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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著名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離世，享年91歲。
哀號傳出，臉書上不少朋友迅即轉發他於去年的訪談。在那篇題為《社交媒體乃陷阱》的訪談中，鮑曼認為，社交媒體的真正用處更多是「把自己鎖進同溫層裏，聽着自己的回音」，而非跟不同信念的他者創造有意義的對話。是的，這恐怕就是這位社會學人一貫而熟悉的思想風格，亦即，在這個由他所命名的所謂液態社會的諸種急速轉型及變化中，像是親密關係、共同體政治，以至無遠弗屆的全球化等，他時常都能嗅出悲觀的氣息，亦即是說，在別人樂觀地看見光明進步之處，他卻從中發現了暗角廢墟。
關於鮑曼，在我周遭有兩種反應，一種屬於浪奔浪流、踏住浪尖浪頭的友人，他們愛說鮑曼老了out了，跟不上時代，或一個字，悶；而另一種人則為他堅持的批判思考而受到鼓舞，並隱約看到一絲曙光。
然而，無論樂觀抑或悲觀，於我來說，鮑曼象徵着一個年代的知識軌迹。作為社會學家，他的思想及論斷從來沒有脫離對於整體社會文化狀况的深入檢視，因而他的尖銳性並不是純粹基於理論的抽象性，或與舊世界決裂的勇氣，哪怕是他的論戰對手Giddens亦復如此（同樣是社會學家），分別就在於面對眼下社會變遷的最新發展（在1990年代的論辯主題就是全球化、消費型導向社會的降臨等），他們的診斷見解非常不同罷了。像是對於親密關係愈趨漂浮不定的現象，Giddens捕捉了所謂純粹關係的出現（即一種戀人間隨時可以中斷的關係，只有當關係能為雙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報，它才值得維持），而鮑曼卻嗅出他名為液態愛的廉價氣息（即把關係視為不斷自我滿足的欲望誘餌，愛情的有效日期只能維持至下個誘惑出現之前）。也就是說，在不斷深入探視社會歷史結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任務既可能是提煉出隱而未見的政治可能性，或反之，揭露其隱藏的盲點。
那個年代，社會學式批判在公共知識介入中扮演一定角色，而社會意識的焦點和內涵，還沒有像今天般，幾乎被等同於高速連結、像回音壁般的網際網絡。
另一方面，鮑曼也代表了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家形象。事實上，不只是上述關於社交媒體的悲觀言論，所展現出的「跟時代保持距離」的思想定位，而是一直以來他也保持這份距離，正像當很多人認為納粹屠猶只是人類文明一次例外的變態之際，他卻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論證大屠殺之所以可能，其實得靠現代社會某些關鍵的常態特徵，而我們的生活亦從未脫離這些特徵，所以大屠殺從來不只是文明的例外；又或者，在他10多年前將這個時代命名為液態現代性之際，他想的恰是把自己的批判，跟愛用「後現代主義」一詞的廣泛論者保持距離。鮑曼企圖更形象化地揭示時代的特質及難題，那就是液態，即像流體，它不斷流動、滲透、衝進、變形等，因而，新時代的難題是如何令流體般的諸種事物（像液化了工作、戀愛、政治等），維持起碼的承諾及持續性。
從強光中揭示陰暗
距離《流動的現代性》一書的出版已10多年，作者亦離我們而去，時代的方方面面亦變得愈來愈碎片化、液態化、漂浮不定、更分散、更脆弱，餘不一一。可是，這就等於作者的思想更無用地遠離現實了吧？更將自己孤立於時代？
毫無疑問，鮑曼自覺他自身的不合時宜這一點，他也寫過他並不像是要在「黑暗中呼回光明」那樣子，而是要從那躲藏於志得意滿的強光中揭示陰暗。也正如他於《流動的恐懼》一書所說，思想的可能命運有時或許就像瓶中信。思想家並沒有聽任時代波濤的隨意擺佈、弄濕及損毁，他選擇找一個堅固的瓶子將信件及其內容密封。縱然不知道瓶中信於未來何時能給何人讀懂，但瓶子的距離使思想能夠重獲些微自由。密封或許帶來了短暫的不便接近，但至少思想沒有被時代的誘惑淹沒，保存了自身有待實現的潛在價值。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哀號傳出，臉書上不少朋友迅即轉發他於去年的訪談。在那篇題為《社交媒體乃陷阱》的訪談中，鮑曼認為，社交媒體的真正用處更多是「把自己鎖進同溫層裏，聽着自己的回音」，而非跟不同信念的他者創造有意義的對話。是的，這恐怕就是這位社會學人一貫而熟悉的思想風格，亦即，在這個由他所命名的所謂液態社會的諸種急速轉型及變化中，像是親密關係、共同體政治，以至無遠弗屆的全球化等，他時常都能嗅出悲觀的氣息，亦即是說，在別人樂觀地看見光明進步之處，他卻從中發現了暗角廢墟。
關於鮑曼，在我周遭有兩種反應，一種屬於浪奔浪流、踏住浪尖浪頭的友人，他們愛說鮑曼老了out了，跟不上時代，或一個字，悶；而另一種人則為他堅持的批判思考而受到鼓舞，並隱約看到一絲曙光。
然而，無論樂觀抑或悲觀，於我來說，鮑曼象徵着一個年代的知識軌迹。作為社會學家，他的思想及論斷從來沒有脫離對於整體社會文化狀况的深入檢視，因而他的尖銳性並不是純粹基於理論的抽象性，或與舊世界決裂的勇氣，哪怕是他的論戰對手Giddens亦復如此（同樣是社會學家），分別就在於面對眼下社會變遷的最新發展（在1990年代的論辯主題就是全球化、消費型導向社會的降臨等），他們的診斷見解非常不同罷了。像是對於親密關係愈趨漂浮不定的現象，Giddens捕捉了所謂純粹關係的出現（即一種戀人間隨時可以中斷的關係，只有當關係能為雙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報，它才值得維持），而鮑曼卻嗅出他名為液態愛的廉價氣息（即把關係視為不斷自我滿足的欲望誘餌，愛情的有效日期只能維持至下個誘惑出現之前）。也就是說，在不斷深入探視社會歷史結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任務既可能是提煉出隱而未見的政治可能性，或反之，揭露其隱藏的盲點。
那個年代，社會學式批判在公共知識介入中扮演一定角色，而社會意識的焦點和內涵，還沒有像今天般，幾乎被等同於高速連結、像回音壁般的網際網絡。
另一方面，鮑曼也代表了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家形象。事實上，不只是上述關於社交媒體的悲觀言論，所展現出的「跟時代保持距離」的思想定位，而是一直以來他也保持這份距離，正像當很多人認為納粹屠猶只是人類文明一次例外的變態之際，他卻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論證大屠殺之所以可能，其實得靠現代社會某些關鍵的常態特徵，而我們的生活亦從未脫離這些特徵，所以大屠殺從來不只是文明的例外；又或者，在他10多年前將這個時代命名為液態現代性之際，他想的恰是把自己的批判，跟愛用「後現代主義」一詞的廣泛論者保持距離。鮑曼企圖更形象化地揭示時代的特質及難題，那就是液態，即像流體，它不斷流動、滲透、衝進、變形等，因而，新時代的難題是如何令流體般的諸種事物（像液化了工作、戀愛、政治等），維持起碼的承諾及持續性。
從強光中揭示陰暗
距離《流動的現代性》一書的出版已10多年，作者亦離我們而去，時代的方方面面亦變得愈來愈碎片化、液態化、漂浮不定、更分散、更脆弱，餘不一一。可是，這就等於作者的思想更無用地遠離現實了吧？更將自己孤立於時代？
毫無疑問，鮑曼自覺他自身的不合時宜這一點，他也寫過他並不像是要在「黑暗中呼回光明」那樣子，而是要從那躲藏於志得意滿的強光中揭示陰暗。也正如他於《流動的恐懼》一書所說，思想的可能命運有時或許就像瓶中信。思想家並沒有聽任時代波濤的隨意擺佈、弄濕及損毁，他選擇找一個堅固的瓶子將信件及其內容密封。縱然不知道瓶中信於未來何時能給何人讀懂，但瓶子的距離使思想能夠重獲些微自由。密封或許帶來了短暫的不便接近，但至少思想沒有被時代的誘惑淹沒，保存了自身有待實現的潛在價值。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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