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
聽說，作詞人黃偉文在寫《單車》時，原來打算是表達對父愛淡泊無言的控訴，後來歌曲大熱，成了父親節的年度之歌，憑歌寄意，借頌親恩，他始料未及。
也許，這種出入，這種有口難宣卻又溫暖實在的糾結，自古以來便存在於每一對父與子之間。
現年六十七歲的杉原伸生，仔細端詳着展板上父親昔日的年輕面孔，心裏是否來回搓揉着同一份糾結？
杉原伸生的父親，杉原千畝，生於一九○○年一 月一日，八十六年後與世長辭，一生精彩卻不亮麗。
年輕時事業如日方中，精通俄語，又有豐富外交歷練，假以時日將是外務省的明日之星，卻因為一個念頭之間，違背上司指令，為被困於立陶宛的逾千猶太人批出簽證，在納粹兵臨城下之際打開逃生門，自此被外務省免職，半生潦倒不得志。
這些驚心動魄又極盡平凡的往事，很多人記得，卻更多人不知道。
包括後知後覺的家人至親。
赴任滿洲國 不齒同胞欺華人
「到了他晚年，年近七旬時，父親才偶然說起自己的往事。」他的第四子杉原伸生說。
照片上的父親，西裝革履，油亮黑髮燙得平復整齊，一副精練幹達的模樣，躊躇滿志。二○一五年，日本開拍父親的同名電影《杉原千畝 スギハラチウネ》，由唐澤壽明飾演年輕時的老先生，那部電影，杉原伸生也有看過：「是一部很爛的電影呢，哈哈。」
「演員很好，只是父親在現實中不是占士邦，他不會開槍，他說話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樣。我父親是一個比較寡言的人。」杉原伸生也遺傳了父親的木訥內斂，以極緩慢的語速仔細挑選着一字一句，用最平淡的話語回溯父親大起大落的一生。
老杉原出身於日本本州岐阜縣一個小鎮，母親是武士後人，孩堤時代浸淫在武士道的氛圍之中，在強調責任、榮譽和對家國效忠的教育下成長，卻出奇地反叛。父親希望他成為醫生，他卻半工讀跑去早稻田大學念英國文學。和當時的許多年輕人一樣，他對外邊的世界充滿好奇，畢業後拿着獎學金到日本設於哈爾濱的新外交學校學習俄語。一九三二年學有所成，在時為日本佔領的滿洲國政府任副領事，期間親眼目睹國家的所作所為，不齒於當地同胞欺壓弱小，兩年後提出請辭：「眼見日本政府對中國人的殘酷對待，我不能助紂為虐。」
這些事，很多年後，杉原才輾轉從父親妹妹的孫兒口中得知（老杉原的妹妹在當年隨他到哈爾濱留學）：「聽說在哈爾濱的那段日子，他認識很多不同國籍的人，俄羅斯人、中國人也有，反而在日本，他沒有什麼朋友。」從別人口中聽到的父親，總是形單隻影。
一人領事 冒險發逾二千簽證
後來戰爭升溫，國際間對於擁有諜報、外交經驗的人求才若渴，一九三九年，隨着二戰爆發，父親被派到立陶宛的考納斯當開荒牛，獨自經營着一人領事館，主要工作是為日本政府密切報告德國納粹和蘇聯紅軍於立陶宛邊境兩邊的一舉一動。其時波蘭先後被德國和蘇聯入侵，國內數千萬計的猶太人流離失所，一舉逃向當時仍相對平靜的立陶宛，在漫天硝煙的歐洲尋找一點喘息之地。
對於這一段經歷，父親總是三緘其口，到後來他辭去外務省的工作，辭官歸鄉，更是絕口不提。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的一個電話，其時父親已是年近古稀，一頭花白。
「那是一九六八年，父親當時在一家日本駐莫斯科的貿易公司工作，每年回家一次，有一次碰巧回家時，收到一個來自以色列大使館的電話」。電話來自一名叫Joshua Nishri的猶太人，二十八年前，這名猶太人和許多其他的猶太家庭一樣，抱着最後一點希望，守在考納斯市Vai?ganto大街三十號一棟白色小屋，即杉原千畝駐守的日本大使館門外。
那是一九四○年的夏天，本應芸香盈開的考市，瀰漫一片絕望肅殺的氣息。盟陣在德國的強攻之下節節敗退，納粹旗幟肆意在歐洲各國的上空耀武揚威，立陶宛亦不能倖免。滯留的猶太人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於是數以百計的猶太難民聚集到日本領事館門前，他們希望杉原批出日本簽證，讓他們逃到日本。其時日本是德國的盟友，杉原本來應該置身事外，但面對着自己家門前一張張絕望的面孔，他陷入掙扎。曾試圖向外務省要求授權處理不果，如果他一意孤行，等同違抗指令，將自己放到國家民族和個人仕途的對立面之上。
「事實上那些難民也不符合當時申請簽證的條件，比如說要有五千元現金，證明他們有足夠經濟能力抵達日本及離開日本，他們也沒有日本當地親友的擔保，當中有些只是剛逃離波蘭的難民，連護照也沒有。幾乎所有人都不符合當時日本政府申請護照的資格。」杉原伸生嘗試代入父親當時的心態，的確，作為一介官僚，杉原本來大條道理以種種行政上的條件，表示愛莫能助。
最後，他卻決定用自己的方式，向這一批猶太難民批出了至少二千一百三十九份簽證。
「那是一個艱難的決定，父親為自己作為一個人類作出的決定感到驕傲。但我想，在他內心，他始終在掙扎到底他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淒苦半生 人生盡頭始得平反
親手簽發的簽證，最後有沒有拯救到任何一條生命，杉原千畝無從得知，但他幾乎肯定的，是回國後，等待着他的不是掌聲，而是淒苦的人生下半場。「回到日本後，他被外務省要求離職，後來多年後的生活也不如意。他在一個小村落開了一家小店，賣電子零件，店經營得不好，沒多久也關閉了；後來因為他精通俄語，便在NHK一個小小的俄語頻道做廣播翻譯的工作。」
昔日叱咤於國際舞台上的技能，只能用在微不足道的工作上餬口。一家人生活匱乏，杉原笑說，記憶中父親很會沏茶，總會用最小量的茶葉，泡出介乎開水與茶水之間的味道，一雙巧手更是厲害：「父親是是世上最會塗牛油的人，能在麵包片上抹出一層薄得不能再薄的牛油。」
「所以我母親經常埋怨，事實上當時我們也不知道為何他要離開外務省，還以為他是自己離開呢。」乾乾笑着，忽然停頓，雙眼放空，努力掰開大腦摺疊的深層挖出一個畫面：「記得有一次，當我大概六、七歲時，母親帶我到沙灘海邊，打算自殺。」
母親發現了父親為了維持生活開支，偷偷變賣了她的和服。「不過我們最後也離開了，可能海水太涼吧。」
「所以我想父親是很刻意希望忘記立陶宛的往事。」杉原千畝的人生，精彩不亮麗。
一直到了一九六八年，杉原接到其中一位倖存者Joshua Nishri的電話，老先生才知道自己當年一念之間的決定，終歸是沒有白費，到後來先後獲得以色列政府和日本外務省為他「平反」、重新肯定他對人道的貢獻，甚至給他冠上「日本的舒特拉」、「國際義人」等名銜，也是後話。
很多年之後，杉原伸生獲得以色列使館的幫助，到耶路撒冷升學和生活，輾轉和許多昔日在父親幫忙下逃難的生命相遇接軌，聽着他們訴說昔日和父親的相遇，
「有一位年老的女士告訴我，那時候她和她的女兒在門外日夜守候，我父親親自開門出來，走到他們面前，着他們先回家休息，承諾明天早上一定會為他們批出簽證。她說他總是一副謙謙有禮、又溫柔的模樣。」就這樣，一點一滴從別人的故事中，找回拼圖中遺失的角落，終拼湊出完整的父親背影：「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重新去認識自己的父親」。
「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他我在這邊看到的種種。」其時父親已八十五歲，臥病在牀，聽着妻子讀着兒子的信，回溯半生。一年後，老杉原先生去世了。回顧自己在立陶宛作的決定，他這樣說：「在生命當中，我們一定要忠於自己的良知、義無反顧地做正確的事。」
「他就像任何一個人一樣。你的父親，我的父親，父親就是一個父親的模樣。有時候很嚴格，很時候又溫柔。」杉原伸生說。
回看戰爭
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今個夏天邀請了杉原伸生先生到訪哈羅香港國際學校，與學生交流。其中幾名學生在剛過去的暑假，在中心的安排下到德國和波蘭探訪猶太人受害者家庭，年紀不過十四五歲，戰爭對他們本應遙遠且離身，但走過昔日集中營，也有各自的體會。
Kirsty Stevenson︰
你會看到有許多人間的大惡都是由很小很小的事開始，比如當年可能大部分的德國人起初對希特勒也不以為然，不過是認為選出了一個比較相對極端的元首，誰知道會引起後來的二戰慘劇？情况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特朗普一樣。
Joelle Chan ︰
最震撼的畫面是，在集中營中看到昔日的猶太人割下自己的頭髮來織成上衣或毛氈來取暖。今天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無日無之的種族仇恨，就像昔日的大屠殺一樣，更讓我體會到多元，對不同人包容的重要。
Aaron Wong ︰
身體力行，莫以善小而不為。就像我們在學校經常提到的欺凌事件，如果只是因為小事而不挺身而指正，難免將來他們進入社會後，會變本加厲？
文﹕梁仲禮
圖﹕黃志東、受訪者提供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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