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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特首梁振英宣布不參加下任特首選舉，他雖然表示此乃基於「家庭理由」，但是相信更多人認為是中央盱衡大局之後，對他勸退，防止香港情勢向更壞景况滑下去。香港情勢確實惡劣，社會撕裂、政府施政不暢、「港獨」冒起等，就此，不能否定梁振英須承擔部分責任。不過，按本港現行政治制度與權力結構，設若認為梁振英不連任，這些問題就會消失，未免太天真。香港前路走向，仍然不明朗。
性格使然缺人和
體制桎梏難舒展
5年前這個時候，梁振英競逐特首大位，從競選方式到政綱，都予人改革者的形象。例如梁振英選舉工程以一張摺櫈、一支筆、一本記事簿，落區聽取市民意見，予人耳目一新；他的政綱著力應對深層次矛盾，予人憧憬會給香港帶來變革等，使他在參選者之中，由民望最低變為最高，然後爆大冷擊敗唐英年，勝選為特首。4年半下來，梁振英十分努力，特別在房屋、扶貧取得一定成績。只是總體而言，香港在他領導下，確實出現社會撕裂，政黨政客甚至擺明針對他，對人不對事地阻撓政府施政。從可預見情况看來，設若他連任，朝野對立對抗情勢只會惡化，看不到有好轉可能。
梁振英治下香港情勢演變至此，有其個人主觀和客觀環境因素。個人因素方面，梁振英欠缺人和，是其致命傷。熟悉梁振英的人，認為他的性格較難與人交往，因此在政界，除了幾名親信官員之外，很難舉出他有什麼朋友；另外，有人認為梁振英過度自信，難以聽進不同意見，處事行誼近乎剛愎自用，連與他共事的人往往都難以理解。梁振英獨來獨往，或許不致招惹與某一方面利益結合嫌疑，惟政通首要人和，他要統合力量，推動政務帶來改變，就會孤掌難鳴了。
至於客觀因素，可分為3個方面。首先，特首須向中央和香港市民負責，而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在社會缺乏普遍認受性，特首向中央尋求支援是情理之中，只是特首與中央靠近，很容易被解讀為與港人脫節，特別是特首需要執行中央意旨之時，這種矛盾更突顯出來。梁振英於政改的角色和作用，充分反映這種矛盾情况。政改導致社會撕裂和佔領運動，是梁振英與反對力量徹底決裂的分水嶺，「港獨」亦於此際冒起，情勢再也難以挽回。
其次，梁振英與一些主要官員之間，協作出現問題，這在官場已非什麼秘密。這種情况，不排除一定程度與梁振英的處事作風有關，不過，根本問題在於一些主要官員，並非梁振英選用，他們之間不僅理念不同，而且是各方力量在特區管治班子安插代理人的結果，梁振英與這些主要官員貌合神離，就很正常了，在特定情况下，更會「鬧到出面」，橫洲分期發展爭議和拒答議員提問風波，就是事例。下任特首無論由誰擔任，設若這種「分餅仔」的權力結構不改變，則特首單是擺平管治班子之間的扞格，或許已經筋疲力竭了。
第三，上次特首選舉，唐營、梁營激烈爭鬥，梁振英當選後表示會整合的「香港營」，從未出現。兩大陣營迄今仍然壁壘分明，梁振英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和不合作，以他和幾名親信官員，根本難以抗衡，加上梁振英無力、也無法統合既得利益集團以外的各方力量，因此落得施政不順，紛爭不斷的局面。
深層矛盾不解決
社會將分崩離析
有所謂性格決定命運。梁振英在不被看好下入主禮賓府，滿懷改變之志，只是他的主觀自信成也於此，敗也於此，在缺乏人和而政不通之下，4年半以來，雖然他努力做出一些成績，但是總體而言不能說成功。整體社會情况較他就任時未見好轉，而是惡化，此乃事實。梁振英治港，說明一位領導人無論有多大理想，只要不得其法，即使意欲改革惠民，也只有飲恨而回。歷代改革者都難有好下場。宋朝有「王安石變法」，因為「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而失敗，他的功過爭議到近世才趨向正面。梁振英的工作，中央一直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比照王安石的爭議，梁振英可稍為安慰。總之，4年半任內，無人認為梁振英搞官商勾結和向既得利益集團輸送利益，這是他可以理直氣壯之處。
梁振英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政策，不應該因為他不連任而半途而廢。回歸以來歷任政府施政缺漏，今日社會如壓力鍋般吱吱作響，恍似隨時爆煲，就是深層次矛盾積累的結果，無論下任特首是誰，都要認真處理，否則社會只會愈趨分崩離析。梁振英一些政策，特別是房屋政策，不應該人去政息，而是應該更積極推動，以解決香港受土地房屋供應不足、被纏繞得有窒息之感的桎梏。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性格使然缺人和
體制桎梏難舒展
5年前這個時候，梁振英競逐特首大位，從競選方式到政綱，都予人改革者的形象。例如梁振英選舉工程以一張摺櫈、一支筆、一本記事簿，落區聽取市民意見，予人耳目一新；他的政綱著力應對深層次矛盾，予人憧憬會給香港帶來變革等，使他在參選者之中，由民望最低變為最高，然後爆大冷擊敗唐英年，勝選為特首。4年半下來，梁振英十分努力，特別在房屋、扶貧取得一定成績。只是總體而言，香港在他領導下，確實出現社會撕裂，政黨政客甚至擺明針對他，對人不對事地阻撓政府施政。從可預見情况看來，設若他連任，朝野對立對抗情勢只會惡化，看不到有好轉可能。
梁振英治下香港情勢演變至此，有其個人主觀和客觀環境因素。個人因素方面，梁振英欠缺人和，是其致命傷。熟悉梁振英的人，認為他的性格較難與人交往，因此在政界，除了幾名親信官員之外，很難舉出他有什麼朋友；另外，有人認為梁振英過度自信，難以聽進不同意見，處事行誼近乎剛愎自用，連與他共事的人往往都難以理解。梁振英獨來獨往，或許不致招惹與某一方面利益結合嫌疑，惟政通首要人和，他要統合力量，推動政務帶來改變，就會孤掌難鳴了。
至於客觀因素，可分為3個方面。首先，特首須向中央和香港市民負責，而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在社會缺乏普遍認受性，特首向中央尋求支援是情理之中，只是特首與中央靠近，很容易被解讀為與港人脫節，特別是特首需要執行中央意旨之時，這種矛盾更突顯出來。梁振英於政改的角色和作用，充分反映這種矛盾情况。政改導致社會撕裂和佔領運動，是梁振英與反對力量徹底決裂的分水嶺，「港獨」亦於此際冒起，情勢再也難以挽回。
其次，梁振英與一些主要官員之間，協作出現問題，這在官場已非什麼秘密。這種情况，不排除一定程度與梁振英的處事作風有關，不過，根本問題在於一些主要官員，並非梁振英選用，他們之間不僅理念不同，而且是各方力量在特區管治班子安插代理人的結果，梁振英與這些主要官員貌合神離，就很正常了，在特定情况下，更會「鬧到出面」，橫洲分期發展爭議和拒答議員提問風波，就是事例。下任特首無論由誰擔任，設若這種「分餅仔」的權力結構不改變，則特首單是擺平管治班子之間的扞格，或許已經筋疲力竭了。
第三，上次特首選舉，唐營、梁營激烈爭鬥，梁振英當選後表示會整合的「香港營」，從未出現。兩大陣營迄今仍然壁壘分明，梁振英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和不合作，以他和幾名親信官員，根本難以抗衡，加上梁振英無力、也無法統合既得利益集團以外的各方力量，因此落得施政不順，紛爭不斷的局面。
深層矛盾不解決
社會將分崩離析
有所謂性格決定命運。梁振英在不被看好下入主禮賓府，滿懷改變之志，只是他的主觀自信成也於此，敗也於此，在缺乏人和而政不通之下，4年半以來，雖然他努力做出一些成績，但是總體而言不能說成功。整體社會情况較他就任時未見好轉，而是惡化，此乃事實。梁振英治港，說明一位領導人無論有多大理想，只要不得其法，即使意欲改革惠民，也只有飲恨而回。歷代改革者都難有好下場。宋朝有「王安石變法」，因為「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而失敗，他的功過爭議到近世才趨向正面。梁振英的工作，中央一直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比照王安石的爭議，梁振英可稍為安慰。總之，4年半任內，無人認為梁振英搞官商勾結和向既得利益集團輸送利益，這是他可以理直氣壯之處。
梁振英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政策，不應該因為他不連任而半途而廢。回歸以來歷任政府施政缺漏，今日社會如壓力鍋般吱吱作響，恍似隨時爆煲，就是深層次矛盾積累的結果，無論下任特首是誰，都要認真處理，否則社會只會愈趨分崩離析。梁振英一些政策，特別是房屋政策，不應該人去政息，而是應該更積極推動，以解決香港受土地房屋供應不足、被纏繞得有窒息之感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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