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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由「巿民」變為「難民」，那條界線是什麼？
二○一三年，一名二十九歲青年原本過着「人生勝利組」的生活，只因一個選擇，一夜淪為「難民」亡命天涯。這名全球最有名的難民，名叫斯諾登（Edward Snowden）。
當年，斯諾登在香港向傳媒披露美國中情局的稜鏡計劃（PRISM），即由酒店失蹤，直到兩周後，大家才知道他安全飛往俄羅斯。最近我們才知道，當年他逃得過美國中情局的重重追蹤，全靠多名滯港難民義無反顧借出容身之所。
破舊的唐樓、陰暗的樓梯、堆滿垃圾的走廊、沒有窗的劏房。斯諾登藏身數天避風頭的地方，卻是難民長年度日的家。在這些看不見的城巿暗角，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即將上映的電影《斯諾登風暴》（Snowden）預告片中，斯諾登坐在的士裏，穿梭香港街道尋找容身之所。現實中，他身旁還有兩人，就是人權律師文浩正（Jonathan）及Robert Tibbo。他們義助難民多年，風頭火勢時，請難民收容斯諾登。這天，我跟着Jonathan穿過大街小巷，拜訪這幾位難民的家。
他們現時的居所，與當年斯諾登的藏身地方相似，但已非同一地方。Jonathan解釋：「難民常要搬家，沒有辦法。首先他們在鄰居之中未必最受歡迎，其次是業主也不太喜歡租給難民，過一段時間又加租。單是張羅租金，已花了他們大部分時間同精力，好困擾。」
在北角的街上，Jonathan輕車熟路帶我拐進一個大廈入口，乘電梯，出走廊，卻在堆滿雜物的大門前猶疑要按哪一個門鈴。原來，大門後劏了兩間房，其中一間有鳳姐接客，而另一間，就是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的棲身之所。
單親媽媽受啓發 投身社運
Vanessa是單親媽媽，帶着六十四歲的母親跟四歲女兒，住在一百五十平方呎的劏房。打開門，是玄關，也是廚房。走三步，另一道門後，碌架牀、小桌子，就是三人生活的所有空間。她說，當年收留斯諾登的深水埗住處跟這裏差不多。
那天晚上，Jonathan他們突然帶着一名陌生男子來敲門，着她「收留這個人幾天，別讓人知道」。「我很尊敬Tibbo先生，於是什麼都沒有問就答應了。」女兒當時才一歲，但Vanessa還是把牀單、枕頭套換了，把唯一的牀讓了給斯諾登，讓他好好睡一覺。
「當時他只拿了個膠袋，我沒問裏面裝什麼。他看來很憂傷，很害怕。」直到翌日，年輕人着她去買英文報紙，她看到頭版照片，才知道全球最著名的通緝犯就住在自己家。
她笑說：「我真的很驚訝！但我很信任Tibbo先生，而且他也是難民，所以我安慰他，着他不用擔心。」Vanessa說，斯諾登來時什麼都沒有，由毛巾牙刷到替換內褲都由她去買。「我很高興能幫上忙。他是美國人，我特意去買沙律跟意粉，但原來他喜歡吃肉，於是給他買了點心。」
轉送USB蛋糕 與斯諾登慶生
斯諾登整天躲在房裏對着電腦，並着她把電話的電池拆了，跟護照一同放在雪櫃中。Tibbo他們盡量少來，以免暴露行蹤。Vanessa說，斯諾登最喜歡吃麥樂雞跟甜食，「有一天，Tibbo先生給我一個蛋糕，說裏面藏了USB，又說那天是Edward的生日」。她們跟斯諾登一起吃蛋糕，Vanessa的女兒還給他唱了生日歌。
斯諾登在她家住了好幾天，直到一個上午，他說要離開往別的「安全屋」。「他真的很害怕，擔心性命不保，又不知道要去哪裏。我抱了他一下，自此我們沒再見面，知道他安全了，真的很高興。」
業主濫收費逼遷 恐無處容身
Vanessa本來來港當家傭，後來在菲律賓捲入官司，二○一○年於香港申請成為難民，而Tibbo義務擔任其律師，她說，收留斯諾登，也改變了她。「以前，我只躲在家裏什麼都不理，但經過這次，我覺得要接觸這個社會更多，看到不好的事可以站出來，向政府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於是她加入了社運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也成為了難民聯會的活躍成員。
同是難民，他們在香港面對的處境，比斯諾登現時在俄羅斯更差。Vanessa最近亦因電費問題，被業主逼遷。原來，難民大都住在劏房，因沒獨立電費帳戶，電費由業主說了算。Vanessa說，現居單位的業主濫收電費，她屢次抗議不成，若兩星期內不交電費，母女三人便無處容身。正在上幼稚園的女兒，又得跟剛熟悉的老師同學道別。「再搬，我也不知道搬到哪裏。」Vanessa說。
一家蝸居劏房 沒電梯沒看更
三十二歲的Supun來自斯里蘭卡，於二○○五年提出呈請酷刑聲請，滯港至今。他與太太Nadeeka、四歲女兒及一歲兒子，躋身於深水埗約一百五十呎的劏房，打開門，有小小的廁所、僅容三人站立的客廳連廚房、只能放下一張牀的睡房。
當年，他也住在深水埗，也是差不多的劏房。有天晚上，他接到Tibbo的電話。「你哪裏有沒有電梯？」「沒有。」「有沒有閉路電視？」「沒有。」「好極了，我現在過來。」
Supun笑說，當時他摸不着頭腦，「明明沒電梯，沒閉路電視，又是舊樓，我不喜歡，他們卻很鍾意！」
Jonathan說，選擇找難民幫忙，「第一是因為他們信得過，其次是他們都住在不受人注目的地方，像深水埗、大角嘴、北角等舊區」。至於選地方，就考慮隱蔽程度：「我們選的都是舊樓，沒閉路電視，沒看更的地方。」
看報紙方知斯諾登 「這是你嗎？」
Jonathan、Tibbo帶着斯諾登坐的士到深水埗找他，可是因溝通問題，的士沒去到樓下，幸好Supun到街上接他們，剛好看到他們，把人帶了上樓。
「當時Tibbo先生問我，知不知道他是誰，我說知道。他說，那你讓他住幾天，別告訴人。其實當時我半點印象都沒有，不過怕Tibbo先生生氣，才硬着頭皮說知道！」Supun大笑。Nadeeka說，直到翌日Supun幫他買報紙回來，見到斯諾登的照片，二人才知悉其身分。Supun指着照片問：「這是你嗎？」斯諾登苦笑說是。
讓出唯一房間 守口如瓶
Nadeeka同樣來自斯里蘭卡，因屢遭強姦及被虐待，於二○○七年逃來香港，申請成為難民。她說，當時她盡量控制自己，不可表現得驚訝或擔心，以免嚇到斯諾登。二人把唯一的「房間」讓了給他，說是房間，也就是僅放得下一張牀的空間。「我信佛，他這樣無助，我們應多幫忙。比起我們來，他原來過的生活要好得多，卻做了這樣的選擇。直到他離開，我也守口如瓶，我本來可以用這些消息換許多錢，但我沒有，我可以很自豪的跟子女說，我是個誠實的人。」Supun說。
得罪官員逃港 感同身受
蝸居在堅尼地城劏房的Aijth，把僅有的房間讓了給斯諾登，自己到房間外的走廊打地鋪。他笑說：「很高興我幫上了忙，因為他跟我一樣，都是難民。」Ajith當時英文不流利，因此沒跟斯諾登聊天，只是給他買吃的和水，而他則整天留在房間。
Ajith來自斯里蘭卡，住在唐樓劏房。一梯兩伙，其中一伙再劏為三個房間，走廊用來煮食，共用一個廁所。Ajith的房間約九十呎，只容得下一牀一櫃，沒窗。這天，我和Jonathan上來，他到走廊搬來一張爛椅子，我坐下，房間已沒位置了，Jonathan只好在門外站着。
二○一三年六月中某晚，Jonathan他們帶着斯諾登摸上門來，「我之前在電視跟報紙看到新聞，所以已知道他是誰。」但他還是一口答應，只因感同身受。他原是軍人，因得罪了政府官員，十三年前，不得不拋下妻女逃來香港，此去經年，再無見面。
當年一歲的女兒，現在已十四歲，有時會打電話給他聊天。「我想給她買書包，但不能在香港工作，沒收入，我跟她說，對不起，爸爸不能給你什麼。」三年前，父親去世，母親今年也七十多歲了。我問他，你希望接下來怎樣？四十四歲的他苦笑：「我的人生一半已完了，在香港什麼都做不到，就這樣過了十多年，如果可以，我想到其他國家，可以自立。」
同是難民 兩種際遇
二○一三年六月九日，斯諾登的報道見報，翌日便展開逃亡，在難民的家躲了十二天，到過大角嘴、深水埗、堅尼地城等「安全屋」，其後棲身律師家中，直至六月二十三日上機到莫斯科。以其故事為題的《斯諾登風暴》即將上映，Jonathan說，他們不知道電影如何描寫難民的角色，「我們當然想過，覺得對他們沒風險，才請他們幫忙。其實斯諾登也是難民，我相信大家會互相幫忙。不過，電影還未上映，實際上有沒有影響，現時言之尚早」。
同是難民，他們在香港的際遇卻與斯諾登大不相同。因為個人決定、際遇、戰爭，命運可以一夜顛覆，而每個人都有機會遇上不幸。我想起因「官商鄉黑」，一家安全受威脅的朱凱廸，若他不是身在香港，是否也需要像這些難民般倉皇出走？
我城萬家燈火下，還有許許多多個沒有窗的房間，埋藏着許多無人聆聽的故事。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二○一三年，一名二十九歲青年原本過着「人生勝利組」的生活，只因一個選擇，一夜淪為「難民」亡命天涯。這名全球最有名的難民，名叫斯諾登（Edward Snowden）。
當年，斯諾登在香港向傳媒披露美國中情局的稜鏡計劃（PRISM），即由酒店失蹤，直到兩周後，大家才知道他安全飛往俄羅斯。最近我們才知道，當年他逃得過美國中情局的重重追蹤，全靠多名滯港難民義無反顧借出容身之所。
破舊的唐樓、陰暗的樓梯、堆滿垃圾的走廊、沒有窗的劏房。斯諾登藏身數天避風頭的地方，卻是難民長年度日的家。在這些看不見的城巿暗角，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即將上映的電影《斯諾登風暴》（Snowden）預告片中，斯諾登坐在的士裏，穿梭香港街道尋找容身之所。現實中，他身旁還有兩人，就是人權律師文浩正（Jonathan）及Robert Tibbo。他們義助難民多年，風頭火勢時，請難民收容斯諾登。這天，我跟着Jonathan穿過大街小巷，拜訪這幾位難民的家。
他們現時的居所，與當年斯諾登的藏身地方相似，但已非同一地方。Jonathan解釋：「難民常要搬家，沒有辦法。首先他們在鄰居之中未必最受歡迎，其次是業主也不太喜歡租給難民，過一段時間又加租。單是張羅租金，已花了他們大部分時間同精力，好困擾。」
在北角的街上，Jonathan輕車熟路帶我拐進一個大廈入口，乘電梯，出走廊，卻在堆滿雜物的大門前猶疑要按哪一個門鈴。原來，大門後劏了兩間房，其中一間有鳳姐接客，而另一間，就是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的棲身之所。
單親媽媽受啓發 投身社運
Vanessa是單親媽媽，帶着六十四歲的母親跟四歲女兒，住在一百五十平方呎的劏房。打開門，是玄關，也是廚房。走三步，另一道門後，碌架牀、小桌子，就是三人生活的所有空間。她說，當年收留斯諾登的深水埗住處跟這裏差不多。
那天晚上，Jonathan他們突然帶着一名陌生男子來敲門，着她「收留這個人幾天，別讓人知道」。「我很尊敬Tibbo先生，於是什麼都沒有問就答應了。」女兒當時才一歲，但Vanessa還是把牀單、枕頭套換了，把唯一的牀讓了給斯諾登，讓他好好睡一覺。
「當時他只拿了個膠袋，我沒問裏面裝什麼。他看來很憂傷，很害怕。」直到翌日，年輕人着她去買英文報紙，她看到頭版照片，才知道全球最著名的通緝犯就住在自己家。
她笑說：「我真的很驚訝！但我很信任Tibbo先生，而且他也是難民，所以我安慰他，着他不用擔心。」Vanessa說，斯諾登來時什麼都沒有，由毛巾牙刷到替換內褲都由她去買。「我很高興能幫上忙。他是美國人，我特意去買沙律跟意粉，但原來他喜歡吃肉，於是給他買了點心。」
轉送USB蛋糕 與斯諾登慶生
斯諾登整天躲在房裏對着電腦，並着她把電話的電池拆了，跟護照一同放在雪櫃中。Tibbo他們盡量少來，以免暴露行蹤。Vanessa說，斯諾登最喜歡吃麥樂雞跟甜食，「有一天，Tibbo先生給我一個蛋糕，說裏面藏了USB，又說那天是Edward的生日」。她們跟斯諾登一起吃蛋糕，Vanessa的女兒還給他唱了生日歌。
斯諾登在她家住了好幾天，直到一個上午，他說要離開往別的「安全屋」。「他真的很害怕，擔心性命不保，又不知道要去哪裏。我抱了他一下，自此我們沒再見面，知道他安全了，真的很高興。」
業主濫收費逼遷 恐無處容身
Vanessa本來來港當家傭，後來在菲律賓捲入官司，二○一○年於香港申請成為難民，而Tibbo義務擔任其律師，她說，收留斯諾登，也改變了她。「以前，我只躲在家裏什麼都不理，但經過這次，我覺得要接觸這個社會更多，看到不好的事可以站出來，向政府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於是她加入了社運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也成為了難民聯會的活躍成員。
同是難民，他們在香港面對的處境，比斯諾登現時在俄羅斯更差。Vanessa最近亦因電費問題，被業主逼遷。原來，難民大都住在劏房，因沒獨立電費帳戶，電費由業主說了算。Vanessa說，現居單位的業主濫收電費，她屢次抗議不成，若兩星期內不交電費，母女三人便無處容身。正在上幼稚園的女兒，又得跟剛熟悉的老師同學道別。「再搬，我也不知道搬到哪裏。」Vanessa說。
一家蝸居劏房 沒電梯沒看更
三十二歲的Supun來自斯里蘭卡，於二○○五年提出呈請酷刑聲請，滯港至今。他與太太Nadeeka、四歲女兒及一歲兒子，躋身於深水埗約一百五十呎的劏房，打開門，有小小的廁所、僅容三人站立的客廳連廚房、只能放下一張牀的睡房。
當年，他也住在深水埗，也是差不多的劏房。有天晚上，他接到Tibbo的電話。「你哪裏有沒有電梯？」「沒有。」「有沒有閉路電視？」「沒有。」「好極了，我現在過來。」
Supun笑說，當時他摸不着頭腦，「明明沒電梯，沒閉路電視，又是舊樓，我不喜歡，他們卻很鍾意！」
Jonathan說，選擇找難民幫忙，「第一是因為他們信得過，其次是他們都住在不受人注目的地方，像深水埗、大角嘴、北角等舊區」。至於選地方，就考慮隱蔽程度：「我們選的都是舊樓，沒閉路電視，沒看更的地方。」
看報紙方知斯諾登 「這是你嗎？」
Jonathan、Tibbo帶着斯諾登坐的士到深水埗找他，可是因溝通問題，的士沒去到樓下，幸好Supun到街上接他們，剛好看到他們，把人帶了上樓。
「當時Tibbo先生問我，知不知道他是誰，我說知道。他說，那你讓他住幾天，別告訴人。其實當時我半點印象都沒有，不過怕Tibbo先生生氣，才硬着頭皮說知道！」Supun大笑。Nadeeka說，直到翌日Supun幫他買報紙回來，見到斯諾登的照片，二人才知悉其身分。Supun指着照片問：「這是你嗎？」斯諾登苦笑說是。
讓出唯一房間 守口如瓶
Nadeeka同樣來自斯里蘭卡，因屢遭強姦及被虐待，於二○○七年逃來香港，申請成為難民。她說，當時她盡量控制自己，不可表現得驚訝或擔心，以免嚇到斯諾登。二人把唯一的「房間」讓了給他，說是房間，也就是僅放得下一張牀的空間。「我信佛，他這樣無助，我們應多幫忙。比起我們來，他原來過的生活要好得多，卻做了這樣的選擇。直到他離開，我也守口如瓶，我本來可以用這些消息換許多錢，但我沒有，我可以很自豪的跟子女說，我是個誠實的人。」Supun說。
得罪官員逃港 感同身受
蝸居在堅尼地城劏房的Aijth，把僅有的房間讓了給斯諾登，自己到房間外的走廊打地鋪。他笑說：「很高興我幫上了忙，因為他跟我一樣，都是難民。」Ajith當時英文不流利，因此沒跟斯諾登聊天，只是給他買吃的和水，而他則整天留在房間。
Ajith來自斯里蘭卡，住在唐樓劏房。一梯兩伙，其中一伙再劏為三個房間，走廊用來煮食，共用一個廁所。Ajith的房間約九十呎，只容得下一牀一櫃，沒窗。這天，我和Jonathan上來，他到走廊搬來一張爛椅子，我坐下，房間已沒位置了，Jonathan只好在門外站着。
二○一三年六月中某晚，Jonathan他們帶着斯諾登摸上門來，「我之前在電視跟報紙看到新聞，所以已知道他是誰。」但他還是一口答應，只因感同身受。他原是軍人，因得罪了政府官員，十三年前，不得不拋下妻女逃來香港，此去經年，再無見面。
當年一歲的女兒，現在已十四歲，有時會打電話給他聊天。「我想給她買書包，但不能在香港工作，沒收入，我跟她說，對不起，爸爸不能給你什麼。」三年前，父親去世，母親今年也七十多歲了。我問他，你希望接下來怎樣？四十四歲的他苦笑：「我的人生一半已完了，在香港什麼都做不到，就這樣過了十多年，如果可以，我想到其他國家，可以自立。」
同是難民 兩種際遇
二○一三年六月九日，斯諾登的報道見報，翌日便展開逃亡，在難民的家躲了十二天，到過大角嘴、深水埗、堅尼地城等「安全屋」，其後棲身律師家中，直至六月二十三日上機到莫斯科。以其故事為題的《斯諾登風暴》即將上映，Jonathan說，他們不知道電影如何描寫難民的角色，「我們當然想過，覺得對他們沒風險，才請他們幫忙。其實斯諾登也是難民，我相信大家會互相幫忙。不過，電影還未上映，實際上有沒有影響，現時言之尚早」。
同是難民，他們在香港的際遇卻與斯諾登大不相同。因為個人決定、際遇、戰爭，命運可以一夜顛覆，而每個人都有機會遇上不幸。我想起因「官商鄉黑」，一家安全受威脅的朱凱廸，若他不是身在香港，是否也需要像這些難民般倉皇出走？
我城萬家燈火下，還有許許多多個沒有窗的房間，埋藏着許多無人聆聽的故事。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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