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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特朗普的意外當選，跟英國脫歐和西方國家對難民潮的矛盾反應等近勢，原因很多，但主流可以追溯到方興未艾的理性主義，開始硬化得難再凝聚共識。長久以來，理性主義的簡單定義，是冀以最低代價來求取最大效益。這個定義之所以簡單、之所以不提及「對誰最合算」，是只從當事者個人利害或群體整體利害（往往由領導來界定）的角度出發。因此，以往關於理性的討論，往往只屬「一元化了的理性」。而在短期視野文化下（請見拙文〈美國成功的長短視野結合〉，《明報月刊》，2013年12月），利害都變得「當前化」（以致「經濟人」變成「當前消費者」、「公民」成了「今屆選民」、持續發展讓位於股市速漲或當選機會、全面人格的發展讓位於爭取高薪職位），把當前利益當作永久利益。這種「一成不變的理性」跟「一元化了的理性」和「局部理性」一樣，都把理性硬化成主義，照顧不到歧異性和相關性愈來愈高及變化愈來愈快的世界和人生。
角度和利害衝突以往雖然有不少討論，但每每囿於雙方關係，而且假設了雙方間存在着某種利害清楚的主要矛盾，一旦弱方的利害被喚醒（例如馬克思說的自存階級變成自覺階級），矛盾激化，便會導致短兵相接，結果是得勢一方的理性抬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經濟日趨複雜，階層二分法的界線模糊起來，社群間利害攙雜。尤其是在歐洲，多類民眾對本身利害的鑑辨受到不同黨派引導和鼓吹，多黨政治興起，有些國家在數十年甚至數年之間便轉換政權多次（如意大利和希臘）。由於遵守民主架構，權力得以在和平狀態下轉移，但為了爭取立法和行政權，拿不到多數票的大黨只能跟其他黨派妥協，修整本黨理性。多黨之間的交流，提升了雙方黨員對黨內外不同角度的認識；至於民眾的認識和交流對發展的影響，則視各國情况而定。
民主黨不覺察窮人主要矛盾已改
美國民眾對本身利害如何受政治影響的認識最含糊。一來是選舉制度不利於多黨制，少了第三黨或更多的批評角度；更重要的，是美國人的利害最複雜，尤其是最低下層都基本上溫飽，絕大部分美國窮人的生活水平不下於別國的中等階層（例如救濟金、糧票、醫療援助、住屋津貼和免費中小學教育等），他們最關注的需求，可以由其他因素取代。而民主黨以「維護窮人利益」自詡，不覺察到美國窮人的主要矛盾已改；共和黨並不更重視窮人利益，但它知道若單從經濟方面訴求，有錢的人數少於窮人，在一人一票制度下必敗，是以在近數十年間盡力爭取跟經濟利害無關的話題作招徠：反墮胎、反同性戀、擁槍權、民族優越感、反對以進化論代替上帝創造論、反對共同中學課程等等。由於溫飽不成問題，這些非經濟因素便上升為主要矛盾。
求變者不耐煩 易接受民粹煽動
共和黨雖然對許多問題匯不成黨內共識，對反對民主黨政綱卻很易齊聲喊打，把好意唱壞，因而有效地窒息了奧巴馬許多政策。求變者愈來愈不耐煩，很易接受民粹主義者的煽動，以為改變政權便可以立即解決問題。這種不認識全局、但求急進的情緒，可以說是「局部理性」的表現，意大利和希臘換了多屆政府仍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是民粹主義者利用了民主選舉上台結果都不成事的例證。南歐較窮，「局部理性」主要仍環繞生計；美國生計不成主因，各種個別主義冒升為反建制理由。特朗普習慣罵盡四方，竟成了反建制「局部理性」者的槍手。
「局部理性」破壞力強，卻難顧全局和持久。特朗普式的美國獨大驕態即使能迫使各國短期就範，但會導致別國閉關或經濟衰退，那時美國貨也少銷路；歐洲若各自加強武備，則既需削減其他預算，還坐大俄羅斯；激化種族矛盾，不單陷全民於危機，還需大增保安費用，減少對經濟和福利的投資。特朗普若真要履行各種諾言，必會遇上其他爭奪資源者反對，龐大的赤字也需由後代承擔。這是領袖和選民都不宜把「局部理性」硬化為全體理性或長遠理性的理由。
傳媒遍地滲透 擠掉理性抉擇溝通
當愈來愈多國家的物質生活改善之際，生計不再成為最大群體的主要關懷後，各種「局部理性」會冒升為中等生活階層的選舉因素。能夠滿足最低層收入者需求的同量資源，只夠滿足較少的中層生活者。後者的需求種類也分殊，不限於經濟，「順得哥情失嫂意」，這種中層陷阱，比經濟學家說的「中等收入陷阱」複雜得多。西方論者誤把中層階級的培植當作社會穩定的策略，在歐洲、巴西和土耳其等地已經失效（請見拙文〈巴西土耳其抗議反映的新動向〉，《明報》2013年7月13日和〈巴西土耳其中層歧異急增〉，《信報》2013年8月16日）。特朗普在美國當選之成「意外」，是人們還未覺察「一成不變的理性」、「一元化了的理性」和「局部理性」已經硬化得難再凝聚共識。
「局部理性」的普遍化不但源於國民利害的歧異化，還因傳媒和社交媒介無時無刻的遍地滲透而擠掉對長期理性抉擇的溝通，很多人現在只看自己有興趣的或小圈子內的信息。一些從中國移民美國的生意人平時不理會競選，被人追問時說：特朗普也是做生意的，我選他吧！這種態度似乎愈來愈普遍，勢成各地尤其是中等階層膨脹地區有效民主運作的挑戰。
作者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博士，旅居美國
角度和利害衝突以往雖然有不少討論，但每每囿於雙方關係，而且假設了雙方間存在着某種利害清楚的主要矛盾，一旦弱方的利害被喚醒（例如馬克思說的自存階級變成自覺階級），矛盾激化，便會導致短兵相接，結果是得勢一方的理性抬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經濟日趨複雜，階層二分法的界線模糊起來，社群間利害攙雜。尤其是在歐洲，多類民眾對本身利害的鑑辨受到不同黨派引導和鼓吹，多黨政治興起，有些國家在數十年甚至數年之間便轉換政權多次（如意大利和希臘）。由於遵守民主架構，權力得以在和平狀態下轉移，但為了爭取立法和行政權，拿不到多數票的大黨只能跟其他黨派妥協，修整本黨理性。多黨之間的交流，提升了雙方黨員對黨內外不同角度的認識；至於民眾的認識和交流對發展的影響，則視各國情况而定。
民主黨不覺察窮人主要矛盾已改
美國民眾對本身利害如何受政治影響的認識最含糊。一來是選舉制度不利於多黨制，少了第三黨或更多的批評角度；更重要的，是美國人的利害最複雜，尤其是最低下層都基本上溫飽，絕大部分美國窮人的生活水平不下於別國的中等階層（例如救濟金、糧票、醫療援助、住屋津貼和免費中小學教育等），他們最關注的需求，可以由其他因素取代。而民主黨以「維護窮人利益」自詡，不覺察到美國窮人的主要矛盾已改；共和黨並不更重視窮人利益，但它知道若單從經濟方面訴求，有錢的人數少於窮人，在一人一票制度下必敗，是以在近數十年間盡力爭取跟經濟利害無關的話題作招徠：反墮胎、反同性戀、擁槍權、民族優越感、反對以進化論代替上帝創造論、反對共同中學課程等等。由於溫飽不成問題，這些非經濟因素便上升為主要矛盾。
求變者不耐煩 易接受民粹煽動
共和黨雖然對許多問題匯不成黨內共識，對反對民主黨政綱卻很易齊聲喊打，把好意唱壞，因而有效地窒息了奧巴馬許多政策。求變者愈來愈不耐煩，很易接受民粹主義者的煽動，以為改變政權便可以立即解決問題。這種不認識全局、但求急進的情緒，可以說是「局部理性」的表現，意大利和希臘換了多屆政府仍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是民粹主義者利用了民主選舉上台結果都不成事的例證。南歐較窮，「局部理性」主要仍環繞生計；美國生計不成主因，各種個別主義冒升為反建制理由。特朗普習慣罵盡四方，竟成了反建制「局部理性」者的槍手。
「局部理性」破壞力強，卻難顧全局和持久。特朗普式的美國獨大驕態即使能迫使各國短期就範，但會導致別國閉關或經濟衰退，那時美國貨也少銷路；歐洲若各自加強武備，則既需削減其他預算，還坐大俄羅斯；激化種族矛盾，不單陷全民於危機，還需大增保安費用，減少對經濟和福利的投資。特朗普若真要履行各種諾言，必會遇上其他爭奪資源者反對，龐大的赤字也需由後代承擔。這是領袖和選民都不宜把「局部理性」硬化為全體理性或長遠理性的理由。
傳媒遍地滲透 擠掉理性抉擇溝通
當愈來愈多國家的物質生活改善之際，生計不再成為最大群體的主要關懷後，各種「局部理性」會冒升為中等生活階層的選舉因素。能夠滿足最低層收入者需求的同量資源，只夠滿足較少的中層生活者。後者的需求種類也分殊，不限於經濟，「順得哥情失嫂意」，這種中層陷阱，比經濟學家說的「中等收入陷阱」複雜得多。西方論者誤把中層階級的培植當作社會穩定的策略，在歐洲、巴西和土耳其等地已經失效（請見拙文〈巴西土耳其抗議反映的新動向〉，《明報》2013年7月13日和〈巴西土耳其中層歧異急增〉，《信報》2013年8月16日）。特朗普在美國當選之成「意外」，是人們還未覺察「一成不變的理性」、「一元化了的理性」和「局部理性」已經硬化得難再凝聚共識。
「局部理性」的普遍化不但源於國民利害的歧異化，還因傳媒和社交媒介無時無刻的遍地滲透而擠掉對長期理性抉擇的溝通，很多人現在只看自己有興趣的或小圈子內的信息。一些從中國移民美國的生意人平時不理會競選，被人追問時說：特朗普也是做生意的，我選他吧！這種態度似乎愈來愈普遍，勢成各地尤其是中等階層膨脹地區有效民主運作的挑戰。
作者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博士，旅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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