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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過去5年中，激進的本土論述以及港獨思潮在香港快速發展，對年輕人影響很大，並對「一國兩制」框架構成了衝擊。為什麼這樣的激進思潮會在香港發展出來？這一思潮發展下去，會否導致香港出現類似台灣那樣的「去中國化」？這是我們需要面對和認真研究的新課題。
一、2011，分水嶺
考察香港激進思潮的演進過程，2011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是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時任助理教授陳云根（筆名「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第一次梳理並闡述了香港本土主義的思路和主張，並嘗試提升為理論。陳雲的觀點略為龐雜，也不是學術範式下的標準進路。他的激進性主要在於以「城邦」（city-state）概念來抗衡「國家」（nation state）概念。從「城邦」視角出發，他設想香港與大陸的關係應該是一種邦聯制類型，在其中，香港是高度自治的行政區域。就此而言，陳雲不挑戰國家主權，也不反對「一國兩制」。但是在具體涵義上，他以「城邦自治」為基點，提出一套反轉式的理解和行動戰略。一方面，他反對香港「干預」中國內地事務，具體來說就是不期望、不支持、不參與所謂的中國民主化；另一方面，他也強烈反對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直接干涉，要求嚴格控制來自於大陸的經濟、文化等影響，以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問題在陳雲的理論乃至整個本土論述中都非常重要。陳雲將香港的「先民精神」沿兩條脈絡而追溯：一條源自於南宋至清初來港的「墾拓者」（explorers）精神，另一條源自於清末至中共建政來港的「避秦者」（freedom seekers）精神。
陳雲的理論在兩個方面具有潛在的吸引力和動員力。在理想政治層面上，陳雲將香港本土精神與中國悠久文化對接，保持一種「文化中國」的想像，能夠迎合現實中各個階層的香港人的心理需求。而在現實政治層面上，基於城邦概念而重述歷史，可以免除「國家」敘事下給香港人強加的「歷史負罪感」和身分尷尬，也不再負擔「民主」敘事所帶來的責任感。兩個方面綜合起來看，一直以來就存在的、以保育香港本土文化為訴求的「文化本土」，開始演變為「政治本土」。作為城邦派的發起者，陳雲的一系列論述也成為近年香港本土言論乃至激進行動的肇始。
二、2014，全面登場
陳雲著書立說，還只是一種書生議政。其中的理念之所以變成了（當中也有很多變形）年輕人在街頭的激進主張，最重要的觸發機制是2014年秋天的佔中運動。
佔中是近30年來香港泛民派發起的最大政治抗爭運動。就發起者的原意來說，它並不是「激進本土」的運動，然而它卻產生了一種非預期的後果，就是本土意識和激進本土派的快速崛起。
導致這種後果的原因有3個。一是在行動方式上，本土派反對和平靜坐方式，發動某種程度的衝擊和暴力，這既符合年輕人的性格特點，也符合佔中僵持期部分民眾渴望有所突破的心情。二是在解決方案上，本土派從開頭就斷言佔中不會取得成果，最後也證實了他們判斷，這為他們的激進對抗策略贏得了支持。三是從領導地位上看，泛民在佔中過程中消耗太大卻一無所獲，其主導香港反建制運動的地位被空前削弱，失望的民眾轉向支持高調行動的本土派。連陳雲本人都毫不掩飾地表示，利用香港和北京的政治紛爭局面，本土派已「在旺角開拓……空間，智取戰果，締造持久戰」。
三、2015至2016，挫敗與意外收穫
本土派雖然借助於佔中而迅速上位，在輿論場出盡風頭，但在傳統的基層選舉中卻遇到了重大挫敗。
2015年6月，政改方案被否決，泛民爭取「雙普選」的目標正式落空。傳統泛民士氣降至新低，而在佔中結束後陸續出現的「傘後」組織也才開始嶄露頭角。但是，在看似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本土派系卻在當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慘敗。其中，黃毓民控制的熱血公民的6名候選人只獲得3,006票，陳雲的城邦派一人僅得可憐的172票（其對手得票為1,611票）。這說明，激進思潮在基層所獲支持還相當有限。
然而事情再次發生反轉。2016年2月8日，在旺角爆發了嚴重的暴力衝突，激進本土再次名聲大噪。緊接着，小團體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在2月28日的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中，意外獲得大量支持（6.6萬多票，得票率達15.4%）。分析人士認為，香港政治力量從此進入「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的階段。
四、助推激進思潮的因素
過去5年中，香港社會也處於激烈變化的時期。我們認為，有4個方面成為助推激進思潮的因素。
微觀層面，陸港融合直接觸動部分中產港人切身利益。「雙非」產婦、北區學位緊缺、奶粉脫銷、樓價持續上漲等，均刺激民間對內地產生新的負面情緒。
中觀層面，重要的政治事件集中發生。如特首換屆、國民教育、政改方案、中央介入香港管治，經政治組織推動，港人多年來對大陸政治的不滿及恐懼由此加深。
宏觀層面，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國普遍實行寬鬆貨幣政策，造成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資產價格快速上漲，本地權貴享受財富快速增值。貧富懸殊的加劇，加重了中下階層的仇恨情緒。
此外，社交媒體與智能手機的普及，導致「部落化」現象。志趣相近的個體彼此交流並集結成社，激進情緒得以快速擴散、震蕩放大，並迅速地從線上轉化為線下。特別要注意的是，傳統主流媒體的信息傳播，無法進入這些年輕人的圈子，也使得極化現象難以克服。
激進思潮的破壞力和衝擊力很大，但也不必對其過分高估。首先，從整體來看，香港人注重現實、偏保守及溫和的政治取態尚未發生根本變化。其次，在現實政治層面上，激進思潮基本沒有可行的治理方案，僅靠街頭行動是難以為繼的。
（系列之一）
作者是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一、2011，分水嶺
考察香港激進思潮的演進過程，2011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是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時任助理教授陳云根（筆名「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第一次梳理並闡述了香港本土主義的思路和主張，並嘗試提升為理論。陳雲的觀點略為龐雜，也不是學術範式下的標準進路。他的激進性主要在於以「城邦」（city-state）概念來抗衡「國家」（nation state）概念。從「城邦」視角出發，他設想香港與大陸的關係應該是一種邦聯制類型，在其中，香港是高度自治的行政區域。就此而言，陳雲不挑戰國家主權，也不反對「一國兩制」。但是在具體涵義上，他以「城邦自治」為基點，提出一套反轉式的理解和行動戰略。一方面，他反對香港「干預」中國內地事務，具體來說就是不期望、不支持、不參與所謂的中國民主化；另一方面，他也強烈反對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直接干涉，要求嚴格控制來自於大陸的經濟、文化等影響，以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問題在陳雲的理論乃至整個本土論述中都非常重要。陳雲將香港的「先民精神」沿兩條脈絡而追溯：一條源自於南宋至清初來港的「墾拓者」（explorers）精神，另一條源自於清末至中共建政來港的「避秦者」（freedom seekers）精神。
陳雲的理論在兩個方面具有潛在的吸引力和動員力。在理想政治層面上，陳雲將香港本土精神與中國悠久文化對接，保持一種「文化中國」的想像，能夠迎合現實中各個階層的香港人的心理需求。而在現實政治層面上，基於城邦概念而重述歷史，可以免除「國家」敘事下給香港人強加的「歷史負罪感」和身分尷尬，也不再負擔「民主」敘事所帶來的責任感。兩個方面綜合起來看，一直以來就存在的、以保育香港本土文化為訴求的「文化本土」，開始演變為「政治本土」。作為城邦派的發起者，陳雲的一系列論述也成為近年香港本土言論乃至激進行動的肇始。
二、2014，全面登場
陳雲著書立說，還只是一種書生議政。其中的理念之所以變成了（當中也有很多變形）年輕人在街頭的激進主張，最重要的觸發機制是2014年秋天的佔中運動。
佔中是近30年來香港泛民派發起的最大政治抗爭運動。就發起者的原意來說，它並不是「激進本土」的運動，然而它卻產生了一種非預期的後果，就是本土意識和激進本土派的快速崛起。
導致這種後果的原因有3個。一是在行動方式上，本土派反對和平靜坐方式，發動某種程度的衝擊和暴力，這既符合年輕人的性格特點，也符合佔中僵持期部分民眾渴望有所突破的心情。二是在解決方案上，本土派從開頭就斷言佔中不會取得成果，最後也證實了他們判斷，這為他們的激進對抗策略贏得了支持。三是從領導地位上看，泛民在佔中過程中消耗太大卻一無所獲，其主導香港反建制運動的地位被空前削弱，失望的民眾轉向支持高調行動的本土派。連陳雲本人都毫不掩飾地表示，利用香港和北京的政治紛爭局面，本土派已「在旺角開拓……空間，智取戰果，締造持久戰」。
三、2015至2016，挫敗與意外收穫
本土派雖然借助於佔中而迅速上位，在輿論場出盡風頭，但在傳統的基層選舉中卻遇到了重大挫敗。
2015年6月，政改方案被否決，泛民爭取「雙普選」的目標正式落空。傳統泛民士氣降至新低，而在佔中結束後陸續出現的「傘後」組織也才開始嶄露頭角。但是，在看似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本土派系卻在當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慘敗。其中，黃毓民控制的熱血公民的6名候選人只獲得3,006票，陳雲的城邦派一人僅得可憐的172票（其對手得票為1,611票）。這說明，激進思潮在基層所獲支持還相當有限。
然而事情再次發生反轉。2016年2月8日，在旺角爆發了嚴重的暴力衝突，激進本土再次名聲大噪。緊接着，小團體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在2月28日的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中，意外獲得大量支持（6.6萬多票，得票率達15.4%）。分析人士認為，香港政治力量從此進入「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的階段。
四、助推激進思潮的因素
過去5年中，香港社會也處於激烈變化的時期。我們認為，有4個方面成為助推激進思潮的因素。
微觀層面，陸港融合直接觸動部分中產港人切身利益。「雙非」產婦、北區學位緊缺、奶粉脫銷、樓價持續上漲等，均刺激民間對內地產生新的負面情緒。
中觀層面，重要的政治事件集中發生。如特首換屆、國民教育、政改方案、中央介入香港管治，經政治組織推動，港人多年來對大陸政治的不滿及恐懼由此加深。
宏觀層面，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國普遍實行寬鬆貨幣政策，造成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資產價格快速上漲，本地權貴享受財富快速增值。貧富懸殊的加劇，加重了中下階層的仇恨情緒。
此外，社交媒體與智能手機的普及，導致「部落化」現象。志趣相近的個體彼此交流並集結成社，激進情緒得以快速擴散、震蕩放大，並迅速地從線上轉化為線下。特別要注意的是，傳統主流媒體的信息傳播，無法進入這些年輕人的圈子，也使得極化現象難以克服。
激進思潮的破壞力和衝擊力很大，但也不必對其過分高估。首先，從整體來看，香港人注重現實、偏保守及溫和的政治取態尚未發生根本變化。其次，在現實政治層面上，激進思潮基本沒有可行的治理方案，僅靠街頭行動是難以為繼的。
（系列之一）
作者是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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