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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北京出手，以「釋法」整治「港獨」，這是回歸以來，北京處理香港事務少有的從「以我為主」出發。根據已知情况，處理時甚至不理會港人感受和對香港可能構成的衝擊，與港人習慣的備受「呵護」，有天壤之別。北京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徑，予以強力打擊，就此大多數港人不會有異議，因為設若特區政府未能應對「港獨」，北京介入也是應有之義。不過，事態操作折射北京對港思維，使人質疑是否繼續珍視香港的獨特性。這是更值得注意的轉變。
近年3宗事態
反映北京轉變
今次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據知北京決定「釋法」之時，特區政府事前不與聞。因此，法庭審理政府司法覆核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案時，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向法庭交代，「特區政府並無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強調政府的立場是事件可於本港司法制度解決」，又說「已向中央政府查詢釋法一事，尚未獲回覆」，云云。特區政府不知悉，公衆更是如墮五里霧中，然後「釋法」就通過了；即使認同「釋法」可以遏制「港獨」的人，對北京這樣的操作，也感到五味雜陳。
2014年，中國是亞太經合會議（APEC）主席國，其中的財政部長會議原本安排在本港舉行，可解讀為體現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強固香港的角色、作用和獨特地位。只是當時政改爭議已趨熾熱，「佔中」如箭在弦上，即使未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中央政府致函通知特區政府把財長會議改在北京舉行，理由是APEC系列會議數量多、涉及面廣，為了確保各類各次會議會期的統籌銜接，需要對一些會議的會期作適當調整，云云。這些技術原因，當然是門面話，可是取消會議明顯對香港產生負面影響；以往很難想像北京會這麼做，當時卻發生了，顯示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思維轉變已見端倪。
另外，去年特首梁振英到北京述職，場地佈置與回歸以來不同，由原本國家主席、總理與特首平排而坐，改為領導人居中；特首「靠邊坐」的向主席和總理匯報工作的形式，當局解說新安排是「更加好地體現中央和特區之間的關係」。特首述職、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把手與領導人洽公，座次安排不一樣，並不是港澳特首追求特殊對待，而是本來北京藉此體現港澳特區在中國整體體制的獨特地位，突顯港澳的獨特性，向國人和國際社會宣示港澳特區不同於其他省市自治區。
香港的獨特性十分重要，是繼續繁榮之所繫，外商來港投資與此有關；若獨特性受侵蝕，會損害港人信心，社會穩定也會出現問題。另外，香港保持獨特性，對國家整體部署有利，例如國家目前其中一個重要部署，是人民幣走出去，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無人懷疑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和作出貢獻。目前，內地不少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硬件建設不輸於香港，在一些方面更有超前之勢，但是有關軟件建設，特別是香港的法治優勢，相信內地城市要一段長時間才有望追上。因此，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和作用，在可見將來都無內地城市可以取代。
宜以寬廣長遠目光
體待香港獨特地位
香港與內地城市趨同，對香港和國家都無好處。事實上，即使多了一個類同北京、上海的城市，卻失去一個獨特的香港，對國家只會是損失。當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在各個歷史時期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西方國家對中國全面實施禁運時，香港擔任物資窗口的角色；改革開放之初，港資是主要資金來源，對改革開放的貢獻無可爭議；現在，國家與國際接軌的互動中，香港的角色和作用也是顯而易見。
當年《基本法》把一個「獨特的香港」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正是繼承了一貫行之有效的對港方針，事實證明符合港情。今時今日，「港獨」擾襲，確實大逆不道，不過北京應該注意到大多數港人都反對「港獨」，設若為了對付少數「港獨」分子而把「一國兩制」毀於一旦，只要稍為理性審視，都會認為太不值得，因為不成比例。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陡升，與30多年前比較，香港對國家的重要性不能同日而語。不過，香港的獨特性在國家每一個階段都起到獨特作用，這是歷史證明了的，只要香港維持獨特性，會繼續證明這一點。因此，期望北京以更寬廣、更長遠目光體待香港的獨特性，切勿把香港改造成為與其他內地城市雷同的城市。
■歡迎回應editorial@mingpao.com
近年3宗事態
反映北京轉變
今次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據知北京決定「釋法」之時，特區政府事前不與聞。因此，法庭審理政府司法覆核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案時，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向法庭交代，「特區政府並無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強調政府的立場是事件可於本港司法制度解決」，又說「已向中央政府查詢釋法一事，尚未獲回覆」，云云。特區政府不知悉，公衆更是如墮五里霧中，然後「釋法」就通過了；即使認同「釋法」可以遏制「港獨」的人，對北京這樣的操作，也感到五味雜陳。
2014年，中國是亞太經合會議（APEC）主席國，其中的財政部長會議原本安排在本港舉行，可解讀為體現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強固香港的角色、作用和獨特地位。只是當時政改爭議已趨熾熱，「佔中」如箭在弦上，即使未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中央政府致函通知特區政府把財長會議改在北京舉行，理由是APEC系列會議數量多、涉及面廣，為了確保各類各次會議會期的統籌銜接，需要對一些會議的會期作適當調整，云云。這些技術原因，當然是門面話，可是取消會議明顯對香港產生負面影響；以往很難想像北京會這麼做，當時卻發生了，顯示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思維轉變已見端倪。
另外，去年特首梁振英到北京述職，場地佈置與回歸以來不同，由原本國家主席、總理與特首平排而坐，改為領導人居中；特首「靠邊坐」的向主席和總理匯報工作的形式，當局解說新安排是「更加好地體現中央和特區之間的關係」。特首述職、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把手與領導人洽公，座次安排不一樣，並不是港澳特首追求特殊對待，而是本來北京藉此體現港澳特區在中國整體體制的獨特地位，突顯港澳的獨特性，向國人和國際社會宣示港澳特區不同於其他省市自治區。
香港的獨特性十分重要，是繼續繁榮之所繫，外商來港投資與此有關；若獨特性受侵蝕，會損害港人信心，社會穩定也會出現問題。另外，香港保持獨特性，對國家整體部署有利，例如國家目前其中一個重要部署，是人民幣走出去，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無人懷疑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和作出貢獻。目前，內地不少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硬件建設不輸於香港，在一些方面更有超前之勢，但是有關軟件建設，特別是香港的法治優勢，相信內地城市要一段長時間才有望追上。因此，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和作用，在可見將來都無內地城市可以取代。
宜以寬廣長遠目光
體待香港獨特地位
香港與內地城市趨同，對香港和國家都無好處。事實上，即使多了一個類同北京、上海的城市，卻失去一個獨特的香港，對國家只會是損失。當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在各個歷史時期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西方國家對中國全面實施禁運時，香港擔任物資窗口的角色；改革開放之初，港資是主要資金來源，對改革開放的貢獻無可爭議；現在，國家與國際接軌的互動中，香港的角色和作用也是顯而易見。
當年《基本法》把一個「獨特的香港」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正是繼承了一貫行之有效的對港方針，事實證明符合港情。今時今日，「港獨」擾襲，確實大逆不道，不過北京應該注意到大多數港人都反對「港獨」，設若為了對付少數「港獨」分子而把「一國兩制」毀於一旦，只要稍為理性審視，都會認為太不值得，因為不成比例。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陡升，與30多年前比較，香港對國家的重要性不能同日而語。不過，香港的獨特性在國家每一個階段都起到獨特作用，這是歷史證明了的，只要香港維持獨特性，會繼續證明這一點。因此，期望北京以更寬廣、更長遠目光體待香港的獨特性，切勿把香港改造成為與其他內地城市雷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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