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早前筆者以《莊子．天下篇》說明目前香港政治思想碎片化，以致出現「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局面；但亦預言一個物極必返、分久必合的過程亦快將展開，思想將逐漸復歸到一個整體。本文嘗試從歷史中了解如何開展由「道術將為天下裂」的爭論與分化，過渡到「兼容並蓄」的吸收與綜合的過程。當下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應是這潮流變化甚至逆轉的真實反映。
筆者用以呼應《莊子．天下篇》的，是本來有望充當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戰略的《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部有計劃之集體著作及先秦時期最後一部系統之理論著作，由秦相呂不韋主編。《呂氏春秋》融會百家，可謂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
《呂氏春秋》的難能可貴，在於在秦國純用武力征服，以首級論功行賞、濫殺無辜、嚴刑峻法的背景及傳統下，仍甘冒不韙，提出並堅持以義兵統一天下、重視德治、以民為本的方略，因而亦可視為秦國統一和治理天下方略的Plan B。
綜合互補 打破二分僵局
論到《呂氏春秋》，就不得不提黃老之學（黃老道家）。上面提到戰國中期出現了「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情况，實質上就是以老子學說為核心的原始道家思想的分化，而出現了百家爭鳴。當中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原始道家未能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
有見及此，黃老之學的學者採取了「道法結合」、「以道論法」、「兼採百家之說」等方法，對老子思想作出繼承、發揚與深化，並將老子之學與春秋以來流行的「黃帝之言」加以綜合和改造，將老子「無為」的思想發展為政治實踐的治術與韜略。當中黃老之學兼採百家的特徵，更令此一新學說體系具備其他學派難以相比的優勢，使之更符合當時列國變法圖強的政治需要及歷史潮流，以致到了戰國中後期的百家爭鳴中，黃老之學逐漸佔有主流地位，堪稱當時真正的顯學，代表着先秦學術發展的新趨勢，成功扭轉了「道術將為天下裂」之勢。
這與香港政治又有什麼關係呢？實際上黃老之學有否成為顯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黃老之學的出現，打破了戰國時代儒家與法家之間長久以來的對峙僵局——黃老之學作為新的政治理論與主張，首次將禮治與法治的對立，變為聯手互補，開闢了治國方略的新思路。其歷史重要性有如中央與泛民或強硬與溫和的路線得到調和，構建出一套新的治港方略，其先決條件正是黃老之學兼採百家的特徵。這一點在《呂氏春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展。
法家酷吏政治怎得民心
至於秦國的情况，與今天香港的情况尤為相似：建制派一直的做法與秦國以首級計功的制度無異——選舉中只計票數、立法會中只計人頭，其他一概不理——這做法明顯既不會得到民心，亦不能促進和諧。但如要改變這「制度」，即會觸碰到因這「制度」而顯赫的權貴的利益，因而令變革遲遲未能實行。
另一方面，秦國與香港亦面對相同的問題——無儒。與《呂氏春秋》的思想最為近似的荀子，他認為秦國的憂懼就是無儒。作為儒家，荀子認為純用儒家學說可以用王道統一天下，雜用儒家學說可以當天下的霸主；但如果既不能王，也不能霸，前途就只有敗亡，這就是秦國的短處和危險（「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中央與特區政府亦由於害怕民主和自由意志，不認同（溫和）民主派的理念，而陷入「無儒」的境地，無從「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無法達至長治久安的局面，即使取得勝利也難以保持勝果。因此力量雖強，卻反而整天提心吊膽，恐懼天下的人聯合起來反抗自己，這也就是秦國雖強但危機四伏的原因，預示了秦朝日後的成功與覆亡，亦同樣能夠解釋中央與特區政府既強大又脆弱的弔詭現象。
長治久安 重於一切
由此可見，《呂氏春秋》中的「義兵說」和君主「無為論」，乃呂不韋對秦國以威服人、刻薄寡恩的統一和治理天下方略的忠告及補救之道，先後與太后與嫪毐集團，以及後來重用《韓非子》的法家學說的秦始皇（秦王嬴政）產生了尖銳且深刻的矛盾，最後以呂不韋遭到流放和被迫自殺的形式落幕。
誠然，秦始皇的君術與權謀相當高明，不但令太后與嫪毐集團和呂不韋兩敗俱傷，後來更以法家學說令自己獨攬大權。然而，當時秦國統一天下早已在望，根本毋須繼續依賴法家急功近利的主張，純靠武力征服天下，完全排斥王道、仁義等儒家學說，反而更應着眼於統一後的長治久安。而《呂氏春秋》就是早在秦朝以前，為統一中國所作的規劃，作者已清楚了解到秦國的弱點，為了避免勝利後不能保持勝果而預先作出準備。相反秦始皇卻一味重視君權獨大，純用法、術，刻薄寡恩，導致統一後也無法穩定其統治，最後帝國迅速土崩瓦解，秦15年而亡，反面證明了呂不韋的政治方略是正確及符合歷史潮流的。
更弦易轍何須秦崩之鑑
後來，西漢初年的統治者深刻總結及汲取了秦覆滅的教訓，祟尚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政治思想和措施則採取「霸王道雜之」，取得巨大成功，於是有了漢初的盛世——文景之治。這些漢初的政治主張與措施，在本質上及許多方面都與《呂氏春秋》出奇地一致或相似，兩者遙遙呼應，令《呂氏春秋》的主張，最終在漢初得以實現，而且為後世所重視。當中最深刻的啟示，就是往後歷朝再不敢純用法家學說治國，將王道與霸道完全對立起來，反而以不同方式採取「霸王道雜之」，積極把兩者結合起來，實行兼容並蓄、儒法並用。
由此可見，《呂氏春秋》事先為統一中國所作的規劃，是在秦朝崩潰的血的教訓之後，才得以總結得來，並加以踐行。不過對於香港而言，在純用霸道與強硬路線已被證明是徹底失敗，更弦易轍已是大勢所趨的情况下，究竟是否有必要延續已證實失敗的Plan A，繼續走冤枉路蹉跎歲月，令香港及港人繼續受到不必要的煎熬？抑或應該狠下決心，使如《呂氏春秋》般更符合政治現實及歷史潮流的Plan B早日得以實踐，使秦朝可免於滅亡，並直接進入像西漢那樣的盛世，令歷史可以少一個不必要的曲折？相信歷史已給予了我們一個完滿的答案。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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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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