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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梁振英猝然下馬，令人震驚。究竟這是否代表北京對港政策會繼續強硬，還是走向寬鬆？特首換人只是中央路線上技術性調整，還是根本性改變？言人人殊，眾說紛紜。但不管中央是基於哪種打算去決定不讓梁振英連任，這個變化也說明港人不應妄自菲薄、輕言放棄，因為大家長期而堅定對梁的控訴和清晰嘹亮的民意聲音，肯定影響了北京對讓梁連任的政治成本計算。反對派上下一心全力搶攻選委會議席的策略，也絕對牽動了中央的策略思維。誰說這些所謂「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制度內」的抗爭，已經走到盡頭、全無意義？總之，這次梁振英連任無望，正好說明假如大家能守穩立場堅持到底，珍惜每一個機會和空間，不要自亂陣腳胡亂出招，要守住我們珍而重之的價值和制度，機會還是存在的。
梁振英成為歷史，我們的注意力很快便轉移到「誰是真命天子」的問題上。本文刊出之日，形勢大概已更為明朗。葉劉淑儀、林鄭月娥與曾俊華早已蠢蠢欲動，必然會在日內表明心意；但會否還有其他人選，公眾翹首以待。但刻下評論有趣的地方，是即使大家口頭上反對「欽點」、要求民主，但城中人士卻對猜想誰人最有機會取得北京信任「皇恩聖寵」，最感興趣。
上述3人，代表什麼政策？路線上有何差異？彷彿都是無關宏旨，大家都不甚關心。也許，這是因為為時尚早，但也可能大家早已接受現實，認為到頭來「中央認同」還是決定特首寶座花落誰家的最重要因素。但我依然相信參選人的政綱，還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新一屆政府始終會帶來政策上的改變，影響未來5年的香港發展。所以，在此我嘗試拋磚引玉，說出幾個我認為所有參選人必須回答的問題，期望能把討論焦點從「估領袖」遊戲，回歸到政策層面之上。
我認為任何特首參選人，必須要回答下列3個問題：
怎樣才算是合理儲備水平？
如何評價特區政府現行的公共財政理財哲學？過去10年，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持續增長。到上個財政年度為止，財政儲備總數已足以支付逾20個月政府開支，這還不包括政府以各種名目成立的專項基金和外匯基金的積累。我們當然要審慎理財積穀防饑，但大量財政資源備而不用，甚至不願以這些資源去解決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並不可取。所以，任何參選人必須清楚回答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才算是一個合理的儲備水平，是6個月、一年的政府開支，還是愈多愈好、不設上限？
與此相關的是稅制改革的問題。特區政府的理財策略，還受制於《基本法》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條文限制。就是政府要增加社會投入、擴大服務，必須有相應的經常性收入增長，否則便會出現財政赤字，有違基本法精神。問題是香港稅基狹窄，以個人入息稅為例，要繳稅的市民為人口總數兩成左右；要增加經常性收入，談何容易？但特區政府必須突破這個困局，才能有望有更進取的政策，去回應種種民生問題。現時以各種巧立名目的「派糖」方式去應付局面，不單成效有限，也缺乏長遠政策作用。政府要「創收」，不外乎兩條出路，就是擴闊稅網，或者新增稅項。所以，新任特首必須是具備展開有關討論的識見和意志、有技巧與各界拉近距離和有能力取得共識的人才。
必須有向中央重提政改的勇氣
怎樣去擴大民主參與？新任特首自然無法迴避政改問題。沒有民主改革，便沒法從根本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也不能徹底解決管治問題，這早已是社會共識。梁振英的一大過失，就是在推動民主發展上缺乏誠意、敷衍塞責。他的繼任人，必須有向中央政府重提政改的勇氣，有在中央定下的框架限制下鑽盡空間爭取可能的想像力，更重要的是要具備有與各界互動、善於對話的政治胸襟。就是即使無法改變8．31的框架，下任特首也必須以重啟政改為施政重點，把「落實雙普選」議題定為重中之重的目標。
然而，特區政治制度要完善的地方，又豈止選舉制度？對市民而言，現時恒常性的參與渠道，也是乏善足陳。政府一直依靠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兩道板斧——諮詢委員會制度和諮詢文件——去揣摩民意。顯而易見，兩種制度早已與時代脫節，完全未能滿足21世紀的公眾參與要求。諮詢委員會制度的運作邏輯是官僚主導，通過委任與相關政策範疇的持份者和業界代表人物，去為如何落實政策建議提供意見，以便有利執行相關措施。但這種由上而下的溝通辦法，放在今天早已不合時宜。再者，由相關持份者為主的諮詢委員會，也隨時有可能被視為利益輸送，引來「私相授受」的指控。此外，以諮詢文件方式去徵求意見，在發放資訊層面尚有些微作用，但這種被動地等待民意的做法，又或者聊備一格的諮詢大會安排，對拉近官民距離作用相當有限。要完善公眾參與的方式、開放更多參與渠道，又或者要更有效掌握民意，不單要求更高的政治技巧，也需要政府領導層有面對公眾的勇氣，和敢於與擁有廣大民意基礎的政黨尋求合作的務實態度。
必須提出整全國際化策略
有何辦法去維持香港繼續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新任特首必須要妥善處理中港矛盾問題。這個問題，錯綜複雜，自然難以三言兩語說得明白。但下任特首必須從梁振英的失敗經驗汲取教訓，不要重蹈覆轍。梁的失誤，在於予人「事事以配合內地需要為先」的感覺。這種觀感，不一定完全有理有據，但相信是不少港人的判斷。但港人的不安，不單在於港人事事總要向大陸逢迎，更在於香港逐步失去國際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在吸引旅客策略、招攬海外人才，以至科研教育合作等安排上，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內，特區政府確實把重點放了在內地之上。這也許是兩地經濟快速融合下難以逆轉的趨勢，但假如我們同時在各個領域上加強國際化的力度，情况便可能大大不同。政府帶頭去把目光放眼在大陸以外的世界，在尋求資金、人才、旅客、科研合作、文化交流上不再機械地以拉攏內地對象為目標，公眾的觀感以至實際的效果必然會有所不同。在考慮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策略、加速中港融合之際，特區政府也必須以同樣力度去擴大和鞏固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和交流，更絕對不能輕率放棄早已與國際接軌、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辦事方法，去配合內地的官場作風和潛規則。任何自稱有心為香港尋求出路的人，必須為我們提出一套整全的國際化策略。
在「跑馬仔」、消息人士的故事之外，我們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想想我們對下一個5年，還有什麼期望。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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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成為歷史，我們的注意力很快便轉移到「誰是真命天子」的問題上。本文刊出之日，形勢大概已更為明朗。葉劉淑儀、林鄭月娥與曾俊華早已蠢蠢欲動，必然會在日內表明心意；但會否還有其他人選，公眾翹首以待。但刻下評論有趣的地方，是即使大家口頭上反對「欽點」、要求民主，但城中人士卻對猜想誰人最有機會取得北京信任「皇恩聖寵」，最感興趣。
上述3人，代表什麼政策？路線上有何差異？彷彿都是無關宏旨，大家都不甚關心。也許，這是因為為時尚早，但也可能大家早已接受現實，認為到頭來「中央認同」還是決定特首寶座花落誰家的最重要因素。但我依然相信參選人的政綱，還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新一屆政府始終會帶來政策上的改變，影響未來5年的香港發展。所以，在此我嘗試拋磚引玉，說出幾個我認為所有參選人必須回答的問題，期望能把討論焦點從「估領袖」遊戲，回歸到政策層面之上。
我認為任何特首參選人，必須要回答下列3個問題：
怎樣才算是合理儲備水平？
如何評價特區政府現行的公共財政理財哲學？過去10年，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持續增長。到上個財政年度為止，財政儲備總數已足以支付逾20個月政府開支，這還不包括政府以各種名目成立的專項基金和外匯基金的積累。我們當然要審慎理財積穀防饑，但大量財政資源備而不用，甚至不願以這些資源去解決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並不可取。所以，任何參選人必須清楚回答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才算是一個合理的儲備水平，是6個月、一年的政府開支，還是愈多愈好、不設上限？
與此相關的是稅制改革的問題。特區政府的理財策略，還受制於《基本法》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條文限制。就是政府要增加社會投入、擴大服務，必須有相應的經常性收入增長，否則便會出現財政赤字，有違基本法精神。問題是香港稅基狹窄，以個人入息稅為例，要繳稅的市民為人口總數兩成左右；要增加經常性收入，談何容易？但特區政府必須突破這個困局，才能有望有更進取的政策，去回應種種民生問題。現時以各種巧立名目的「派糖」方式去應付局面，不單成效有限，也缺乏長遠政策作用。政府要「創收」，不外乎兩條出路，就是擴闊稅網，或者新增稅項。所以，新任特首必須是具備展開有關討論的識見和意志、有技巧與各界拉近距離和有能力取得共識的人才。
必須有向中央重提政改的勇氣
怎樣去擴大民主參與？新任特首自然無法迴避政改問題。沒有民主改革，便沒法從根本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也不能徹底解決管治問題，這早已是社會共識。梁振英的一大過失，就是在推動民主發展上缺乏誠意、敷衍塞責。他的繼任人，必須有向中央政府重提政改的勇氣，有在中央定下的框架限制下鑽盡空間爭取可能的想像力，更重要的是要具備有與各界互動、善於對話的政治胸襟。就是即使無法改變8．31的框架，下任特首也必須以重啟政改為施政重點，把「落實雙普選」議題定為重中之重的目標。
然而，特區政治制度要完善的地方，又豈止選舉制度？對市民而言，現時恒常性的參與渠道，也是乏善足陳。政府一直依靠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兩道板斧——諮詢委員會制度和諮詢文件——去揣摩民意。顯而易見，兩種制度早已與時代脫節，完全未能滿足21世紀的公眾參與要求。諮詢委員會制度的運作邏輯是官僚主導，通過委任與相關政策範疇的持份者和業界代表人物，去為如何落實政策建議提供意見，以便有利執行相關措施。但這種由上而下的溝通辦法，放在今天早已不合時宜。再者，由相關持份者為主的諮詢委員會，也隨時有可能被視為利益輸送，引來「私相授受」的指控。此外，以諮詢文件方式去徵求意見，在發放資訊層面尚有些微作用，但這種被動地等待民意的做法，又或者聊備一格的諮詢大會安排，對拉近官民距離作用相當有限。要完善公眾參與的方式、開放更多參與渠道，又或者要更有效掌握民意，不單要求更高的政治技巧，也需要政府領導層有面對公眾的勇氣，和敢於與擁有廣大民意基礎的政黨尋求合作的務實態度。
必須提出整全國際化策略
有何辦法去維持香港繼續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新任特首必須要妥善處理中港矛盾問題。這個問題，錯綜複雜，自然難以三言兩語說得明白。但下任特首必須從梁振英的失敗經驗汲取教訓，不要重蹈覆轍。梁的失誤，在於予人「事事以配合內地需要為先」的感覺。這種觀感，不一定完全有理有據，但相信是不少港人的判斷。但港人的不安，不單在於港人事事總要向大陸逢迎，更在於香港逐步失去國際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在吸引旅客策略、招攬海外人才，以至科研教育合作等安排上，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內，特區政府確實把重點放了在內地之上。這也許是兩地經濟快速融合下難以逆轉的趨勢，但假如我們同時在各個領域上加強國際化的力度，情况便可能大大不同。政府帶頭去把目光放眼在大陸以外的世界，在尋求資金、人才、旅客、科研合作、文化交流上不再機械地以拉攏內地對象為目標，公眾的觀感以至實際的效果必然會有所不同。在考慮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策略、加速中港融合之際，特區政府也必須以同樣力度去擴大和鞏固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和交流，更絕對不能輕率放棄早已與國際接軌、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辦事方法，去配合內地的官場作風和潛規則。任何自稱有心為香港尋求出路的人，必須為我們提出一套整全的國際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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