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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據報道，梁頌恆、游蕙禎在被上訴庭駁回上訴後，將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內地實行兩審終審制，只有一次上訴機會。內地上訴，必然要受理，這是權利。其他的稱為申訴，申訴也可能觸發再審，但不是必然的。香港實行三審終審制，但上訴是有條件的，要有理由：或是原審案件法官有錯，或是有重大法律觀點爭辯。上訴時，既可向原審法庭上訴，亦可向上訴法庭上訴。
對梁游而言，現在的上訴法庭就是終審庭。也就是說，梁游在終審庭有兩場仗要打，一是上訴許可的仗，二是被取消議員資格的仗。對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而言，也有相應的兩場仗。把打官司當作是打仗，並不十分貼切。但在對抗性運動中，以戰爭最為激烈，其他比賽次之；以棋賽、球賽、其他比賽形容打官司，好像不夠味道，只好以打仗來比喻，庶幾近之。
據報道，經過深思熟慮，梁游的團隊已經研究到新的法律觀點，但暫不透露，有勝算，亦有信心，將獲得上訴許可。到底是什麼呢？梁游在賣關子，這是《孫子兵法》所說的「兵不厭詐」。筆者也不知道梁游的詐術如何，但不少讀者想知道，故從幾個可能性當中挑兩三個來說一說。
爭議關鍵是可否豁免訟費保全
一是「訴訟費用保全」（security for costs）問題。梁游債務纍纍，可能被立法會追討，也可能被政府追討。兩大債主都可能申請梁游破產以「逼債」，梁游也可能自己申請破產以「避債」。對可能破產或即將破產的訴訟當事人，對手的訴訟策略很簡單，就是「訴訟費用保全」。在香港，打官司就是「燒銀紙」，香港俗話稱鈔票為「銀紙」。訴訟費就是敗訴的其中一個後果。即使沒有輸贏問題，也要支付自己的訴訟費。如有輸贏，則敗訴方要支付勝訴方的訴訟費用。對勝訴方而言，有些費用是不能得到補償的，一定有損失。訴訟費用主要是律師費，法官的工資是政府公帑支付的，法庭的場所是不必交租的。除非有勝算，最好還是不要打官司。既然梁游上訴，有可能敗訴，不能承擔後果，而應訴方卻可能得不到應戰消耗的補償，就可以提出「訴訟費用保全」，這是香港法庭第23號命令允許的，法庭有權要求不能承擔費用的當事人提供「保全金」，但也有可能給予豁免。
在保全方式、數額、計算原則、申請方式等存在爭議，但雙方爭議關鍵是可否豁免保全。一審時，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是原告，雖然知道梁游無錢償還訴訟債務，但通常原告較難申請「訴訟費用保全」。到二審時，原告已經處於「被上訴人」的地位，應可申請該保全，但政府沒有提出，是很奇怪的。當然不提出，也有理由。如果提出，上訴官司打不成，釋法就不能體現在司法判決中。終審庭也要執行釋法，政府就沒有這個顧慮了。但對「被上訴人」的申請，梁游及其幕後軍師和金主，將盡力抗衡，提出種種理由，包括公益和法治等理由，希望終審庭行使裁量權，給予豁免。在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地區，大概有數十個重要正反兩面的判例，屆時會惡鬥一番。
對普通法判例的適用
二是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普通法判例的適用。根據香港《基本法》第84條的規定：香港特區法院依照本法第18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法律審判案件，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也就是說，香港法院是可以參考普通法地區的判例審案。在一審和二審中，梁游的代表律師都引述英國的有關判例，提出立法會議員的宣誓以及就任資格是議會的內部事務，不勞法院越俎代庖。但不論一審還是二審，法官都拒絕採用，並說明英國實行「議會至上」制度，英國法院不介入議會事務，但香港特區卻不同，宣誓及就任資格都涉及香港基本法；對涉及香港基本法的案件，香港法院都有管轄權，可以作出相應的判決。
眾所周知，普通法地區都實行判例法。由於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引述英國判例未必討好。但世界上實行普通法的國家有不少是有成文憲法的，會不會有相同於英國、有利於梁游的判例呢？這是任何法律學者都不敢完全排除的。如果有這樣的判例，終審庭會怎麼判呢？這也是梁游故弄玄虛的原因。對精通香港基本法的法官而言，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具有唯一性，該法（含釋法）的適用優於任何普通法的判例。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既不是「議會至上制」，也不是三權分立制，就直轄中央而言，這也是其他普通法地區所沒有的。但對不熟悉香港基本法的法官而言，就可能有變數，不排除受理的可能。
釋法修法之爭
三是釋法和修法之爭。在普通法國家和地區，司法解釋與修法是完全分開的，雖然在現實中未必如此（如採用「目的解釋」時），但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在大陸法國家和地區，司法解釋也如此，但立法解釋卻未必如此。例如《立法法》第42條就規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1）「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2）「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况，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在上述情况下，立法解釋就有可能被認為不僅是解釋，還可能具有修法的成分。在解釋刑法時，就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會引起爭議的。
然而，對香港基本法而言，這是早已設想解決的問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基本法實行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相結合的制度。在該制度下，立法解釋就不限於採用文意解釋的方法；立法解釋優於司法解釋，司法解釋要服從於立法解釋，這也是終審庭多次確認的。當然，如果出現別的情况，也不排除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新的情况作更具體的解釋。在報道中，這也是梁游及其大狀已經設想的一種可能。
作者是法學博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內地實行兩審終審制，只有一次上訴機會。內地上訴，必然要受理，這是權利。其他的稱為申訴，申訴也可能觸發再審，但不是必然的。香港實行三審終審制，但上訴是有條件的，要有理由：或是原審案件法官有錯，或是有重大法律觀點爭辯。上訴時，既可向原審法庭上訴，亦可向上訴法庭上訴。
對梁游而言，現在的上訴法庭就是終審庭。也就是說，梁游在終審庭有兩場仗要打，一是上訴許可的仗，二是被取消議員資格的仗。對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而言，也有相應的兩場仗。把打官司當作是打仗，並不十分貼切。但在對抗性運動中，以戰爭最為激烈，其他比賽次之；以棋賽、球賽、其他比賽形容打官司，好像不夠味道，只好以打仗來比喻，庶幾近之。
據報道，經過深思熟慮，梁游的團隊已經研究到新的法律觀點，但暫不透露，有勝算，亦有信心，將獲得上訴許可。到底是什麼呢？梁游在賣關子，這是《孫子兵法》所說的「兵不厭詐」。筆者也不知道梁游的詐術如何，但不少讀者想知道，故從幾個可能性當中挑兩三個來說一說。
爭議關鍵是可否豁免訟費保全
一是「訴訟費用保全」（security for costs）問題。梁游債務纍纍，可能被立法會追討，也可能被政府追討。兩大債主都可能申請梁游破產以「逼債」，梁游也可能自己申請破產以「避債」。對可能破產或即將破產的訴訟當事人，對手的訴訟策略很簡單，就是「訴訟費用保全」。在香港，打官司就是「燒銀紙」，香港俗話稱鈔票為「銀紙」。訴訟費就是敗訴的其中一個後果。即使沒有輸贏問題，也要支付自己的訴訟費。如有輸贏，則敗訴方要支付勝訴方的訴訟費用。對勝訴方而言，有些費用是不能得到補償的，一定有損失。訴訟費用主要是律師費，法官的工資是政府公帑支付的，法庭的場所是不必交租的。除非有勝算，最好還是不要打官司。既然梁游上訴，有可能敗訴，不能承擔後果，而應訴方卻可能得不到應戰消耗的補償，就可以提出「訴訟費用保全」，這是香港法庭第23號命令允許的，法庭有權要求不能承擔費用的當事人提供「保全金」，但也有可能給予豁免。
在保全方式、數額、計算原則、申請方式等存在爭議，但雙方爭議關鍵是可否豁免保全。一審時，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是原告，雖然知道梁游無錢償還訴訟債務，但通常原告較難申請「訴訟費用保全」。到二審時，原告已經處於「被上訴人」的地位，應可申請該保全，但政府沒有提出，是很奇怪的。當然不提出，也有理由。如果提出，上訴官司打不成，釋法就不能體現在司法判決中。終審庭也要執行釋法，政府就沒有這個顧慮了。但對「被上訴人」的申請，梁游及其幕後軍師和金主，將盡力抗衡，提出種種理由，包括公益和法治等理由，希望終審庭行使裁量權，給予豁免。在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地區，大概有數十個重要正反兩面的判例，屆時會惡鬥一番。
對普通法判例的適用
二是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普通法判例的適用。根據香港《基本法》第84條的規定：香港特區法院依照本法第18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法律審判案件，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也就是說，香港法院是可以參考普通法地區的判例審案。在一審和二審中，梁游的代表律師都引述英國的有關判例，提出立法會議員的宣誓以及就任資格是議會的內部事務，不勞法院越俎代庖。但不論一審還是二審，法官都拒絕採用，並說明英國實行「議會至上」制度，英國法院不介入議會事務，但香港特區卻不同，宣誓及就任資格都涉及香港基本法；對涉及香港基本法的案件，香港法院都有管轄權，可以作出相應的判決。
眾所周知，普通法地區都實行判例法。由於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引述英國判例未必討好。但世界上實行普通法的國家有不少是有成文憲法的，會不會有相同於英國、有利於梁游的判例呢？這是任何法律學者都不敢完全排除的。如果有這樣的判例，終審庭會怎麼判呢？這也是梁游故弄玄虛的原因。對精通香港基本法的法官而言，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具有唯一性，該法（含釋法）的適用優於任何普通法的判例。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既不是「議會至上制」，也不是三權分立制，就直轄中央而言，這也是其他普通法地區所沒有的。但對不熟悉香港基本法的法官而言，就可能有變數，不排除受理的可能。
釋法修法之爭
三是釋法和修法之爭。在普通法國家和地區，司法解釋與修法是完全分開的，雖然在現實中未必如此（如採用「目的解釋」時），但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在大陸法國家和地區，司法解釋也如此，但立法解釋卻未必如此。例如《立法法》第42條就規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1）「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2）「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况，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在上述情况下，立法解釋就有可能被認為不僅是解釋，還可能具有修法的成分。在解釋刑法時，就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會引起爭議的。
然而，對香港基本法而言，這是早已設想解決的問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基本法實行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相結合的制度。在該制度下，立法解釋就不限於採用文意解釋的方法；立法解釋優於司法解釋，司法解釋要服從於立法解釋，這也是終審庭多次確認的。當然，如果出現別的情况，也不排除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新的情况作更具體的解釋。在報道中，這也是梁游及其大狀已經設想的一種可能。
作者是法學博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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