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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11月9日《明報》刊載了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石永泰對釋法的專訪，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第104條的「依法宣誓」是越俎代庖；在有司法覆核案件的情况下釋法是引發更多爭拗；說什麼釋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香港如果要靠釋法，不如實行「一國一制」等等；還批評內地法治處在「有法律授權就是法治」的狀况。筆者並不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是完美的，但並非石永泰所說如此不濟。如以上述5個主要觀點來分析，反而可以說明石大狀讀書不精、評論偏頗。
港部分條文不完全符合基本法
對釋法，石大狀以為干預了香港《宣誓及聲明條例》的事務。這種說法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不受條文範圍的限制。香港《立法會條例》、宣誓及聲明條例都有部分條文是對基本法第104條的實施，但該等實施並不完全符合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8條、第17條第3款、第160條第1款等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通過發回和釋法機制對本地條例進行審查。以這次釋法而論，就發現了石大狀沒有發現或不知道的不符合之處：
立法會條例第13條、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並不認為「有效宣誓」是就職的前提條件，所以有宣誓前可以發放薪酬的安排、有就任後才宣誓的措施。有見及此，釋法才強調宣誓「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當然，釋法所提的「宣誓」比本地條例廣泛，條例中適用於參選的聲明和適用於就任的宣誓在釋法中都可以成為「宣誓」。
基本法第104條沒有提到監誓人，但宣誓又不能沒有監誓人，釋法提到，無可厚非。從釋法中還可以推斷，監誓人是單數，不是複數。但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9條提到的監誓人卻有兩名：在立法會主席產生前，監誓人是立法會秘書；之後，則是立法會主席。這也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基本法的制定有「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况」的立法原意，回歸前立法局議員是由港督負責監誓的，但港督又兼任立法局主席。在制定宣誓及聲明條例時，香港應當規定監誓人為行政長官才對，但當年本地條例的起草者卻誤為立法會主席，而主席又要經過議員互選產生，才出現兩名監誓人的錯誤。
「有司法覆核時不可釋法」查無實據
有司法覆核案時不可以釋法，查無實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可以不受案件存在限制，有固有權力者，不受被授權者的拘束。釋法是否引發更多爭拗，石大狀沒有舉證，不符合證據法，不具有說服力，人云亦云，不足盡信。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規定，釋法可以是主動的，但據第3款規定，釋法也可以是被動的。如是主動釋法，在司法覆核之前、之中、之後，皆可。之後的釋法，不影響已生效的判決，但可以避免今後的判決遵循錯誤的司法解釋；之前和之中釋法，則是提供正確的立法解釋，可以防範港府敗訴的錯誤司法解釋的發生，避免出現錯誤判決，正是尊重司法獨立。
石大狀認為，釋法是怕即使港府勝訴，敗訴方也會上訴，曠日持久，釋法並不可能一了百了。這倒可能是正確的推論，但經過釋法，港府繼續勝訴的機會就大大提高了，可以避免社會動盪和失穩的情况出現，利遠大於弊。中央決定提前釋法，正是趨利避害，是正確的；趨害避利，才是不正確的。
釋法是尊重司法獨立
石大狀說釋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這是說錯了，釋法是尊重司法獨立的。司法判決最少有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判決理據，二是判決結果。香港基本法實行終審權和香港基本法最終解釋權的分離制度，前者屬於終審庭，後者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事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審理案件的法官就不會發生理解錯誤的問題，提出的判決理據就是正確的，難道這不是尊重司法獨立？難道是先讓審案的法官先犯理解香港基本法的錯誤，然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摑耳光，才是正確的做法嗎？
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司法解釋，一種是立法解釋。立法解釋優於司法解釋，並構成被解釋的法律的組成部分。但有些國家只有司法解釋，沒有立法解釋，這是各國的政治體制決定的，無所謂對錯、優劣。
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司法解釋的次數遠遠超過立法解釋，據不完全統計，司法解釋約有1600宗，立法解釋只有5宗。除非極端糊塗者，沒有人會說「香港的司法要完全依靠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如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擔當地方司法的角色，是違反一國兩制，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權的全國人大也不會答應。即使在內地，主要也是依靠人民法院來適用法律和解釋法律，不可能依靠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但在關鍵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也不應該避免釋法。5次和1600次，不到三百分之一，怎麼可能被認為是實行「一國一制」呢？石大狀言重了。
法律授權確是法治基礎
至於內地法治是否處在「有法律授權就是法治」的狀况，不涉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要確定內地的法治處在什麼階段和狀况，這需要以一系列指標分析，才能作出公允的客觀的評價。但筆者只能說，內地的法治進步得很快，比香港快。內地並不認為「有法律授權就是法治」，但有法律的授權確是法治的基礎。香港的司法覆核案，合法性原則也是司法覆核案件首先和優先要處理的問題。
筆者擔心的是香港法治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的治理，執法者和司法者有執法不力、司法放縱問題，這也是石大狀既熟悉也應當關注的問題。對於內地的法治，石大狀並不熟悉，言不及義。無論如何，對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都不能想當然，把「就職時依法宣誓」說成是「依法宣誓」，略去「就職時」，即為一例。認真讀書、講求精確，才不會撞板。
作者是香港工程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港部分條文不完全符合基本法
對釋法，石大狀以為干預了香港《宣誓及聲明條例》的事務。這種說法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不受條文範圍的限制。香港《立法會條例》、宣誓及聲明條例都有部分條文是對基本法第104條的實施，但該等實施並不完全符合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8條、第17條第3款、第160條第1款等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通過發回和釋法機制對本地條例進行審查。以這次釋法而論，就發現了石大狀沒有發現或不知道的不符合之處：
立法會條例第13條、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並不認為「有效宣誓」是就職的前提條件，所以有宣誓前可以發放薪酬的安排、有就任後才宣誓的措施。有見及此，釋法才強調宣誓「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當然，釋法所提的「宣誓」比本地條例廣泛，條例中適用於參選的聲明和適用於就任的宣誓在釋法中都可以成為「宣誓」。
基本法第104條沒有提到監誓人，但宣誓又不能沒有監誓人，釋法提到，無可厚非。從釋法中還可以推斷，監誓人是單數，不是複數。但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9條提到的監誓人卻有兩名：在立法會主席產生前，監誓人是立法會秘書；之後，則是立法會主席。這也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基本法的制定有「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况」的立法原意，回歸前立法局議員是由港督負責監誓的，但港督又兼任立法局主席。在制定宣誓及聲明條例時，香港應當規定監誓人為行政長官才對，但當年本地條例的起草者卻誤為立法會主席，而主席又要經過議員互選產生，才出現兩名監誓人的錯誤。
「有司法覆核時不可釋法」查無實據
有司法覆核案時不可以釋法，查無實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可以不受案件存在限制，有固有權力者，不受被授權者的拘束。釋法是否引發更多爭拗，石大狀沒有舉證，不符合證據法，不具有說服力，人云亦云，不足盡信。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規定，釋法可以是主動的，但據第3款規定，釋法也可以是被動的。如是主動釋法，在司法覆核之前、之中、之後，皆可。之後的釋法，不影響已生效的判決，但可以避免今後的判決遵循錯誤的司法解釋；之前和之中釋法，則是提供正確的立法解釋，可以防範港府敗訴的錯誤司法解釋的發生，避免出現錯誤判決，正是尊重司法獨立。
石大狀認為，釋法是怕即使港府勝訴，敗訴方也會上訴，曠日持久，釋法並不可能一了百了。這倒可能是正確的推論，但經過釋法，港府繼續勝訴的機會就大大提高了，可以避免社會動盪和失穩的情况出現，利遠大於弊。中央決定提前釋法，正是趨利避害，是正確的；趨害避利，才是不正確的。
釋法是尊重司法獨立
石大狀說釋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這是說錯了，釋法是尊重司法獨立的。司法判決最少有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判決理據，二是判決結果。香港基本法實行終審權和香港基本法最終解釋權的分離制度，前者屬於終審庭，後者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事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審理案件的法官就不會發生理解錯誤的問題，提出的判決理據就是正確的，難道這不是尊重司法獨立？難道是先讓審案的法官先犯理解香港基本法的錯誤，然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摑耳光，才是正確的做法嗎？
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司法解釋，一種是立法解釋。立法解釋優於司法解釋，並構成被解釋的法律的組成部分。但有些國家只有司法解釋，沒有立法解釋，這是各國的政治體制決定的，無所謂對錯、優劣。
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司法解釋的次數遠遠超過立法解釋，據不完全統計，司法解釋約有1600宗，立法解釋只有5宗。除非極端糊塗者，沒有人會說「香港的司法要完全依靠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如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擔當地方司法的角色，是違反一國兩制，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權的全國人大也不會答應。即使在內地，主要也是依靠人民法院來適用法律和解釋法律，不可能依靠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但在關鍵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也不應該避免釋法。5次和1600次，不到三百分之一，怎麼可能被認為是實行「一國一制」呢？石大狀言重了。
法律授權確是法治基礎
至於內地法治是否處在「有法律授權就是法治」的狀况，不涉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要確定內地的法治處在什麼階段和狀况，這需要以一系列指標分析，才能作出公允的客觀的評價。但筆者只能說，內地的法治進步得很快，比香港快。內地並不認為「有法律授權就是法治」，但有法律的授權確是法治的基礎。香港的司法覆核案，合法性原則也是司法覆核案件首先和優先要處理的問題。
筆者擔心的是香港法治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的治理，執法者和司法者有執法不力、司法放縱問題，這也是石大狀既熟悉也應當關注的問題。對於內地的法治，石大狀並不熟悉，言不及義。無論如何，對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都不能想當然，把「就職時依法宣誓」說成是「依法宣誓」，略去「就職時」，即為一例。認真讀書、講求精確，才不會撞板。
作者是香港工程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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