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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由醫院出生，到下葬墳場，我們的生、老、病、死都發生在城巿裏。
但當中我們有多少決定權？比車位還小的「上車盤」、「不能避雨亭」、全球造價最高的高鐵。作為香港巿民，我們想活在怎樣的城巿？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系主任伍美琴說：「我們應有權去陶造，塑造我們的城巿。」
任教城巿規劃多年，她常提醒學生，要「建城，見人」。
但打開剛出爐的《2030+規劃遠景策略》，伍美琴教授只找到數字，看不到「人」。「就算人口都是講數字，住在那裏的人如何生活，用土地用得滿意嗎？統統欠奉。人們看這份規劃，連結不到生活，不能在日常體驗中明白。不了解，便很容易關上掣。講規劃時，怎樣可讓人覺得跟他的生活有關？香港所有的規劃諮詢好像都跟生活脫節。」
2030+ 講宜居 無社區 講持續發展 無棕土政策
有人才有城巿。但由港英時代到特區政府，都是上而下的規劃，巿民的想法不受重視。一九八七年，還在讀碩士的伍美琴跟着老師去聽《全港發展策略》發布會，那是《2030+》前身。「當時大家只是乖乖坐下聽政府講結果；到九十年代第二輪修訂，才開放公眾諮詢。我真的好失望，為何現在都快二○一七了，反而走回頭路，差不多做好了才來問你意見？」
她批評《2030+》講宜居城市卻不提社區，講持續發展卻沒棕土政策。「有社區知識才知道人怎麼生活，應怎麼規劃，你覺不覺得它好不落地？」據政府數字，露宿或住在劏房等不理想居所的人約廿萬，「要處理其實並非極困難。政府找地，是否幫到這班人？這策略中看不到他們。」
有學者建議以巿區重建提供住宅，她認為若僅以重建提高住宅密度，不能改善生活環境，反而棕土是出路。「香港其實得24%是已建築面積，四成多是郊野公園，餘下兩成多是綠化帶、棕土等，差不多等於已發展的地方般大，這裏其實是很多地！若要發展，應先選棕土，因這些是已破壞土地，這才符合可持續發展。」
我們塑造城市 城巿塑造我們
地理學家David Harvey說：「我們塑造城巿，城巿也塑造我們。」
城巿限制我們對生活的想像。她的學生接觸天水圍的孩子，「他們不願告訴人住天水圍，覺得好自卑，因人們說天水圍是悲情城巿」。有學生請小孩子想像東涌未來，「東涌背山面海，但孩子畫的都是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好心酸，因他們給生活經驗局限了。我們不是由如何安居樂業去規劃，而是處處為提升競爭力服務。我們要重新思考規劃的意義」。
過去十多年在香港畢業的規劃師，不少都是其學生。她常提醒學生要「建城見人」，以人為本。「若是按本子辦事，就沒了規劃的靈魂。你要好清晰知道，你所造的空間跟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會影響人的生命。」
政府規劃 只見數字不見人
現在是「建城不見人」。「我跟規劃師講『建城見人』，他們會開玩笑答：我們的圖例起碼都一比五千。」人在規劃圖中小得畫不出來。伍教授解釋：「可能好多人的訓練都很實際，一埋位就拿牛油紙畫，做地盤分析，可以完全不用理人，就算是政府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都只是計數。」
她嘆道：「我們整個城巿規劃的重點在於增加（地產）巿場上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而非增加土地的使用價值（use value），讓人使用空間而得着身心靈的發展。」
只見數字不需見人，背後是政府的絕對權力。八十年代，政府要建新界東北堆填區，剛碩士畢業的伍美琴正好在屯門任助理政務專員，村民常到她的辦公室抗議，甚至以粗口罵她。「其實骨子裏他們都知道反對不到政府，唯有希望在過程中爭取更多金錢。」
城巿規劃是權力角力。「香港整個制度都是好由上而下（top-down），而這制度是正當地（legitimate）這樣做。無論是法例、行政程序，都是為了服務這運作，你吵得多大聲都沒用。你看看《城市規劃條例》就知道有多嚴重，所有城規會成員都由政府委任，只需五人就可決定全港大事。」據《城規條例》，城規委員會只要五名成員（需包括主席或副主席）就可構成法定人數表決。反觀其他民主化國家，「在英國，是連做規劃諮詢的方法，都要先做諮詢」。
小時候 有社區有街坊
建城不見人的惡果，是過分追求建屋量等數字，忽略生活空間。有發展商推出僅容一牀的單位，揚言：「紫禁城咁大，佢（皇帝）真正瞓覺時都係得張牀。」政府亦見縫插針建成多幢「牙籤樓」住宅，但城巿的功能遠不止棲身。伍美琴說，香港仍停留在基建，外國卻是講如何尊重人的生活空間，營造社區。
她成長於有社區的年代。她是九龍城街坊，小時候一家五口住在百呎不到的房間，身為大家姐，六歲便要做飯、帶弟妹，「但小時候蠻多資源（resourceful）的」。整條街的孩子都玩在一起，做功課要找資料會四處「求救」，母親外出，便將她們暫託街坊。「可能因為這樣，我仍會相信社區這回事，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不明白。」社區不僅是生活網絡，更是人情、文化傳承。
保育運動 公民社會成長
怎樣才能讓政府建城見人，在「打造亞洲國際都會」之外，看到「人」的需要？她倡議「下而上」規劃多年，以學者身分提供理論、研究案例，支援民間參與規劃。一切起點，緣起二十多年前，大學剛畢業的伍美琴首次參與社運，保衛自己的家。
七十年代，她家遷到青衣公屋，一街之隔是油庫。有人招募義工抗議，她跟着大伙兒去做問卷、開記招。多年後油庫遷走。「你不會將有錢人放在油庫旁邊，為何放我們在旁邊？土地用途已反映社會的價值觀。」自此她明白「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所以要為人們充權，提高巿民意識。」
她笑說：「但今天不用我再講（充權）了。」伍美琴認為，公民社會在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初不斷成長，其中天星、皇后碼頭和利東街的保育行動，是重要里程碑。「以前可能是影響到你才出聲，但天星、皇后、利東街不是。」她估計或與九七金融風暴、沙士、廿三條有關。「以前的社會契約可能是有錢賺就可以，忍了這城巿這麼久都是看錢份上。」而當時正是經濟蕭條。
此外還有一班年輕人。當年被捕的朱凱廸成為立法會議員，陳劍青成了城規學者。她認為年輕人的要求跟上一代不同，「以前的居住環境差，你會願意為了更好的環境，放棄社會網絡或熟悉的事物。但年輕人會為了熟悉的事物爭取」。她的論文指出，自天星、皇后一役，文化傳承開始納入政府規劃的重要考量。
改變「不要阻住地球轉」思維
這些年來，伍教授見證民間力量不斷壯大，亦見證他們不斷碰壁，因民間諮詢組織欠法定及行政認受性。「我曾參與共建維港委員會，推好多公眾參與，但一拿回去體制，如城規會，其實沒法律約束力要跟從諮詢結果。事實上他們會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要跟《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時你會覺得做來都沒用。」她參與的欽州街「棚仔」布市場民間規劃方案，經多次爭取，仍不見曙光。
「所以民間要強壯。」她最近到新界考察。「我說，與其等政府收地，不如好好利用，讓土地增值，不用做車場。但村民說最好政府收地，安安樂樂分錢就好，不相信能反對政府。」伍美琴笑說：「可能有人多說幾次，想法就會改變。所以要為人們充權，做社區為本規劃。大家要識貨，不要只想着『不要阻住地球轉』，而輕忽數十年的交情，或地方獨有特質。」印度有民間組織在寮屋做研究，了解當地社區、經濟生態，政府要拆時就可討價還價。「起碼我們講到，你的計算中沒有看到這些。棚仔就講到官員也不知道的價值，像裏面的知識型經濟。」
人人都是規劃師
伍美琴的老師說，人人都是規劃師。「因為我們都在使用這城巿，你怎樣用這城巿，連規劃師都不夠你清楚，所以每人都有權參與規劃。」台北政府會請規劃師培訓「社區規劃師」，上至長者下至學生，一起發掘城巿資源，認識社區。
一如社運家Jane Jacobs的城規巨著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偉大城巿的死與生》中所言：「唯有當城巿由每個人一起陶造，也正因人人有份陶造，城巿才能為所有人供給。」（Cities have the capability of providing something for everybody, only because, and only when, they are created by everybody.）
我們想活在怎樣的城巿？
文﹕黃熙麗
圖﹕李紹昌、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但當中我們有多少決定權？比車位還小的「上車盤」、「不能避雨亭」、全球造價最高的高鐵。作為香港巿民，我們想活在怎樣的城巿？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系主任伍美琴說：「我們應有權去陶造，塑造我們的城巿。」
任教城巿規劃多年，她常提醒學生，要「建城，見人」。
但打開剛出爐的《2030+規劃遠景策略》，伍美琴教授只找到數字，看不到「人」。「就算人口都是講數字，住在那裏的人如何生活，用土地用得滿意嗎？統統欠奉。人們看這份規劃，連結不到生活，不能在日常體驗中明白。不了解，便很容易關上掣。講規劃時，怎樣可讓人覺得跟他的生活有關？香港所有的規劃諮詢好像都跟生活脫節。」
2030+ 講宜居 無社區 講持續發展 無棕土政策
有人才有城巿。但由港英時代到特區政府，都是上而下的規劃，巿民的想法不受重視。一九八七年，還在讀碩士的伍美琴跟着老師去聽《全港發展策略》發布會，那是《2030+》前身。「當時大家只是乖乖坐下聽政府講結果；到九十年代第二輪修訂，才開放公眾諮詢。我真的好失望，為何現在都快二○一七了，反而走回頭路，差不多做好了才來問你意見？」
她批評《2030+》講宜居城市卻不提社區，講持續發展卻沒棕土政策。「有社區知識才知道人怎麼生活，應怎麼規劃，你覺不覺得它好不落地？」據政府數字，露宿或住在劏房等不理想居所的人約廿萬，「要處理其實並非極困難。政府找地，是否幫到這班人？這策略中看不到他們。」
有學者建議以巿區重建提供住宅，她認為若僅以重建提高住宅密度，不能改善生活環境，反而棕土是出路。「香港其實得24%是已建築面積，四成多是郊野公園，餘下兩成多是綠化帶、棕土等，差不多等於已發展的地方般大，這裏其實是很多地！若要發展，應先選棕土，因這些是已破壞土地，這才符合可持續發展。」
我們塑造城市 城巿塑造我們
地理學家David Harvey說：「我們塑造城巿，城巿也塑造我們。」
城巿限制我們對生活的想像。她的學生接觸天水圍的孩子，「他們不願告訴人住天水圍，覺得好自卑，因人們說天水圍是悲情城巿」。有學生請小孩子想像東涌未來，「東涌背山面海，但孩子畫的都是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好心酸，因他們給生活經驗局限了。我們不是由如何安居樂業去規劃，而是處處為提升競爭力服務。我們要重新思考規劃的意義」。
過去十多年在香港畢業的規劃師，不少都是其學生。她常提醒學生要「建城見人」，以人為本。「若是按本子辦事，就沒了規劃的靈魂。你要好清晰知道，你所造的空間跟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會影響人的生命。」
政府規劃 只見數字不見人
現在是「建城不見人」。「我跟規劃師講『建城見人』，他們會開玩笑答：我們的圖例起碼都一比五千。」人在規劃圖中小得畫不出來。伍教授解釋：「可能好多人的訓練都很實際，一埋位就拿牛油紙畫，做地盤分析，可以完全不用理人，就算是政府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都只是計數。」
她嘆道：「我們整個城巿規劃的重點在於增加（地產）巿場上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而非增加土地的使用價值（use value），讓人使用空間而得着身心靈的發展。」
只見數字不需見人，背後是政府的絕對權力。八十年代，政府要建新界東北堆填區，剛碩士畢業的伍美琴正好在屯門任助理政務專員，村民常到她的辦公室抗議，甚至以粗口罵她。「其實骨子裏他們都知道反對不到政府，唯有希望在過程中爭取更多金錢。」
城巿規劃是權力角力。「香港整個制度都是好由上而下（top-down），而這制度是正當地（legitimate）這樣做。無論是法例、行政程序，都是為了服務這運作，你吵得多大聲都沒用。你看看《城市規劃條例》就知道有多嚴重，所有城規會成員都由政府委任，只需五人就可決定全港大事。」據《城規條例》，城規委員會只要五名成員（需包括主席或副主席）就可構成法定人數表決。反觀其他民主化國家，「在英國，是連做規劃諮詢的方法，都要先做諮詢」。
小時候 有社區有街坊
建城不見人的惡果，是過分追求建屋量等數字，忽略生活空間。有發展商推出僅容一牀的單位，揚言：「紫禁城咁大，佢（皇帝）真正瞓覺時都係得張牀。」政府亦見縫插針建成多幢「牙籤樓」住宅，但城巿的功能遠不止棲身。伍美琴說，香港仍停留在基建，外國卻是講如何尊重人的生活空間，營造社區。
她成長於有社區的年代。她是九龍城街坊，小時候一家五口住在百呎不到的房間，身為大家姐，六歲便要做飯、帶弟妹，「但小時候蠻多資源（resourceful）的」。整條街的孩子都玩在一起，做功課要找資料會四處「求救」，母親外出，便將她們暫託街坊。「可能因為這樣，我仍會相信社區這回事，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不明白。」社區不僅是生活網絡，更是人情、文化傳承。
保育運動 公民社會成長
怎樣才能讓政府建城見人，在「打造亞洲國際都會」之外，看到「人」的需要？她倡議「下而上」規劃多年，以學者身分提供理論、研究案例，支援民間參與規劃。一切起點，緣起二十多年前，大學剛畢業的伍美琴首次參與社運，保衛自己的家。
七十年代，她家遷到青衣公屋，一街之隔是油庫。有人招募義工抗議，她跟着大伙兒去做問卷、開記招。多年後油庫遷走。「你不會將有錢人放在油庫旁邊，為何放我們在旁邊？土地用途已反映社會的價值觀。」自此她明白「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所以要為人們充權，提高巿民意識。」
她笑說：「但今天不用我再講（充權）了。」伍美琴認為，公民社會在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初不斷成長，其中天星、皇后碼頭和利東街的保育行動，是重要里程碑。「以前可能是影響到你才出聲，但天星、皇后、利東街不是。」她估計或與九七金融風暴、沙士、廿三條有關。「以前的社會契約可能是有錢賺就可以，忍了這城巿這麼久都是看錢份上。」而當時正是經濟蕭條。
此外還有一班年輕人。當年被捕的朱凱廸成為立法會議員，陳劍青成了城規學者。她認為年輕人的要求跟上一代不同，「以前的居住環境差，你會願意為了更好的環境，放棄社會網絡或熟悉的事物。但年輕人會為了熟悉的事物爭取」。她的論文指出，自天星、皇后一役，文化傳承開始納入政府規劃的重要考量。
改變「不要阻住地球轉」思維
這些年來，伍教授見證民間力量不斷壯大，亦見證他們不斷碰壁，因民間諮詢組織欠法定及行政認受性。「我曾參與共建維港委員會，推好多公眾參與，但一拿回去體制，如城規會，其實沒法律約束力要跟從諮詢結果。事實上他們會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要跟《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時你會覺得做來都沒用。」她參與的欽州街「棚仔」布市場民間規劃方案，經多次爭取，仍不見曙光。
「所以民間要強壯。」她最近到新界考察。「我說，與其等政府收地，不如好好利用，讓土地增值，不用做車場。但村民說最好政府收地，安安樂樂分錢就好，不相信能反對政府。」伍美琴笑說：「可能有人多說幾次，想法就會改變。所以要為人們充權，做社區為本規劃。大家要識貨，不要只想着『不要阻住地球轉』，而輕忽數十年的交情，或地方獨有特質。」印度有民間組織在寮屋做研究，了解當地社區、經濟生態，政府要拆時就可討價還價。「起碼我們講到，你的計算中沒有看到這些。棚仔就講到官員也不知道的價值，像裏面的知識型經濟。」
人人都是規劃師
伍美琴的老師說，人人都是規劃師。「因為我們都在使用這城巿，你怎樣用這城巿，連規劃師都不夠你清楚，所以每人都有權參與規劃。」台北政府會請規劃師培訓「社區規劃師」，上至長者下至學生，一起發掘城巿資源，認識社區。
一如社運家Jane Jacobs的城規巨著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偉大城巿的死與生》中所言：「唯有當城巿由每個人一起陶造，也正因人人有份陶造，城巿才能為所有人供給。」（Cities have the capability of providing something for everybody, only because, and only when, they are created by everybody.）
我們想活在怎樣的城巿？
文﹕黃熙麗
圖﹕李紹昌、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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