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香港在20世紀的內地發展、尤其是近30年改革開放中擔當了特殊的功能角色，並發展為全球城市，曾有「紐倫港」（註1）之稱。有些論者基於這一特殊角色地位把香港歸類為城邦。城邦在政治學中意指具有獨立主權的城市，城邦國家是指有具有主權地位的城市組成的國家。城邦最早生成於希臘，在中世紀的歐洲數量最多，但其後這些城邦逐漸轉變為有一個大主權國管治下的城市。今天只有新加坡、摩納哥、梵蒂岡等幾個城市是真正的城邦。其中新加坡由於它在東南亞區域經濟中具有領導地位，擁有全球商業、金融、航運中心地位而被《經濟學家》稱為功能完整的城邦國家（註2）。然而，即使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特徵來衡量，香港從18世紀的海濱漁港到21世紀的全球城市的多年發展變化從來未與中國分離，那些歷史上出現的種種稱謂，無論華麗與否，都是中國與其他國家地緣政治經濟格局變化賦予香港的某些特殊角色的代詞，與城邦國家有本質差別。
「鐵幕東西方」時代的中介地
一、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經濟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空間
嶺南歷史學者、中山大學許錫揮教授基於其家族在粵港兩地延續百餘年的生活經歷，寫出著作《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又名《香港簡史1840-1997》）。他在書中敏銳而準確地描述出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歷史關係：「它是中華民族屈辱的標誌，也是中國土地上一個經濟發達的現代化社會先行點；它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侵略的門戶，也是中國與世界經濟連接的橋樑；它是中國沒落前朝遺老遺少的避風港，也是革命勢力活動的基地；它是中國與外國勢力較量和對抗的場所，也是中外溝通和合作的緩衝地帶。」4個複合句式反覆點出香港從來都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軍事關係變化的產物。19世紀中後期香港作為中國內地的南方港口，是中國與西方國家、東南亞國家商品貿易的中轉站、中國勞工和移民的中轉站，其經濟得以緩慢發展，城市逐漸形成。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中國對外、對內戰爭頻仍，民國政府沒有就香港地位問題與英國展開全面談判，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和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格局得以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下來；但民國政府的立場一直很鮮明：中國不承認中英不平等條約。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宣布廢除近代以來所有不平等的國際條約。但考慮到新中國的發展條件，中央確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註3），使香港在「鐵幕東西方」時代成為中國與西方各國溝通的中介地。
上世紀50至70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時期，這主要得益於美國貿易優惠（美國市場份額佔香港總出口四成以上），而美國市場對香港開放是美國實施亞太區的戰略佈局的組成部分。同時，即使在最嚴厲的「禁運」時期，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仍然保持每年數十億轉口貿易。中央政府充分意識到香港作為中國對外交往的橋樑價值和中國對香港生存發展的道義責任，責令廣東省對香港供水、供電給予持續保障。由此可見，如果說香港能夠走上與中國內地不同的發展道路，是在中國與其他國家地緣政治關係的空間中、在中國大陸不間斷的腹地支持之下實現的。香港的管治者從來沒有被中國賦予主權地位，中國也不承認英國的殖民地位。正是基於這一清晰的政治歷史脈絡，1970年代聯合國才會接受中國關於「香港和澳門不屬於殖民地」的申明，將香港從「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的「殖民地名單」中刪除。
進入中國的門戶 「走出去」的跳板
二、內地改革開放成就香港「全球城市」角色
上世紀最後20年香港的城市發展速度超過了之前任何一個時期。其直接原因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伴隨內地捲入全球化經濟格局重構過程，並基於中國內地「世界工廠」的需求，發展成為全球城市。同時，《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中國政府授予香港回歸後具有高度自治權，為香港快速穩定發展帶來政治上的紅利與保障。
國際金融中心往往作為全球城市的標誌之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形成於上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內地80年代的急速經濟增長需要大量投資，90年代內地大型企業渴望在境外上市，同時，國際財團對中國巨大的新興市場興趣濃厚，有力推動了香港國際金融產業的發展。這也是至今香港金融業的結構特點仍然和內地的產業需求相一致，而在貨幣地位、銀行業務等方面有別於紐約、倫敦和東京等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有關論者也常用境外公司駐港機構的數量作為香港是全球城市的證據。香港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公布，2015年母公司在海外及中國內地的駐港機構數目達7904間，創歷史最高紀錄，其中包括1401間地區總部、2397間地區辦事處及4106間當地辦事處。從境外公司的來源地看，中國內地公司的駐港機構數目在統計期內保持持續增長，是支撐各項整體數據增長的主力。按照美國學者薩森（S. Sassen）等人的定義，全球城市是全球性生產服務商的地區總部聚集地，服務商把這些城市的機構作為地區生產的指揮控制中心，為該公司的區域生產提供高增值的專業服務。英國學者泰勒（T. J. Tayler）把跨國公司的這些活動作為衡量指標，計算出世界主要大都會的重要性並排列出全球城市網絡層級的名單。他的研究發現，由於香港本身沒有生產性跨國公司，香港對其他地區的指揮控制能力較弱，與其他層級城市連接不多，但在全球城市重要性的排列中卻能夠排在倫敦、紐約、巴黎之後居第4位，領先於東京；其原因它是進入中國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最便利的門戶。反過來，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西方國家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的數量下降，而內地公司駐港機構則反向增加，反映出香港的另一個中介特徵，正如時任香港投資推廣署長賈沛年博士所言：「香港作為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主要跳板的獨特角色日趨重要。」
香港發展沒完全的「城邦」特徵
無論從歷史角度還是從現實角度來考察，香港成為自由港或是全球城市，都不是獨立生成的，整個發展歷史沒有出現完全的「城邦」特徵。相反，它的發展始終基於中國內地為腹地、寄存於中國與其他國家地緣政治和經濟關係的變化空間，並隨着中國的實力和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增強而受到國際重視。香港中文大學趙永佳和呂大樂教授指出，香港正在發展為一個中國的「全球城市」（註4）。這個結論應該進一步推展為：香港一直都是一個中國的城市，它的未來發展機遇與挑戰是成為國家新發展戰略佈局中的「全球城市」。
註1："Ny-Lon-Kong: A Tale of Three Cities". In Time. 2008.1.
註2："The Singapore Exception". In The Economist. July, 18. 2015.
註3：見許錫揮等《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
註4：Stephen Chiu and Tai-Lok Lui. 2009.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Oxford: Routledge.
（系列之五•完）
作者是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鐵幕東西方」時代的中介地
一、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經濟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空間
嶺南歷史學者、中山大學許錫揮教授基於其家族在粵港兩地延續百餘年的生活經歷，寫出著作《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又名《香港簡史1840-1997》）。他在書中敏銳而準確地描述出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歷史關係：「它是中華民族屈辱的標誌，也是中國土地上一個經濟發達的現代化社會先行點；它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侵略的門戶，也是中國與世界經濟連接的橋樑；它是中國沒落前朝遺老遺少的避風港，也是革命勢力活動的基地；它是中國與外國勢力較量和對抗的場所，也是中外溝通和合作的緩衝地帶。」4個複合句式反覆點出香港從來都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軍事關係變化的產物。19世紀中後期香港作為中國內地的南方港口，是中國與西方國家、東南亞國家商品貿易的中轉站、中國勞工和移民的中轉站，其經濟得以緩慢發展，城市逐漸形成。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中國對外、對內戰爭頻仍，民國政府沒有就香港地位問題與英國展開全面談判，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和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格局得以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下來；但民國政府的立場一直很鮮明：中國不承認中英不平等條約。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宣布廢除近代以來所有不平等的國際條約。但考慮到新中國的發展條件，中央確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註3），使香港在「鐵幕東西方」時代成為中國與西方各國溝通的中介地。
上世紀50至70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時期，這主要得益於美國貿易優惠（美國市場份額佔香港總出口四成以上），而美國市場對香港開放是美國實施亞太區的戰略佈局的組成部分。同時，即使在最嚴厲的「禁運」時期，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仍然保持每年數十億轉口貿易。中央政府充分意識到香港作為中國對外交往的橋樑價值和中國對香港生存發展的道義責任，責令廣東省對香港供水、供電給予持續保障。由此可見，如果說香港能夠走上與中國內地不同的發展道路，是在中國與其他國家地緣政治關係的空間中、在中國大陸不間斷的腹地支持之下實現的。香港的管治者從來沒有被中國賦予主權地位，中國也不承認英國的殖民地位。正是基於這一清晰的政治歷史脈絡，1970年代聯合國才會接受中國關於「香港和澳門不屬於殖民地」的申明，將香港從「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的「殖民地名單」中刪除。
進入中國的門戶 「走出去」的跳板
二、內地改革開放成就香港「全球城市」角色
上世紀最後20年香港的城市發展速度超過了之前任何一個時期。其直接原因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伴隨內地捲入全球化經濟格局重構過程，並基於中國內地「世界工廠」的需求，發展成為全球城市。同時，《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中國政府授予香港回歸後具有高度自治權，為香港快速穩定發展帶來政治上的紅利與保障。
國際金融中心往往作為全球城市的標誌之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形成於上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內地80年代的急速經濟增長需要大量投資，90年代內地大型企業渴望在境外上市，同時，國際財團對中國巨大的新興市場興趣濃厚，有力推動了香港國際金融產業的發展。這也是至今香港金融業的結構特點仍然和內地的產業需求相一致，而在貨幣地位、銀行業務等方面有別於紐約、倫敦和東京等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有關論者也常用境外公司駐港機構的數量作為香港是全球城市的證據。香港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公布，2015年母公司在海外及中國內地的駐港機構數目達7904間，創歷史最高紀錄，其中包括1401間地區總部、2397間地區辦事處及4106間當地辦事處。從境外公司的來源地看，中國內地公司的駐港機構數目在統計期內保持持續增長，是支撐各項整體數據增長的主力。按照美國學者薩森（S. Sassen）等人的定義，全球城市是全球性生產服務商的地區總部聚集地，服務商把這些城市的機構作為地區生產的指揮控制中心，為該公司的區域生產提供高增值的專業服務。英國學者泰勒（T. J. Tayler）把跨國公司的這些活動作為衡量指標，計算出世界主要大都會的重要性並排列出全球城市網絡層級的名單。他的研究發現，由於香港本身沒有生產性跨國公司，香港對其他地區的指揮控制能力較弱，與其他層級城市連接不多，但在全球城市重要性的排列中卻能夠排在倫敦、紐約、巴黎之後居第4位，領先於東京；其原因它是進入中國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最便利的門戶。反過來，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西方國家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的數量下降，而內地公司駐港機構則反向增加，反映出香港的另一個中介特徵，正如時任香港投資推廣署長賈沛年博士所言：「香港作為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主要跳板的獨特角色日趨重要。」
香港發展沒完全的「城邦」特徵
無論從歷史角度還是從現實角度來考察，香港成為自由港或是全球城市，都不是獨立生成的，整個發展歷史沒有出現完全的「城邦」特徵。相反，它的發展始終基於中國內地為腹地、寄存於中國與其他國家地緣政治和經濟關係的變化空間，並隨着中國的實力和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增強而受到國際重視。香港中文大學趙永佳和呂大樂教授指出，香港正在發展為一個中國的「全球城市」（註4）。這個結論應該進一步推展為：香港一直都是一個中國的城市，它的未來發展機遇與挑戰是成為國家新發展戰略佈局中的「全球城市」。
註1："Ny-Lon-Kong: A Tale of Three Cities". In Time. 2008.1.
註2："The Singapore Exception". In The Economist. July, 18. 2015.
註3：見許錫揮等《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
註4：Stephen Chiu and Tai-Lok Lui. 2009.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Oxford: Routledge.
（系列之五•完）
作者是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