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了歷史新高，部分原因，很可能與港獨議題有關：支持或同情港獨議題的、反對港獨的、對「確認書」和部分參選人因此被取消資格而感到不忿的，都有強烈動機出來投票。但港獨議題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不會因選舉完成而消失。事實上，愈來愈多的學生對港獨議題感興趣，以至教育局和一些辦學團體，都要大張旗鼓的去「禁獨」（至於「禁獨」政策會否欲蓋彌彰？本文不討論了）。本文旨在討論的，是提出「香港應否獨立」這一問題，其實反映出一個政治學和政治哲學中經典的課題，即人民為何服從政權？誠然，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就「為何服從政權」有不同的着眼點：前者研究現實世界的人們的行為和意見，找出他們服從政權的原因；後者則探索有什麼好的理由，可以成功說服個人服從國家？但無論如何，這兩個相關的學科，都指出一共同點：一個政權，除了使用合法的武力外，有沒有其他因素令人民服從它的政令？
契約論﹕政權由人民主使下成立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確立政權的重要理論是所謂「契約論」：國家的成立，人民負有服從其政令的義務，全因人民共同訂立了契約，據此互相協議放棄由自己使用武力，並將使用武力的權力都交予國家，而國家就負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生活等責任。簡言之，人民服從政權，只因政權乃由人民主使之下成立的、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權，其政令自己理所當然要遵守。反過來說，自己沒有份參與成立的政權，自然就沒有服從它的義務。
契約論貌似脫離現實，但2011年的冰島，就真的出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由市民集思廣益重寫憲法的初體驗。在香港，連任失敗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其所屬政團普羅政治學苑，就以「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為參選口號。當選成為全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羅冠聰， 其所屬政黨香港眾志，就提出「民主自決運動路線圖」，其中說明：「即使香港眾志並不提倡港獨，但為着體現『主權在民』的理念，我們同意公投應該包括獨立和地方自治等選項，而不管未來的主權狀態和憲政框架如何改變，大前提必然是要給予港人實踐民主自治。」以過通公投去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就是說，要確立政權的正統性（legitimacy），必須得到人民的自主授權，這可算是契約論的變調。
效益主義﹕為社會最多數人帶來效益
確立政權不必然只得契約論一途；效益\利主義（utilitarianism）就認為，只要能論證出，對社會最多數的人來說，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比活在另一政權或者活在沒有國家之下，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效益（utility），那我們理應接受——甚至追求——某國家的統治。和契約論相反的是，這是一個相當「現實」的理論進路，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現實的狀况去作判斷：對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來說，接受中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統治，與香港自立為主權國，究竟何者可為最大部分的港人帶來最大效益？
屠海鳴4月18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中央堅決反對「港獨」也是為了香港利益〉，正是不從中央政府或中國利益，而是從大部分香港人的福祉着眼，試圖說服大家，港獨不（單）是現實是否可行、是否違法的問題，而是絕不符合大部分港人的利益的行為：「衆所周知，國家戰略中蘊藏着諸多發展機遇，在香港經濟增長乏力的今天，這樣拋棄機遇，勢必讓香港經濟更加艱難。經濟舉步維艱，哪來的錢保障或改善民生？與此同時，『港獨』令香港陷入內耗深淵，政治生態惡化，特區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而中央『挺港』的政策勢必會減少。如此看來，『港獨』就是要毁掉港人福祉。」
訴諸眾人所可能享受或可能損失的效益，貌似夠實際、夠現實，應該最能有效說服大眾：有國家保障市民生活，比沒有國家好；活在中國政權下，比香港獨立好。但這種論證的重要變數，只要代入不同的意思，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什麼才是普羅大眾的最大利益？所有利益都可以量化、以金錢換算的嗎？考察一眾提出「自決」、「獨立」的組織，發現全部都認為，香港回歸中國政權之後，港人的福祉是每况愈下；繼續處於一國兩制之下，其實不符港人利益。例如社民連的《中港關係綱領》就指出：「中共自恃龐大的經濟力量，籠絡港台兩地的財團及政黨，官僚及親建制財團則從中漁利，壓榨普羅市民利益。面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力量，單單爭取一地之民主，已不能解決香港的政治經濟問題……當年中英前途談判及《基本法》起草，從未經過港人民主授權。主權移交以來，『一國兩制』愈趨崩壞。2014年，人大常委會更頒下違反《基本法》程序的8．31人大決定，公然背棄普選承諾。中共政權強迫在先，違約在後，『50年不變』已經如同空文。港人拋棄《基本法》，重新制憲，決定中港關係，實屬天經地義。」
效益論更大的問題是，就算今時今日計算的結果，是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更好，但這並不等於將來都永遠一樣好。即使根據固定的意思去理解何謂「眾人的福祉」，一旦滄海桑田、時移世易，效益主義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訴諸眾人的福祉利益，並不保證得出「香港人應該一直服從中國政權」。
不能只以武力壓人 應以理服人
刻下，支持和反對港獨的人，正為各自的立場爭論得不可開交，亦正在為自己的立場羅列支持理據。這顯示出不論正反相方，都同樣覺得，對於「為何服從政權」這一問題，不能只以國家武力去壓人，而應該以理服人。但這樣一來，港獨爭議不單止成功引發愈來愈多的人去思考此問題，更重要的是，應否統獨，已經成為香港人「自己」的問題。60年前提出以「民主建國」拯救儒家政治理想的當代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就提出「政治主體性」這一概念。意思大約是，我們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理應有自由、有權利為自己的政治作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因此既不能任由他人為自己決定，更不應該放棄自主，自甘墮落為他人的奴隸。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公民政治意識的覺醒。
對中國當權者來說，部分港人提出的港獨只是一政治問題。但從以上分析可見，提出港獨，其實是對「為何服從政權？」所引發的其中一個答案。愈來愈多人思考這個由港獨反映出來的問題，其實代表愈來愈多人覺醒，並開始成為自己政治的主人。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助理教授
契約論﹕政權由人民主使下成立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確立政權的重要理論是所謂「契約論」：國家的成立，人民負有服從其政令的義務，全因人民共同訂立了契約，據此互相協議放棄由自己使用武力，並將使用武力的權力都交予國家，而國家就負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生活等責任。簡言之，人民服從政權，只因政權乃由人民主使之下成立的、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權，其政令自己理所當然要遵守。反過來說，自己沒有份參與成立的政權，自然就沒有服從它的義務。
契約論貌似脫離現實，但2011年的冰島，就真的出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由市民集思廣益重寫憲法的初體驗。在香港，連任失敗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其所屬政團普羅政治學苑，就以「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為參選口號。當選成為全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羅冠聰， 其所屬政黨香港眾志，就提出「民主自決運動路線圖」，其中說明：「即使香港眾志並不提倡港獨，但為着體現『主權在民』的理念，我們同意公投應該包括獨立和地方自治等選項，而不管未來的主權狀態和憲政框架如何改變，大前提必然是要給予港人實踐民主自治。」以過通公投去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就是說，要確立政權的正統性（legitimacy），必須得到人民的自主授權，這可算是契約論的變調。
效益主義﹕為社會最多數人帶來效益
確立政權不必然只得契約論一途；效益\利主義（utilitarianism）就認為，只要能論證出，對社會最多數的人來說，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比活在另一政權或者活在沒有國家之下，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效益（utility），那我們理應接受——甚至追求——某國家的統治。和契約論相反的是，這是一個相當「現實」的理論進路，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現實的狀况去作判斷：對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來說，接受中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統治，與香港自立為主權國，究竟何者可為最大部分的港人帶來最大效益？
屠海鳴4月18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中央堅決反對「港獨」也是為了香港利益〉，正是不從中央政府或中國利益，而是從大部分香港人的福祉着眼，試圖說服大家，港獨不（單）是現實是否可行、是否違法的問題，而是絕不符合大部分港人的利益的行為：「衆所周知，國家戰略中蘊藏着諸多發展機遇，在香港經濟增長乏力的今天，這樣拋棄機遇，勢必讓香港經濟更加艱難。經濟舉步維艱，哪來的錢保障或改善民生？與此同時，『港獨』令香港陷入內耗深淵，政治生態惡化，特區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而中央『挺港』的政策勢必會減少。如此看來，『港獨』就是要毁掉港人福祉。」
訴諸眾人所可能享受或可能損失的效益，貌似夠實際、夠現實，應該最能有效說服大眾：有國家保障市民生活，比沒有國家好；活在中國政權下，比香港獨立好。但這種論證的重要變數，只要代入不同的意思，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什麼才是普羅大眾的最大利益？所有利益都可以量化、以金錢換算的嗎？考察一眾提出「自決」、「獨立」的組織，發現全部都認為，香港回歸中國政權之後，港人的福祉是每况愈下；繼續處於一國兩制之下，其實不符港人利益。例如社民連的《中港關係綱領》就指出：「中共自恃龐大的經濟力量，籠絡港台兩地的財團及政黨，官僚及親建制財團則從中漁利，壓榨普羅市民利益。面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力量，單單爭取一地之民主，已不能解決香港的政治經濟問題……當年中英前途談判及《基本法》起草，從未經過港人民主授權。主權移交以來，『一國兩制』愈趨崩壞。2014年，人大常委會更頒下違反《基本法》程序的8．31人大決定，公然背棄普選承諾。中共政權強迫在先，違約在後，『50年不變』已經如同空文。港人拋棄《基本法》，重新制憲，決定中港關係，實屬天經地義。」
效益論更大的問題是，就算今時今日計算的結果，是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更好，但這並不等於將來都永遠一樣好。即使根據固定的意思去理解何謂「眾人的福祉」，一旦滄海桑田、時移世易，效益主義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訴諸眾人的福祉利益，並不保證得出「香港人應該一直服從中國政權」。
不能只以武力壓人 應以理服人
刻下，支持和反對港獨的人，正為各自的立場爭論得不可開交，亦正在為自己的立場羅列支持理據。這顯示出不論正反相方，都同樣覺得，對於「為何服從政權」這一問題，不能只以國家武力去壓人，而應該以理服人。但這樣一來，港獨爭議不單止成功引發愈來愈多的人去思考此問題，更重要的是，應否統獨，已經成為香港人「自己」的問題。60年前提出以「民主建國」拯救儒家政治理想的當代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就提出「政治主體性」這一概念。意思大約是，我們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理應有自由、有權利為自己的政治作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因此既不能任由他人為自己決定，更不應該放棄自主，自甘墮落為他人的奴隸。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公民政治意識的覺醒。
對中國當權者來說，部分港人提出的港獨只是一政治問題。但從以上分析可見，提出港獨，其實是對「為何服從政權？」所引發的其中一個答案。愈來愈多人思考這個由港獨反映出來的問題，其實代表愈來愈多人覺醒，並開始成為自己政治的主人。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助理教授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