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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日前筆者收到友人傳來莫哲暐先生鴻文〈不論環境順逆 務要宣講真道〉（刊《明報》10月27日），對較早時間刊出的拙作〈論中梵對話和建交〉一文不吝賜教，茲簡覆如下。
莫文很大篇幅談主教的罷免是「不可能」的，但主教的罷免是現今教會法的事實，毋庸爭論。
制度永遠變動
在2000年的教會史裏，主教的任命與罷免與所處時代息息相關，有由教宗任免的，有由神聖羅馬帝國王帝代勞的，亦有由當地的群眾和神職人員推舉。到了封建年代，王侯、封建領主和宗教貴族也參加進來。要等到1122年9月的《沃爾姆斯宗教協約》（Concordat of Worms），教廷才對主教的敘任拿回主動權。
之後，1917年5月編纂的教會法，第213分段明確地將主教的敘任權力歸於一宗，寫進教會法裏。因此，教宗任命主教作為「常態」的時間，相比「非常態」的10多世紀，是短得多了。筆者在這裏只想帶出一個歷史觀點，即制度永遠是變動的，是隨歷史演變的，這當然也包括現今的中梵對話。
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廷再編纂教會法，於1983年1月發表，在其第一部第九章第二節第192至194分段明確指出：神職人員由於過失或別的理由可被罷免（remove）。這是絕不含糊的申述。
至於罷免的方法，一般是比較體面的勸退，但如果遇到最後還要抗爭的，則只有將結果的想像空間留給信徒了。
也是基於這個前題，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11年一口氣將剛果共和國Pointe-Noire教區的Jean-Claude Makaya Loembe主教和澳洲Toowoomba教區的William Morris主教罷免。罷免的原因，相信前者是由於不稱職，後者是關於禮儀方面的爭論（女性神職）。之後，教宗方濟各上台，於2013年10月將著名的「Bishop of Bling」（Franz-Peter Tebartz-van Elst）罷免。此公曾花3000多萬歐元粉飾一番自己的官邸、私人教堂、浴缸……這裏，我們看到了教廷法的罷免權力充分地應用與執行。
在教宗方濟各麾下，我們看到罷免主教和別的神職人員進一步制度化。2014年11月5日，出台了「Rescriptum ex audientia」敕令，其中的第5條申明「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主教可被要求遞上辭呈」。能提出要求的當然只能是教宗及其授權的主教團，而這當然也是與法定75歲退休上限年齡無關。
緊跟着這敕令之後，面對廣大因受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的受害者，教宗方濟各於2016年6月4日再發出使徒書信Motu Proprio，「As A Loving Mother」（對最待需求和最無依的人施予關懷），對罷免主教和其他的神職人員訂下實際的程序。書信裏針對主教的罷免用了比較多篇幅，第4條明確申明遇到非罷免不可的案件，在啟動勸離的15天內，如對方還沒有回覆，可發出教令予以罷免。這裏談的「罷免」，是職權的剝奪，不涉及主教的職稱；保留與否，是沒多大意義的討論。
暴力傳教、禮儀之爭與道德制高點
此外，莫先生大文也提到了文化衝突。
首先，筆者的文章有提到「禮儀之爭」，這是歷史名詞，以記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這段歷史，但從沒有談到文化衝突。筆者倒是談到了「暴力傳教」，「暴力傳教」是主因，導致了「禮儀之爭」及之後教難變國難的悲劇。事實上，自天主教傳入中國，中國史就變成了一部災難史。
了解這層關係，面對現今中梵這來之不易的對話，假如還有人自以為永遠擁有道德制高點對中國的種種處處詰難，只屬精神自瀆。
當我重看莫先生大文的標題——〈不論環境順逆 務要宣講真道〉——想起了數百年前來華的傳教士，我開始覺得茫然……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長居法國
莫文很大篇幅談主教的罷免是「不可能」的，但主教的罷免是現今教會法的事實，毋庸爭論。
制度永遠變動
在2000年的教會史裏，主教的任命與罷免與所處時代息息相關，有由教宗任免的，有由神聖羅馬帝國王帝代勞的，亦有由當地的群眾和神職人員推舉。到了封建年代，王侯、封建領主和宗教貴族也參加進來。要等到1122年9月的《沃爾姆斯宗教協約》（Concordat of Worms），教廷才對主教的敘任拿回主動權。
之後，1917年5月編纂的教會法，第213分段明確地將主教的敘任權力歸於一宗，寫進教會法裏。因此，教宗任命主教作為「常態」的時間，相比「非常態」的10多世紀，是短得多了。筆者在這裏只想帶出一個歷史觀點，即制度永遠是變動的，是隨歷史演變的，這當然也包括現今的中梵對話。
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廷再編纂教會法，於1983年1月發表，在其第一部第九章第二節第192至194分段明確指出：神職人員由於過失或別的理由可被罷免（remove）。這是絕不含糊的申述。
至於罷免的方法，一般是比較體面的勸退，但如果遇到最後還要抗爭的，則只有將結果的想像空間留給信徒了。
也是基於這個前題，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11年一口氣將剛果共和國Pointe-Noire教區的Jean-Claude Makaya Loembe主教和澳洲Toowoomba教區的William Morris主教罷免。罷免的原因，相信前者是由於不稱職，後者是關於禮儀方面的爭論（女性神職）。之後，教宗方濟各上台，於2013年10月將著名的「Bishop of Bling」（Franz-Peter Tebartz-van Elst）罷免。此公曾花3000多萬歐元粉飾一番自己的官邸、私人教堂、浴缸……這裏，我們看到了教廷法的罷免權力充分地應用與執行。
在教宗方濟各麾下，我們看到罷免主教和別的神職人員進一步制度化。2014年11月5日，出台了「Rescriptum ex audientia」敕令，其中的第5條申明「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主教可被要求遞上辭呈」。能提出要求的當然只能是教宗及其授權的主教團，而這當然也是與法定75歲退休上限年齡無關。
緊跟着這敕令之後，面對廣大因受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的受害者，教宗方濟各於2016年6月4日再發出使徒書信Motu Proprio，「As A Loving Mother」（對最待需求和最無依的人施予關懷），對罷免主教和其他的神職人員訂下實際的程序。書信裏針對主教的罷免用了比較多篇幅，第4條明確申明遇到非罷免不可的案件，在啟動勸離的15天內，如對方還沒有回覆，可發出教令予以罷免。這裏談的「罷免」，是職權的剝奪，不涉及主教的職稱；保留與否，是沒多大意義的討論。
暴力傳教、禮儀之爭與道德制高點
此外，莫先生大文也提到了文化衝突。
首先，筆者的文章有提到「禮儀之爭」，這是歷史名詞，以記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這段歷史，但從沒有談到文化衝突。筆者倒是談到了「暴力傳教」，「暴力傳教」是主因，導致了「禮儀之爭」及之後教難變國難的悲劇。事實上，自天主教傳入中國，中國史就變成了一部災難史。
了解這層關係，面對現今中梵這來之不易的對話，假如還有人自以為永遠擁有道德制高點對中國的種種處處詰難，只屬精神自瀆。
當我重看莫先生大文的標題——〈不論環境順逆 務要宣講真道〉——想起了數百年前來華的傳教士，我開始覺得茫然……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長居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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