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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大學是社會的縮影亦是共同體，香港管治的禮崩樂壞早在高等教育界已看出了端倪。「高教誠信」已超越了高教界本身，是每一個有誠信的特首參選人必修的課題。何謂「高教誠信」？筆者將從近至遠談高教界最近發生一連串與社會不可分割的高教誠信危機。
研資局利益衝突準則難以接受
早前報載港大首席副校長譚廣亨等4人獲資助500多萬元小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同時擔任研究資助局成員，卻未有申報，存在利益衝突之嫌。始料不及，報道之後又有跨院校誠信組織指出涉事4人中的兩人譚廣亨及穆樂思極可能在申請兩筆合共近1億元的大型項目資助撥款時沒有申報。經傳媒報道後，研資局回覆指兩學者因沒有參與評審工作，故無利益衝突，毋須申報。根據研資局的說法，譚及穆批自己近1億元資助撥款而沒有在申請時作出申報是沒有利益衝突。荒謬之處有二：第一，身為局方成員，譚廣亨自己答覆和局方答覆試問又有什麼分別？身為港大首副的譚面對大眾是責無旁貸的，但他選擇逃避；第二，局方回覆指兩名局方成員沒有參與評審工作，但並沒有說他們沒有參與批核撥款。批出過百個小型項目和只有數個的大型項目是有基礎上的分別，對過百個小型項目尚且可用對自己的項目是否在內並不知情作為勉強說服大眾的藉口，但對只有數個的大型項目還能理直氣壯地說對自己的項目是否在內毫不知情，這樣的語言偽術相信只有當大眾是「港豬」才會深信不疑。無論是大小項目都存在「自己批核自己」之實，推說無利益衝突只是自欺欺人。
局方對利益衝突的準則令人難以接受，有別於世界所接受的，是因為沒專家嗎？環顧研資局不乏利益衝突專家，例如研資局前主席、浸大校長錢大康是處理利益衝突甚有經驗的專家，並經常向教職員公開講解利益衝突，這點筆者絕不懷疑。但筆者不禁反問：我們所理解的利益衝突，在香港高教界伸延至整個香港管治還適用嗎？
內部調查存利益衝突之嫌
巧合的是，在港大楊丹事件中，是由與楊丹研究合作多年的譚廣亨負責調查，存在利益衝突之嫌。楊丹事件最後無人要為「造假」負責，而譚身為研資局成員，局方紀律委員會立案調查亦只是將港大鬧劇在更大的舞台重演。大眾對這個研資局信心何在？反過來楊丹若獲近億元撥款，筆者也不會有絲毫驚訝。自己查自己、自己批自己，其他院校也屢見不鮮，本應由浸大成立獨立小組調查的「恐嚇講師」事件由該持續教育學院作內部調查，不論結果如何，已存在利益衝突之嫌。倘若高教界視利益衝突為無物，特首UGL利益衝突事件又何嘗不是平常之極？
Check and balance是管治中最重要的一環，審計署指出研資局的利益衝突危機，但避重就輕沒有就大型主題研究計劃作出利益衝突管理的審計。審計署查大型和小型項目的準則是什麼？為什麼「大型項目」在審計報告中多次出現，卻在利益衝突管理部分中隻字不提？審計署欠公眾一個解釋。最可怕的是，若沒有民間審計揭發，億元撥款利益衝突的真相只怕永遠石沉大海。香港監察機關寥寥可數，範圍也非常狹窄，間接造成利益衝突氾濫，難以監管利益輸送。
「恐嚇」一詞本來與高教界扯不上任何關係，可是浸大高層「恐嚇」講師「被辭職」離黑社會的劣行只有一步之遙，只欠暴力。當高教界也發生疑似黑社會的行為，社會上發生一些不可接受的禮崩樂壞行為又有多難去接受呢！當一方面清潔工索80元清潔費，官判金額少不成減刑理由，據報載另一方面港大涉嫌賄選事件，有校委指涉及金額僅80元人民幣，是「微不足道」，並不足以誘使選民投票予朱科，駁回投訴。這個強烈的80元對比正好反映高教界的誠信標準有多高。筆者不難想像到，香港誠信蕩然無存的時候，正正就是法治被摧毁殆盡。浸大多年來不依法例，將千多名合資格選民從校董選舉中踢走，剝削了他們選出代表參與校政，表達他們的真聲音。不依法例守則程序已不再是高教界的新聞，大眾又何須驚訝香港管治漠視世俗的框架？
立法保護「吹哨者」刻不容緩
2014年筆者和另外3名博士做了一件自以為在歐美世界平常之極的事情，就是在港大楊丹事件中，以「吹哨者」（whistleblower）身分舉報涉嫌研究造假。後來才覺醒，「吹哨者」在香港是不會受到任何保護，與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背道而馳；相反，這更是一種「前途自殺」行為，筆者被告知在香港學術界無立足之地。從審計署報告來推斷，楊丹事件是當局紀律委員會開埠以來第一個造假調查，簡直是匪夷所思。難道筆者是開埠以來第一個在高教界「吹哨」？筆者揭發的僅是冰山一角。歸根究柢是因為香港沒有對「吹哨者」的保護和告密的渠道。立法保護「吹哨者」和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是刻不容緩，亦是有誠信的特首參選人需要面對的問題。倘若高教界連用公帑造假亦無人需要負責，大家又何必對「退保造假風波」嘖嘖稱奇？
盼有誠信特首還香港有誠信高教界
今日高教界已經去到「造假無所謂」、「大學知法犯法無所謂」、「恐嚇賄選無所謂」、「利益衝突無所謂」，完完全全是一個「無所謂」的高教界。歸根究柢是因為人治氾濫、「校董會暴力」嚴重凌駕行政，港大排名暴跌40多名便可見一斑。捍衛高教誠信就一定要首先保護教職員的學術自由免受打壓。港獨絕不會解決現今高教界困局，反之，錢大康和胡官（胡國興）已指出一條正確的路：錢公開表示特首做校監不適合、胡官認為特首無必要擔任大學的當然校監。取消特首校監實權、增加民選校董比例、捍衛高教誠信，特首責無旁貸。期盼一個有誠信的特首，還香港一個有誠信的高教界，還我們一個有誠信的香港。
作者是高等教育界選委、高等教育誠信關注組召集人、浸會大學民選校董
研資局利益衝突準則難以接受
早前報載港大首席副校長譚廣亨等4人獲資助500多萬元小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同時擔任研究資助局成員，卻未有申報，存在利益衝突之嫌。始料不及，報道之後又有跨院校誠信組織指出涉事4人中的兩人譚廣亨及穆樂思極可能在申請兩筆合共近1億元的大型項目資助撥款時沒有申報。經傳媒報道後，研資局回覆指兩學者因沒有參與評審工作，故無利益衝突，毋須申報。根據研資局的說法，譚及穆批自己近1億元資助撥款而沒有在申請時作出申報是沒有利益衝突。荒謬之處有二：第一，身為局方成員，譚廣亨自己答覆和局方答覆試問又有什麼分別？身為港大首副的譚面對大眾是責無旁貸的，但他選擇逃避；第二，局方回覆指兩名局方成員沒有參與評審工作，但並沒有說他們沒有參與批核撥款。批出過百個小型項目和只有數個的大型項目是有基礎上的分別，對過百個小型項目尚且可用對自己的項目是否在內並不知情作為勉強說服大眾的藉口，但對只有數個的大型項目還能理直氣壯地說對自己的項目是否在內毫不知情，這樣的語言偽術相信只有當大眾是「港豬」才會深信不疑。無論是大小項目都存在「自己批核自己」之實，推說無利益衝突只是自欺欺人。
局方對利益衝突的準則令人難以接受，有別於世界所接受的，是因為沒專家嗎？環顧研資局不乏利益衝突專家，例如研資局前主席、浸大校長錢大康是處理利益衝突甚有經驗的專家，並經常向教職員公開講解利益衝突，這點筆者絕不懷疑。但筆者不禁反問：我們所理解的利益衝突，在香港高教界伸延至整個香港管治還適用嗎？
內部調查存利益衝突之嫌
巧合的是，在港大楊丹事件中，是由與楊丹研究合作多年的譚廣亨負責調查，存在利益衝突之嫌。楊丹事件最後無人要為「造假」負責，而譚身為研資局成員，局方紀律委員會立案調查亦只是將港大鬧劇在更大的舞台重演。大眾對這個研資局信心何在？反過來楊丹若獲近億元撥款，筆者也不會有絲毫驚訝。自己查自己、自己批自己，其他院校也屢見不鮮，本應由浸大成立獨立小組調查的「恐嚇講師」事件由該持續教育學院作內部調查，不論結果如何，已存在利益衝突之嫌。倘若高教界視利益衝突為無物，特首UGL利益衝突事件又何嘗不是平常之極？
Check and balance是管治中最重要的一環，審計署指出研資局的利益衝突危機，但避重就輕沒有就大型主題研究計劃作出利益衝突管理的審計。審計署查大型和小型項目的準則是什麼？為什麼「大型項目」在審計報告中多次出現，卻在利益衝突管理部分中隻字不提？審計署欠公眾一個解釋。最可怕的是，若沒有民間審計揭發，億元撥款利益衝突的真相只怕永遠石沉大海。香港監察機關寥寥可數，範圍也非常狹窄，間接造成利益衝突氾濫，難以監管利益輸送。
「恐嚇」一詞本來與高教界扯不上任何關係，可是浸大高層「恐嚇」講師「被辭職」離黑社會的劣行只有一步之遙，只欠暴力。當高教界也發生疑似黑社會的行為，社會上發生一些不可接受的禮崩樂壞行為又有多難去接受呢！當一方面清潔工索80元清潔費，官判金額少不成減刑理由，據報載另一方面港大涉嫌賄選事件，有校委指涉及金額僅80元人民幣，是「微不足道」，並不足以誘使選民投票予朱科，駁回投訴。這個強烈的80元對比正好反映高教界的誠信標準有多高。筆者不難想像到，香港誠信蕩然無存的時候，正正就是法治被摧毁殆盡。浸大多年來不依法例，將千多名合資格選民從校董選舉中踢走，剝削了他們選出代表參與校政，表達他們的真聲音。不依法例守則程序已不再是高教界的新聞，大眾又何須驚訝香港管治漠視世俗的框架？
立法保護「吹哨者」刻不容緩
2014年筆者和另外3名博士做了一件自以為在歐美世界平常之極的事情，就是在港大楊丹事件中，以「吹哨者」（whistleblower）身分舉報涉嫌研究造假。後來才覺醒，「吹哨者」在香港是不會受到任何保護，與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背道而馳；相反，這更是一種「前途自殺」行為，筆者被告知在香港學術界無立足之地。從審計署報告來推斷，楊丹事件是當局紀律委員會開埠以來第一個造假調查，簡直是匪夷所思。難道筆者是開埠以來第一個在高教界「吹哨」？筆者揭發的僅是冰山一角。歸根究柢是因為香港沒有對「吹哨者」的保護和告密的渠道。立法保護「吹哨者」和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是刻不容緩，亦是有誠信的特首參選人需要面對的問題。倘若高教界連用公帑造假亦無人需要負責，大家又何必對「退保造假風波」嘖嘖稱奇？
盼有誠信特首還香港有誠信高教界
今日高教界已經去到「造假無所謂」、「大學知法犯法無所謂」、「恐嚇賄選無所謂」、「利益衝突無所謂」，完完全全是一個「無所謂」的高教界。歸根究柢是因為人治氾濫、「校董會暴力」嚴重凌駕行政，港大排名暴跌40多名便可見一斑。捍衛高教誠信就一定要首先保護教職員的學術自由免受打壓。港獨絕不會解決現今高教界困局，反之，錢大康和胡官（胡國興）已指出一條正確的路：錢公開表示特首做校監不適合、胡官認為特首無必要擔任大學的當然校監。取消特首校監實權、增加民選校董比例、捍衛高教誠信，特首責無旁貸。期盼一個有誠信的特首，還香港一個有誠信的高教界，還我們一個有誠信的香港。
作者是高等教育界選委、高等教育誠信關注組召集人、浸會大學民選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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