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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石輝12月初發表了2015年的周年報告，並提到去年有9宗違規的個案，令部分人士憂慮執法人員是否未有嚴格遵守《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稱「條例」），「侵犯市民私隱」，並質疑處分未夠阻嚇性。
由於本人曾任前線的執法人員，親身參與過秘密調查工作，對於條例的實施情况有不一樣的體會。無可否認，有關觀點和民主派傳統意見存有相當差異。
執法者沒動機利用公職竊私隱
本人的親身經驗，令我可大膽指出，現時執法人員其實沒有動機利用公職竊聽或偷拍他人的私隱，因為竊聽或秘密監察任務均受到非常嚴格的監管，有關違規處分亦非常嚴厲。從提出申請、層層批核、領取相關器材、執行任務，以及完成任務後作出詳細紀錄和報告，都受到非常嚴謹的監察；稍一不慎犯錯違規，輕則書面警告，重則會被革職，甚至負上刑責，例如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舉例：曾經有執法人員在申請秘密監察任務的文件，申請使用多於一件的監察器材（devices），但文件中有部分器材的英文遺漏了眾數的「s」，因而收到警告信，足以影響升遷。本人過去在廉署亦多次出席高層主持的簡報會，了解秘密監察行動各項細節中最新可能違規的情况；一些無關宏旨的英語詞彙選項亦煞有介事，要嚴肅討論跟進，看哪用詞最合宜，以免被監察專員批評甚至被判違規。事實上，本人認為絕大部分違規個案都是無心之失，主要因經驗不足或行事粗疏所致。如因無心之失招致非常嚴厲的處分，不單會打擊執法人員的士氣，更令到他們「明哲保身」，迴避執行高風險任務。
憂執法者放棄有效但犯錯風險高方法
事實上，2015年截取行動申請獲批的宗數為1428宗，跟多年來的授權宗數相若；但涉及秘密監察的行動，去年第一類監察獲批准的宗數為37宗，第二類監察則為13宗，相比起2007年條例實施之初跌了七成至近乎九成 （見表）。其實，需要運用上監察手段的調查，都是涉及嚴重罪案或公共安全的案件，第一、第二類監察的宗數大幅下降有兩個可能：（1）嚴重罪案大幅度減少，或（2）執法人員不願意申請進行監察行動。香港2015年的總體罪案數目確實比2007年少，但跌幅不夠兩成，嚴重罪案如三合會相關罪案數字的跌幅也是大約兩成，故此第一、第二類監察申請數目大減，我認為只因執法部門為了自保，「少做少錯」的心態。然而，往往要運用上監察手法的罪案性質都屬於嚴重，尤其是貪污或有組織的罪行，而這類罪案往往非常隱蔽，極難追查。本人擔心前線執法人員為免犯錯，寧願放棄使用相當有效但犯錯風險高的調查方法，這樣將無可避免影響打擊嚴重罪行的執法力度，甚至影響社會安全。
如屬無心之失 懲處須合乎比例
當然，本人絕對認同保障個人私隱的重要，完全同意執法人員在截取通訊及監察的行動應受嚴密監管和制衡。若有人員蓄意違規，甚至濫權，必須嚴懲；但如屬無心之失，懲處必須合乎比例，在保障私隱及有效執法之間都要取得平衡。
本人希望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不單要考慮公眾觀感，亦應聽取前線執法人員執行有關任務時如履薄冰、步步為營的經驗及難處。如果面對嚴重罪案，但執法人員為求自保，棄用非常有力的調查方法，最終受害的只是香港市民。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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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人曾任前線的執法人員，親身參與過秘密調查工作，對於條例的實施情况有不一樣的體會。無可否認，有關觀點和民主派傳統意見存有相當差異。
執法者沒動機利用公職竊私隱
本人的親身經驗，令我可大膽指出，現時執法人員其實沒有動機利用公職竊聽或偷拍他人的私隱，因為竊聽或秘密監察任務均受到非常嚴格的監管，有關違規處分亦非常嚴厲。從提出申請、層層批核、領取相關器材、執行任務，以及完成任務後作出詳細紀錄和報告，都受到非常嚴謹的監察；稍一不慎犯錯違規，輕則書面警告，重則會被革職，甚至負上刑責，例如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舉例：曾經有執法人員在申請秘密監察任務的文件，申請使用多於一件的監察器材（devices），但文件中有部分器材的英文遺漏了眾數的「s」，因而收到警告信，足以影響升遷。本人過去在廉署亦多次出席高層主持的簡報會，了解秘密監察行動各項細節中最新可能違規的情况；一些無關宏旨的英語詞彙選項亦煞有介事，要嚴肅討論跟進，看哪用詞最合宜，以免被監察專員批評甚至被判違規。事實上，本人認為絕大部分違規個案都是無心之失，主要因經驗不足或行事粗疏所致。如因無心之失招致非常嚴厲的處分，不單會打擊執法人員的士氣，更令到他們「明哲保身」，迴避執行高風險任務。
憂執法者放棄有效但犯錯風險高方法
事實上，2015年截取行動申請獲批的宗數為1428宗，跟多年來的授權宗數相若；但涉及秘密監察的行動，去年第一類監察獲批准的宗數為37宗，第二類監察則為13宗，相比起2007年條例實施之初跌了七成至近乎九成 （見表）。其實，需要運用上監察手段的調查，都是涉及嚴重罪案或公共安全的案件，第一、第二類監察的宗數大幅下降有兩個可能：（1）嚴重罪案大幅度減少，或（2）執法人員不願意申請進行監察行動。香港2015年的總體罪案數目確實比2007年少，但跌幅不夠兩成，嚴重罪案如三合會相關罪案數字的跌幅也是大約兩成，故此第一、第二類監察申請數目大減，我認為只因執法部門為了自保，「少做少錯」的心態。然而，往往要運用上監察手法的罪案性質都屬於嚴重，尤其是貪污或有組織的罪行，而這類罪案往往非常隱蔽，極難追查。本人擔心前線執法人員為免犯錯，寧願放棄使用相當有效但犯錯風險高的調查方法，這樣將無可避免影響打擊嚴重罪行的執法力度，甚至影響社會安全。
如屬無心之失 懲處須合乎比例
當然，本人絕對認同保障個人私隱的重要，完全同意執法人員在截取通訊及監察的行動應受嚴密監管和制衡。若有人員蓄意違規，甚至濫權，必須嚴懲；但如屬無心之失，懲處必須合乎比例，在保障私隱及有效執法之間都要取得平衡。
本人希望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不單要考慮公眾觀感，亦應聽取前線執法人員執行有關任務時如履薄冰、步步為營的經驗及難處。如果面對嚴重罪案，但執法人員為求自保，棄用非常有力的調查方法，最終受害的只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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