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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結果，重點不單是世代交替，更加是政治上的基本範式轉移（paradigm change），象徵舊有着重精英的高高在上的代議政治的沒落，着重個人和平等的直接參與式的民主的興起。
在這範式轉移下，當這一批如朱凱廸和羅冠聰等的社運領袖進入了議會後，未來的4年，香港若要成功落實一些重要和積極的轉變，一個可行而又必須的方向，便是用一個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社會包圍議會的運動。但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上，這其實已不是社會運動力量走進議會的第一波，如何克服建制的吸納和突破鳥籠議會政治的枷鎖，也是新一代社運領袖在進入議會後必須面對的難題。
畸形政制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
在立法會選舉後，很多的評論均分析各方勢力的議席分佈，從而估計香港未來4年的政治形勢。可是，若以這個角度出發，所帶來的分析是既沉悶也狹窄。因為擁有三分之一的關鍵議席的否決權仍然是處於被動，香港未來的4年仍只會和過往一樣，處於停滯不前的膠着狀態。更加重要的是，這個角度的分析忽視了近10年興起的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由零三七一、反高鐵，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透過社會去凝聚力量，從而包圍建制，迫使政府轉變的趨勢。
由於制度上的先天不足，香港的政治制度的本質，仍然停留在1980年代的階段，是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下的政治妥協和互相分贓的產物。「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和「馬照跑，舞照跳」的口號背後的潛台詞，便是維持各方的政治勢力，和當時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不變。所以，真正大變的只是主權，由英方換了中方，但所有回歸談判時的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卻得到確認和保留。這亦解釋了為何在主權更換的變天下，香港的一眾既得利益者，如富豪、地產發展商、新界鄉紳地主等，在回歸後的影響力和財富不但絲毫無損，更有增無減。
但畸形和荒謬的政治制度，雖然足以阻止公眾的利益和市民的聲音進入政府的權力核心，但卻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透過社會上的自由和空間凝聚力量，用社會運動等種種方式和手段，包圍建制及議會，迫使建制內的精英與既得利益者面對現實，正視及回應社會的訴求。
對於用社會包圍政府一點上，政治學者Simon Tormey教授所著的《代議政治已死》（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註1）一書甚有震撼力和啓發性。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由於社會環境及生活條件的重大改變，這包括了教育水平的上升、互聯網的出現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化等，均使到依賴精英（elite）及尊重層級（hierarchy）的年代正式宣布過去。甚至更進一步來說，不少人對建制及精英產生極大的不滿和負面情緒，因為他們既是既得利益者，也長期佔有了政策制定權，必須為目前社會所面對的種種不公義和不合理的問題負上責任。
以上的情况所帶來的結果，便是政治上的參與的範式轉移，依靠精英的代議政治的年代已經過去，人民更踴躍於透過投票以外的直接途徑，包括了社會運動或網上動員，一些無領袖（leaderless）和無固定組織（organizationless）的方式，來繞過傳統的精英和政治組織，來參與政治。Tomrey認為這合理地解釋了為何不少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長期偏低，但近年人民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的關注的活躍度（activism）反升的矛盾情况。他更認為這是一個把民主制度變得更民主，促使直接民主運動興起的可喜現象，有效增加每個人對政治和社會的投入和付出。
社運領袖走入建制 或多或少自投羅網
今次立法會選舉，沒有強大政黨背景及支持的候選人能高票勝出，引證了這股反精英的代議政治之死的現象已來到了香港。事實上，早從「雨傘運動」中如「你不代表我」及「自己香港自己救」的主要口號，已看到了預告的迹象。這是一個有代理人、沒有領袖、人民不會盲目聽從任何人指揮的年代。由於人民才是主人和領袖，所以任何今天站在台上看似呼風喚雨的所謂「領袖」及其組織，也有「快上快落」的風險，這也解釋了「雨傘運動」後的「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的快速衰落的原因。因此，當一個議席的數目只是停留在總數的70分之一的時候，新時代的成功關鍵已不是議席的數目，而是抓緊社會上求變的脈搏。
不過，在樂觀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歷史帶給的經驗和教訓。這已不是第一次有社運領袖透過選舉進入議會及建制。它的第一波是出現在上世紀的80、90年代，當時的港英政府正積極以代議政制的方式推行民主化，先後設立了區議會及在立法會引入了地方直選的議席。當時的社運領袖在思考是否參選時，也面對了兩難及一番掙扎。社運的起源就是不再信任現有的制度，目標便是把它改變。所以，社運領袖參選，選擇走入建制，或多或少是有自相矛盾和自投羅網的意味。進入議會一方面很容易使社運領袖的意識形態被同化，意志及力量被議會的程序慢慢吸收和消磨，但最諷刺的莫過於透過自己的參與，變相否定了自我原先的價值，增加了對手制度的合理性及公信力。而當年出現的情况，正是代議政制成功吸納了社會運動，使之後香港的社運出現了一段頗長的真空期。
每人也站出來出力 才能帶來改變曙光
社會已變，政府不可不變。可惜，「刻舟求劍」是經常被引用來形容香港的政治發展的四字成語，比喻現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實况存在着重大的距離。當香港的社會狀况明顯已向前發展了不少，出現了廣泛和強大的政治醒覺，連當天無知的小孩也轉眼長大，當權者卻仍然固執，不願意接受轉變，只停留在自己沉醉的年代，尋找一個過時而又不存在的制度。在當權者執迷不悔時，一個由下而上，着重每人也站出來出一分力的直接式民主，由人民取代精英，由社會包圍議會的策略，才能為香港帶來希望和改變的曙光。
參考資料：
（1）Simon Tormey, 2015. 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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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範式轉移下，當這一批如朱凱廸和羅冠聰等的社運領袖進入了議會後，未來的4年，香港若要成功落實一些重要和積極的轉變，一個可行而又必須的方向，便是用一個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社會包圍議會的運動。但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上，這其實已不是社會運動力量走進議會的第一波，如何克服建制的吸納和突破鳥籠議會政治的枷鎖，也是新一代社運領袖在進入議會後必須面對的難題。
畸形政制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
在立法會選舉後，很多的評論均分析各方勢力的議席分佈，從而估計香港未來4年的政治形勢。可是，若以這個角度出發，所帶來的分析是既沉悶也狹窄。因為擁有三分之一的關鍵議席的否決權仍然是處於被動，香港未來的4年仍只會和過往一樣，處於停滯不前的膠着狀態。更加重要的是，這個角度的分析忽視了近10年興起的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由零三七一、反高鐵，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透過社會去凝聚力量，從而包圍建制，迫使政府轉變的趨勢。
由於制度上的先天不足，香港的政治制度的本質，仍然停留在1980年代的階段，是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下的政治妥協和互相分贓的產物。「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和「馬照跑，舞照跳」的口號背後的潛台詞，便是維持各方的政治勢力，和當時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不變。所以，真正大變的只是主權，由英方換了中方，但所有回歸談判時的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卻得到確認和保留。這亦解釋了為何在主權更換的變天下，香港的一眾既得利益者，如富豪、地產發展商、新界鄉紳地主等，在回歸後的影響力和財富不但絲毫無損，更有增無減。
但畸形和荒謬的政治制度，雖然足以阻止公眾的利益和市民的聲音進入政府的權力核心，但卻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透過社會上的自由和空間凝聚力量，用社會運動等種種方式和手段，包圍建制及議會，迫使建制內的精英與既得利益者面對現實，正視及回應社會的訴求。
對於用社會包圍政府一點上，政治學者Simon Tormey教授所著的《代議政治已死》（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註1）一書甚有震撼力和啓發性。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由於社會環境及生活條件的重大改變，這包括了教育水平的上升、互聯網的出現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化等，均使到依賴精英（elite）及尊重層級（hierarchy）的年代正式宣布過去。甚至更進一步來說，不少人對建制及精英產生極大的不滿和負面情緒，因為他們既是既得利益者，也長期佔有了政策制定權，必須為目前社會所面對的種種不公義和不合理的問題負上責任。
以上的情况所帶來的結果，便是政治上的參與的範式轉移，依靠精英的代議政治的年代已經過去，人民更踴躍於透過投票以外的直接途徑，包括了社會運動或網上動員，一些無領袖（leaderless）和無固定組織（organizationless）的方式，來繞過傳統的精英和政治組織，來參與政治。Tomrey認為這合理地解釋了為何不少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長期偏低，但近年人民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的關注的活躍度（activism）反升的矛盾情况。他更認為這是一個把民主制度變得更民主，促使直接民主運動興起的可喜現象，有效增加每個人對政治和社會的投入和付出。
社運領袖走入建制 或多或少自投羅網
今次立法會選舉，沒有強大政黨背景及支持的候選人能高票勝出，引證了這股反精英的代議政治之死的現象已來到了香港。事實上，早從「雨傘運動」中如「你不代表我」及「自己香港自己救」的主要口號，已看到了預告的迹象。這是一個有代理人、沒有領袖、人民不會盲目聽從任何人指揮的年代。由於人民才是主人和領袖，所以任何今天站在台上看似呼風喚雨的所謂「領袖」及其組織，也有「快上快落」的風險，這也解釋了「雨傘運動」後的「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的快速衰落的原因。因此，當一個議席的數目只是停留在總數的70分之一的時候，新時代的成功關鍵已不是議席的數目，而是抓緊社會上求變的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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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也站出來出力 才能帶來改變曙光
社會已變，政府不可不變。可惜，「刻舟求劍」是經常被引用來形容香港的政治發展的四字成語，比喻現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實况存在着重大的距離。當香港的社會狀况明顯已向前發展了不少，出現了廣泛和強大的政治醒覺，連當天無知的小孩也轉眼長大，當權者卻仍然固執，不願意接受轉變，只停留在自己沉醉的年代，尋找一個過時而又不存在的制度。在當權者執迷不悔時，一個由下而上，着重每人也站出來出一分力的直接式民主，由人民取代精英，由社會包圍議會的策略，才能為香港帶來希望和改變的曙光。
參考資料：
（1）Simon Tormey, 2015. 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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