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從比較角度看，東西方民粹動員政治或已提出一些問題去思考未來事態發展的可能方向：（一）主權國家的重振和（二）精英管治制度的危機。
一、西方主權國家的重振
自上世紀90年代初蘇俄解體以來，以跨國資本和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為核心的全球一體化「精英社會運動」（elite social movement）已為西方資本和精英集團漸營造了一「無疆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於這「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過程當中，鼓吹「小政府、大市場」的西方主權國家便一直有為這單一全球政經秩序服務。主要是透過軍事和外交行為（如中東戰爭）和領導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去打擊、改變或圍堵不合作政權，並吸納他們和東歐前共產國家加入全球市場一體化進程。
另外，為了促進較廉價優質勞工的跨國流動去更便利全球性囤積資本，以往以單一民族為主的西方「融合性民族國家」（assimilative nation-state）便漸被倡導「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多民族移民政策所取代，實為建構一跨國勞工市場去為跨國資本服務。
但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之後崛起，同時壟斷了經濟生產工具、國家機器和全球最大人口市場的「中共黨國」便成為身兼「主權國家」和「跨國資本」兩者的合體，也加入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大遊戲之中。
經過多年的「韜光養晦」和持續強勁經濟增長之後，為了將經濟結構由「外資主導工業」（FDI-led industrialization）轉型到更具自主性和高增值的「創新——出口主導工業」（innovation-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中國自2013年便開始「有所作為」向外發展商品市場和融資制度。她推行以自身國家發展利益為依據的另類全球一體化，包括「一帶一路」中的全球金融體系（如亞投行）。這中國式的全球化已向西方國家施加更多競爭壓力，也稀釋了西方全球化一直享有的唯一性，將兩者的實力制高點的距離拉近了一把。
再者，20多年的西方全球化卻導致西方國家內部貧富懸殊加劇、產業外移、失業率上升和收入收縮等問題，使部分選民開始意識到原來民主選舉制度已失去以往能重新分配利益和權力的功能；反之，民主政制已成為經濟全球化既得利益者和其國家管治精英的自我合法化和輪替執政的工具。換句話說，現存的「國家民主機制」（national democratic system）已不能疏解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內出現的跨國剝削和壓迫所產生的人際、階級、城鄉、世代、宗教、社群、種族和族群之間的張力和對立。
長此下去，若然不去尋找改革民主政治的進路，恐怕各種社會衝突會被民粹政治繼續激化。所以，民粹的抬頭標誌着主權國家實有需要從各跨國資本集團討回部分權力（特別是海外稅務收入），從而更能將國內外所囤積的資本有效地與被邊緣化組群分享，疏解張力。
看來，重視經濟民族主義、國家主權和保護主義的政策話語和經貿現實主義政策實踐將可能上場，或成為西方民粹領袖的管治支點。
二、精英管治制度的危機
隨着資訊科技和網上媒體的廣泛傳播，大眾已能夠較容易去知道和關注地方和國際事務。網上平台的便利和資訊自由已使民眾更能掌握到身處系統生態中的各種「潛規則」，民主選舉制度中「投票選賢能」的「精英統治制度」（meritocracy）精神便出現深刻變化：以往，精英統治制度能確保有相關資歷、知識、技能、質素和擁抱其核心價值的賢能會被合理地「選中」（elect）和稱職。但是，民粹政治卻顛覆了這潛規則。民粹政治倡導的好像是一種失敗者心聲：「問題不在我身上！」這潛規則便看似是：由於制度產生精英的成功實為該制度的內部既定挑選所致，他們的成功實無法脫離受益制度的處境局限性；為了保存自己的優越性，他們便無可厚非地要捍衛所屬制度和規則，也無可避免地造成和延續了他人的失敗。於是，匿名投票便成為賢能統治制度中的眾失敗者向少數精英表達不滿和不信任的方法。民粹主義參選人便能擊敗比自己有資格和能力的參選人登上要位。
由於他們未必稱職，加上受到既有賢能統治制度內的精英所排擠和阻撓，他們可能要面對被彈劾、提前大選的壓力。長此下去，精英管治制度的危機將徒增國家民主系統之內的各種矛盾，實不利國家長遠發展。所以，短期折衷的方法是將民粹政治規限於「表現式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的語言政治舞台前（包括選舉），讓現實政治操作繼續如常地於實質政治幕後運作，並協調兩者有意識有目的地時脫離、時矛盾、時接合。
作者是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一、西方主權國家的重振
自上世紀90年代初蘇俄解體以來，以跨國資本和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為核心的全球一體化「精英社會運動」（elite social movement）已為西方資本和精英集團漸營造了一「無疆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於這「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過程當中，鼓吹「小政府、大市場」的西方主權國家便一直有為這單一全球政經秩序服務。主要是透過軍事和外交行為（如中東戰爭）和領導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去打擊、改變或圍堵不合作政權，並吸納他們和東歐前共產國家加入全球市場一體化進程。
另外，為了促進較廉價優質勞工的跨國流動去更便利全球性囤積資本，以往以單一民族為主的西方「融合性民族國家」（assimilative nation-state）便漸被倡導「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多民族移民政策所取代，實為建構一跨國勞工市場去為跨國資本服務。
但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之後崛起，同時壟斷了經濟生產工具、國家機器和全球最大人口市場的「中共黨國」便成為身兼「主權國家」和「跨國資本」兩者的合體，也加入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大遊戲之中。
經過多年的「韜光養晦」和持續強勁經濟增長之後，為了將經濟結構由「外資主導工業」（FDI-led industrialization）轉型到更具自主性和高增值的「創新——出口主導工業」（innovation-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中國自2013年便開始「有所作為」向外發展商品市場和融資制度。她推行以自身國家發展利益為依據的另類全球一體化，包括「一帶一路」中的全球金融體系（如亞投行）。這中國式的全球化已向西方國家施加更多競爭壓力，也稀釋了西方全球化一直享有的唯一性，將兩者的實力制高點的距離拉近了一把。
再者，20多年的西方全球化卻導致西方國家內部貧富懸殊加劇、產業外移、失業率上升和收入收縮等問題，使部分選民開始意識到原來民主選舉制度已失去以往能重新分配利益和權力的功能；反之，民主政制已成為經濟全球化既得利益者和其國家管治精英的自我合法化和輪替執政的工具。換句話說，現存的「國家民主機制」（national democratic system）已不能疏解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內出現的跨國剝削和壓迫所產生的人際、階級、城鄉、世代、宗教、社群、種族和族群之間的張力和對立。
長此下去，若然不去尋找改革民主政治的進路，恐怕各種社會衝突會被民粹政治繼續激化。所以，民粹的抬頭標誌着主權國家實有需要從各跨國資本集團討回部分權力（特別是海外稅務收入），從而更能將國內外所囤積的資本有效地與被邊緣化組群分享，疏解張力。
看來，重視經濟民族主義、國家主權和保護主義的政策話語和經貿現實主義政策實踐將可能上場，或成為西方民粹領袖的管治支點。
二、精英管治制度的危機
隨着資訊科技和網上媒體的廣泛傳播，大眾已能夠較容易去知道和關注地方和國際事務。網上平台的便利和資訊自由已使民眾更能掌握到身處系統生態中的各種「潛規則」，民主選舉制度中「投票選賢能」的「精英統治制度」（meritocracy）精神便出現深刻變化：以往，精英統治制度能確保有相關資歷、知識、技能、質素和擁抱其核心價值的賢能會被合理地「選中」（elect）和稱職。但是，民粹政治卻顛覆了這潛規則。民粹政治倡導的好像是一種失敗者心聲：「問題不在我身上！」這潛規則便看似是：由於制度產生精英的成功實為該制度的內部既定挑選所致，他們的成功實無法脫離受益制度的處境局限性；為了保存自己的優越性，他們便無可厚非地要捍衛所屬制度和規則，也無可避免地造成和延續了他人的失敗。於是，匿名投票便成為賢能統治制度中的眾失敗者向少數精英表達不滿和不信任的方法。民粹主義參選人便能擊敗比自己有資格和能力的參選人登上要位。
由於他們未必稱職，加上受到既有賢能統治制度內的精英所排擠和阻撓，他們可能要面對被彈劾、提前大選的壓力。長此下去，精英管治制度的危機將徒增國家民主系統之內的各種矛盾，實不利國家長遠發展。所以，短期折衷的方法是將民粹政治規限於「表現式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的語言政治舞台前（包括選舉），讓現實政治操作繼續如常地於實質政治幕後運作，並協調兩者有意識有目的地時脫離、時矛盾、時接合。
作者是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