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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最近，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把35歲的「公民黑客」唐鳳，延攬為內閣負責數碼經濟和開放政府的政務委員（相當我們的創科局長）。唐的前半生充滿傳奇。5歲能閱讀各國經典著作，小二能自學編寫電腦程式，16歲創立網絡公司，擔任大型跨國企業的顧問，長期致力推動開放原始碼社群的發展，並以黑客方式公開政府資訊。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她的黑客團隊，將佔領立法院運動期間的所有言論直接播出、記錄和存檔，令公眾充分了解佔領者觀點並互相交流。
不過，我的焦點不是她的社會政治參與，反而是她的教育歷史。她從幼稚園到小學，9年換了9間學校，長期對主流學校不適應，也因為「與眾不同」受霸凌和排擠。到了這裏，她的遭遇和一般「資優兒」可能差不多，但上了初中，她受網絡世界的自由與無限可能性感召，決定輟學轉而在家自學。而成長過程中，她的新聞工作者父母不離不棄，尤其是母親李雅卿，更為了她毅然辭職專心照顧，並深入研究另類教育方法，創立了「種籽實驗小學」，並大力推動教育改革和創新，主張讓學生完全自主學習。
唐鳳「入閣」之後，一時之間，她的成長經歷，成了公眾焦點。深受主流教育之苦的群體，以她為另類、體制外教育的標竿，在家自學也由「怪茄」（另類）行為，成了熱門關鍵詞。李雅卿本來在另類教育界已享有盛名，唐鳳的成就，彷彿也成了她最好的名片。
教育制度「再生產」社會不平等
當唐鳳的故事被熱炒之時，就有聲音質疑她的成功，是否能證明非主流、體制外教育，不管是實驗性學校或在家自學，能令所有孩子受惠？有評論引用社會學的觀點，指出中產階層父母，往往會運用他們所有的資源，積極介入子女的教育過程；唐鳳能在體制外自學成才，原因是她的家境優越；勞工家庭「在缺乏充足資源保障的前提下，想要奮力衝撞體制，可能會先摔得粉身碎骨」。
作為「搞」社會學的人，我對這類觀點可算是耳熟能詳。自己念社會學的第一個教訓，是「我們的社會，是不完美的社會」，充斥着各種不同的矛盾與壓迫。教育制度也不例外，往往不能達至教育機會或結果的均等，反而會「再生產」（reproduce）了社會既有不平等，因為背景較優越的家長，會動員他們的經濟、文化，以至社會資本，為子女尋找更適合的教育模式。市場內好像有選擇的自由，但卻只有家境好的學生才有真正選擇的機會。
早前，2000名家長出席了名校的簡介會，也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以求成功踏入名校的門檻。這是一種選擇；為孩子尋找一間另類學校，甚至實行在家自學，也是一種選擇。名校的學費、面試班、才藝班的投資都不菲，更有在名校區買房的成本。另類學校，大多是私校，學費也在五六千元以上，而另類的「另類」學校——國際學校，就更要過萬元。在家自學不要學費，但一般最少要有父母一人全職「施教」，也是另一種負擔。
教育是香港的「共業」
對基層家庭來說，表面看來，香港的主流學校類型，好像百花齊放、各師各法。但我們有沒有察覺到，它們之間的分別，其實非常少？香港實行強迫教育，從好處看，是每名小朋友都有受教育機會；但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你無論是否滿意學校和教育制度，也別無選擇，要送子女上學「接受」教育。有少數家長因為對主流教育制度徹底失望，於是選擇了「在家自學」，但他們都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因為一旦頒下「入學令」，他們如不照辦，就會被檢控。
現今許多小學生，早上7時未到便爬起牀上學；3時半下課後，到功課輔導班或回家寫作業。再加上溫習默書、測驗，往往要到9時、10時才能休息，童年基本上已被剝奪，遊戲、運動、課外閱讀都是妄想。有時跟家長朋友談起，甚至苦笑說強迫教育彷彿是個「勞改營」，政府只是把兒童關押其中，接受強制的「勞動改造」，又如何談得上「家長的選擇」？
我們夫妻去年決定讓升中一的老三停學，再組織一整年的休學年（gap year）活動，讓他和5名小朋友進行「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過程中，我們也深深體會到，要在體制外為孩子闖出另一片學習的天空，真是「少個崩」也不成。因此，我們不會盲目鼓吹另類教育。而每當我們一面為自己的孩子們尋找、創造一個較「理想」的教育環境之餘，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無視其他無數的，尤其是基層家庭的小朋友，在主流體制下的困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知道，這不是要某官員、某校長下台，或老師們「多走一步」、「專業一點」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教育是香港的「共業」，真的不是你、我的錯，而是社會的錯。
過去幾年，我們在為自家3個男孩籌謀教育的過程中，碰到許多有心人，也從實踐中，明白了原來已學過的社會學核心思想——「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不一定是即時的、容易的改變，但世上沒有不變的社會制度。個人不能改變社會，但集體就會有力量。用日常語言來說，我們可以發動「社會運動」。
家長們要起來團結發聲
香港的家長運動並不活躍，而官方家長組織也壟斷了建制內的諮詢渠道。幸好，我們遇上了另一批特別的家長，建立了「教育大同」這家長倡議組織（www.ediversity.org）。我們的口號是「教育有選擇」，但也明白，在體制之外無論做了什麼，「受惠」的永遠是極少數。我們自知沒有革命的能耐，因此只有走入體制，才有改變體制的可能。也只有這樣，弱勢家庭的孩子們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學習模式，才有選擇的可能。
要衝擊現有體制，要有資源。個人的資源當然不足夠，但社會上還是有不少資源能被「動員」來進行教育創新。教育大同就得到賽馬會慈善基金的支持，連結了不少同道組織，為位於觀塘的堅樂第二小學策劃了一個「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為孩子們在主流課程之外，提供一連串「動手做」、「多閱讀」的體驗學習活動。
而且我們也發現愈來愈多的主流學校（包括中學、小學），也在進行不同類型的實驗（註）。但「單打獨鬥」的難度很大，強調愉快學習、「不催谷」的基層學校往往會被誤認為學術水平不足，能充分關愛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的學校會被標籤為「低能」學校。我們因此正籌備「開心學校地圖」（Happy School Map）計劃，希望為不同社區提供適合孩子需要的另類教育資訊，而不是只是「有多少百分比能上band 1」之類。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這不完美的社會，每個家庭「單幹」式的教養都會是困難重重、風險處處，因此家長們也要起來團結發聲。當然，參與社會運動，基層家長的限制很多，但也不代表是完全無感、無力。只有集結力量，一起與孩子們同行，我們才能有所改變。就算是一般家長，也可多了解孩子的需要，和現在的教學模式是否適合他們，並連結不同志同道合的家長群組，交流資訊（和訴苦水），再尋找自己覺得重要的議題發聲。去年的「反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運動，雖然未竟全功，但着實已將標準測試對小學教育的扭曲提上了公眾議程，也有不少家長開始反思自己的教育目標和策略。
主流中的「另類」學校，更需要我們的認同、支持與保護。如果有幸你碰上了一名好校長、好老師因應同學的需要，而嘗試有所改變，最低限度，我們應該給予支持，而不要附和那些「功課太少」、「課程太淺」、「孩子太得閒」的風評。如果不幸覺得現在學校不能照顧到自己孩子的需要，努力溝通無效的話，就應嘗試找一家更適合的。雖然這實在不容易，但「開心學校地圖」希望「幫到手」。
應以集體力量撼動「兩座大山」
最後，我們不應忘記，唐鳳媽媽李雅卿女士，也不單是「幼吾幼」、「獨樂樂」。在她的倡議、實踐之下，台灣的教育改革比香港超前很多。2014年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鼓勵體制內進行創新，同時更容許「非學校形態」的自學式實驗教育，其課程不受公定課綱限制，甚至有財政補助。在香港，我們應該以集體的力量，來撼動「資源不對等」和「教育模式一刀切」這兩座大山，令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家長和孩子們，可以有多一點選擇與支援。
註：《明報》，〈15校為學生減壓 減評估限抄寫 小學下午不教書 只做功課玩樂〉，9月13日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不過，我的焦點不是她的社會政治參與，反而是她的教育歷史。她從幼稚園到小學，9年換了9間學校，長期對主流學校不適應，也因為「與眾不同」受霸凌和排擠。到了這裏，她的遭遇和一般「資優兒」可能差不多，但上了初中，她受網絡世界的自由與無限可能性感召，決定輟學轉而在家自學。而成長過程中，她的新聞工作者父母不離不棄，尤其是母親李雅卿，更為了她毅然辭職專心照顧，並深入研究另類教育方法，創立了「種籽實驗小學」，並大力推動教育改革和創新，主張讓學生完全自主學習。
唐鳳「入閣」之後，一時之間，她的成長經歷，成了公眾焦點。深受主流教育之苦的群體，以她為另類、體制外教育的標竿，在家自學也由「怪茄」（另類）行為，成了熱門關鍵詞。李雅卿本來在另類教育界已享有盛名，唐鳳的成就，彷彿也成了她最好的名片。
教育制度「再生產」社會不平等
當唐鳳的故事被熱炒之時，就有聲音質疑她的成功，是否能證明非主流、體制外教育，不管是實驗性學校或在家自學，能令所有孩子受惠？有評論引用社會學的觀點，指出中產階層父母，往往會運用他們所有的資源，積極介入子女的教育過程；唐鳳能在體制外自學成才，原因是她的家境優越；勞工家庭「在缺乏充足資源保障的前提下，想要奮力衝撞體制，可能會先摔得粉身碎骨」。
作為「搞」社會學的人，我對這類觀點可算是耳熟能詳。自己念社會學的第一個教訓，是「我們的社會，是不完美的社會」，充斥着各種不同的矛盾與壓迫。教育制度也不例外，往往不能達至教育機會或結果的均等，反而會「再生產」（reproduce）了社會既有不平等，因為背景較優越的家長，會動員他們的經濟、文化，以至社會資本，為子女尋找更適合的教育模式。市場內好像有選擇的自由，但卻只有家境好的學生才有真正選擇的機會。
早前，2000名家長出席了名校的簡介會，也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以求成功踏入名校的門檻。這是一種選擇；為孩子尋找一間另類學校，甚至實行在家自學，也是一種選擇。名校的學費、面試班、才藝班的投資都不菲，更有在名校區買房的成本。另類學校，大多是私校，學費也在五六千元以上，而另類的「另類」學校——國際學校，就更要過萬元。在家自學不要學費，但一般最少要有父母一人全職「施教」，也是另一種負擔。
教育是香港的「共業」
對基層家庭來說，表面看來，香港的主流學校類型，好像百花齊放、各師各法。但我們有沒有察覺到，它們之間的分別，其實非常少？香港實行強迫教育，從好處看，是每名小朋友都有受教育機會；但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你無論是否滿意學校和教育制度，也別無選擇，要送子女上學「接受」教育。有少數家長因為對主流教育制度徹底失望，於是選擇了「在家自學」，但他們都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因為一旦頒下「入學令」，他們如不照辦，就會被檢控。
現今許多小學生，早上7時未到便爬起牀上學；3時半下課後，到功課輔導班或回家寫作業。再加上溫習默書、測驗，往往要到9時、10時才能休息，童年基本上已被剝奪，遊戲、運動、課外閱讀都是妄想。有時跟家長朋友談起，甚至苦笑說強迫教育彷彿是個「勞改營」，政府只是把兒童關押其中，接受強制的「勞動改造」，又如何談得上「家長的選擇」？
我們夫妻去年決定讓升中一的老三停學，再組織一整年的休學年（gap year）活動，讓他和5名小朋友進行「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過程中，我們也深深體會到，要在體制外為孩子闖出另一片學習的天空，真是「少個崩」也不成。因此，我們不會盲目鼓吹另類教育。而每當我們一面為自己的孩子們尋找、創造一個較「理想」的教育環境之餘，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無視其他無數的，尤其是基層家庭的小朋友，在主流體制下的困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知道，這不是要某官員、某校長下台，或老師們「多走一步」、「專業一點」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教育是香港的「共業」，真的不是你、我的錯，而是社會的錯。
過去幾年，我們在為自家3個男孩籌謀教育的過程中，碰到許多有心人，也從實踐中，明白了原來已學過的社會學核心思想——「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不一定是即時的、容易的改變，但世上沒有不變的社會制度。個人不能改變社會，但集體就會有力量。用日常語言來說，我們可以發動「社會運動」。
家長們要起來團結發聲
香港的家長運動並不活躍，而官方家長組織也壟斷了建制內的諮詢渠道。幸好，我們遇上了另一批特別的家長，建立了「教育大同」這家長倡議組織（www.ediversity.org）。我們的口號是「教育有選擇」，但也明白，在體制之外無論做了什麼，「受惠」的永遠是極少數。我們自知沒有革命的能耐，因此只有走入體制，才有改變體制的可能。也只有這樣，弱勢家庭的孩子們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學習模式，才有選擇的可能。
要衝擊現有體制，要有資源。個人的資源當然不足夠，但社會上還是有不少資源能被「動員」來進行教育創新。教育大同就得到賽馬會慈善基金的支持，連結了不少同道組織，為位於觀塘的堅樂第二小學策劃了一個「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為孩子們在主流課程之外，提供一連串「動手做」、「多閱讀」的體驗學習活動。
而且我們也發現愈來愈多的主流學校（包括中學、小學），也在進行不同類型的實驗（註）。但「單打獨鬥」的難度很大，強調愉快學習、「不催谷」的基層學校往往會被誤認為學術水平不足，能充分關愛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的學校會被標籤為「低能」學校。我們因此正籌備「開心學校地圖」（Happy School Map）計劃，希望為不同社區提供適合孩子需要的另類教育資訊，而不是只是「有多少百分比能上band 1」之類。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這不完美的社會，每個家庭「單幹」式的教養都會是困難重重、風險處處，因此家長們也要起來團結發聲。當然，參與社會運動，基層家長的限制很多，但也不代表是完全無感、無力。只有集結力量，一起與孩子們同行，我們才能有所改變。就算是一般家長，也可多了解孩子的需要，和現在的教學模式是否適合他們，並連結不同志同道合的家長群組，交流資訊（和訴苦水），再尋找自己覺得重要的議題發聲。去年的「反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運動，雖然未竟全功，但着實已將標準測試對小學教育的扭曲提上了公眾議程，也有不少家長開始反思自己的教育目標和策略。
主流中的「另類」學校，更需要我們的認同、支持與保護。如果有幸你碰上了一名好校長、好老師因應同學的需要，而嘗試有所改變，最低限度，我們應該給予支持，而不要附和那些「功課太少」、「課程太淺」、「孩子太得閒」的風評。如果不幸覺得現在學校不能照顧到自己孩子的需要，努力溝通無效的話，就應嘗試找一家更適合的。雖然這實在不容易，但「開心學校地圖」希望「幫到手」。
應以集體力量撼動「兩座大山」
最後，我們不應忘記，唐鳳媽媽李雅卿女士，也不單是「幼吾幼」、「獨樂樂」。在她的倡議、實踐之下，台灣的教育改革比香港超前很多。2014年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鼓勵體制內進行創新，同時更容許「非學校形態」的自學式實驗教育，其課程不受公定課綱限制，甚至有財政補助。在香港，我們應該以集體的力量，來撼動「資源不對等」和「教育模式一刀切」這兩座大山，令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家長和孩子們，可以有多一點選擇與支援。
註：《明報》，〈15校為學生減壓 減評估限抄寫 小學下午不教書 只做功課玩樂〉，9月13日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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