本無可厚非，但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卻有異於世界其他地方，甚至是相反。以美國為例，美國是先發展私立大學，例如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它們二三百年前開始發展，以高昂學費和捐款作為資金來源。悠久的歷史，令它們在研究及學術方面取得傑出的成績，建立了崇高的聲譽，亦因而獲得豐厚的研究經費資助。這3項資金來源，足以支撐大學的營運及發展需要。它們毋須依賴政府資助，便可以提供優秀的師資以及優良的教學設施和學習條件。
這些私立大學的成功和普及教育的需要，促使美國政府興辦公立大學和州立大學。公立大學獲政府資助，它們學生的成績以及經濟條件普遍來說略遜於私立大學。這種發展模式，是先辦私立大學，然後再發展公立大學。這發展歷程在美國及其他國家都運作良好，而亦有其本身合理性。於是家庭環境較好而成績較佳的學生便入讀私立名校；而家庭環境相對較差和成績稍遜的學生便入讀公立大學，並獲得政府資助。
香港自資院校的困境
香港則剛剛相反。香港是先辦公立大學，前後辦了8所，它們獲政府資助的總數每年高達200億元。它們的師資和設備一流，教職員的薪酬亦相對較高，故此吸引了成績最好的學生。目前本港成績最高的20%學生，都是入讀這8所公立大學。他們的成績較佳，家庭經濟條件普遍來說亦相對較好。這發展模式和美國的模式剛剛相反，亦因而造成自資院校的一個困境：自資院校的學生幾乎全來自基層家庭，不能負擔高昂的學費；儘管理論上自資院校可以收取高昂的學費，但實際上因為學生負擔不來，故此難以增加學費。自資院校吸引學生要靠提升教學素質和教學設施，需投放大量投資。但它們不獲政府資助，亦難以提高學費，資源何來？故此有自資院校捉襟見肘、舉步維艱。施政報告對它們的支援，無疑是一場及時雨，能稍緩它們對資源的飢渴，讓它們繼續支撐。
指定課程資助計劃基本上是資助學生的學費，而非直接資助院校。但這些院校卻急需額外資源以改善教學設施、提高師資，以進一步提升教學素質和學術水平。直接給予它們額外資源，才是讓學生獲益的根本做法。該計劃不足之處，是未能直接裨益院校，因此院校不能提升素質。這是美中不足，頗為可惜。自資院校期望這只是政府的第一步支援，將來能夠拓展至直接資助自資院校。
期待將來政府提供直接資助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石。從教育公平而言，目前情况亦欠理想。自資院校的學生，和八大院校學生一樣，考取了升讀大學資格的成績。他們入學的成績可能只是較入讀八大院校的學生低一兩分。但入讀八大院校的學生獲政府資助學費每年高達20多萬元，而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他們的院校則沒有獲得資助。這個「斷崖式」的減少，其邏輯性及公平性均受質疑。政府當然察覺此點，我們期待將來在條件許可之下，政府能夠為自資院校提供直接資助，資助的力度可以較八大院校為低，但必須是經常的直接資助，才能讓自資院校健康發展，裨益全港學子。
自資院校很多時被視為「私立大學」，這是出於誤解。自資院校之中亦有公立的，例如香港公開大學便是由政府創辦，不過政府沒有像教資會院校一樣給予資助。其他自資院校亦非真正私立，它們多是由不同的宗教團體、慈善團體或辦學團體所創辦。非牟利是它們的共通點。它們有些甚至是「貼錢」辦學，而非私立辦學以牟利。它們是公益教育服務提供者，在艱苦的條件之下精彩地填滿了香港專上教育的一大片空白。它們辦學的最終得益者，是政府和全港市民。政府對它們提供直接資助，不但無可厚非，實屬應該，以便自資院校能夠更健康地成長、更出色地辦學，為香港培育更多新經濟所需要的新人才。
作者是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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