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香港新左翼的崛起 袁彌昌

【明報文章】上回筆者才剛提到所謂港獨及民粹主義很大程度是近年香港年輕人日趨嚴重的經濟問題的端倪與冰山一角，那邊立法會選舉立場明顯經濟上左傾的朱凱廸、劉小麗及羅冠聰即成為了最令人矚目的本土派贏家。他們成功當選正好側面印證了香港的年輕人問題，以至本土港獨問題的經濟民生根源及性質。


朱凱廸、劉小麗及羅冠聰雖被稱為「自決派」，但他們共通點絕不只有「民主自決」這一點——他們屬左翼本土，其理念實質上都針對「社會公義」這一點，對政府、權貴、地產商、鄉紳的霸權及互相勾結對普羅市民所造成的不公深痛惡絕，因此他們是左傾反霸權的。這與以本土身分認同為優先的右翼本土大不相同，兩者不能一概而論。


左傾反霸權的自決派

因此，所謂的「本土自決派」說穿了就是左翼政黨，其立場從他們3人均支持「2064全民養老金」方案（即學者養老方案）可見一斑。「票王」朱凱廸的「本土主義」實則上是以保育孆g地社區誘g包裝的左翼主張，再加上自由意志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m）元素，主張由基層政權和公社所運作的分權經濟，反對新界官、商、鄉、黑勾結對地方的控制及人們的剝削。


劉小麗的「本土主義」也帶有明顯的經濟民生性質。她號召香港人對抗「大白象」基建，阻止權貴透過基建工程抽取利益、削減政府理應承擔的民生福利的責任，令市民得以分享經濟成果和擁有生活尊嚴——這些不是左翼思想是什麼？


至於羅冠聰，儘管他較少表達這方面的主張，但筆者對其〈回應王維基參選：ABC運動對民主進程的局限〉一文（《明報》2016年7月7日）饒有印象——他暴露了只「反梁」、不進步的「生意佬復仇者聯盟」（文中指王維基、自由黨和商家）的政治圖謀，以及這班人與香港民主進程的矛盾，讓人們認識到羅冠聰反對資本家弄權的一面。


這種新左翼思潮及運動的冒起，在選舉結果中亦得到一定的體現：工黨的失利及淪為「一人黨」，顯示出着重基層和工人權益的工人黨在今天香港已不合時宜，正被能夠發起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的年輕政團所急速淘汰及取代。另一方面，左翼政團坐大及自由黨未能保住地區唯一議席，亦一定程度反映出這種左翼思潮已開始成為香港一種新的主流意識形態，有凌駕支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右翼意識形態之勢。這種新左翼政治運動所反對的，是目前香港無所不在的霸權；他們採取積極行動主義（activism）的組織方式，被認為能更有效地實現社會變革，也不與工人結盟，因此可把他們稱為「新左翼」。


打破僵化解讀 重現問題本質

對於中央及特區政府而言，新左翼的崛起不僅絕非壞消息，甚至有可能是打破目前困局的重要契機及切入點。首先，他們所主張的「民主自決」既非港獨，亦與「民族自決」不相干，充其量只是要奪回一些經濟民生方面的發言權和決定權，對國家及特區安全根本毫無威脅。再者，他們清楚說明了推動「民主自決」背後的原因與動機——「民主自決」只是手段，反霸權和反剝削、達到社會公義才是目的。且不說民主的本來目的就是為了讓民眾「自決」，這比起只講身分認同、不問任何其他緣由的港獨分子，來得理性和富建設性。


更重要的是，自決派以左翼政團形式冒起，實際上對香港社會及其問題的解讀，具有重大啟示意義：以前中央及政府未能看清這種左翼思潮和意識形態的形成，再加上香港問題本身盤根交錯，不易解決，以致一開始就將這種呼聲打成「民粹主義」，繼而上綱上線，將之政治化、妖魔化，最後港獨化——這一方面是一個升級（escalation）的過程，但另一方面卻是一個距離問題真相愈來愈遠的情况。


現在新左翼崛起，得到相當多市民的支持，正是打破目前將年輕人問題上綱上線、啟動一個降級或降溫（de-escalation）程序的重要時機——客觀意義上，新左翼崛起其實正逢其時，正好給予政府重要提示和下台階，「畀埋位政府入」，讓它至少可以以此為切入點，回應民意與民情。所以政府只需因勢利導，乘勢推出一些中間偏左政策，要疏導在香港日漸壯大且取得一定正當性的民粹主義，實則解決經濟民生方面的矛盾，應該可以取得一定成效的。


因勢利導 化訴求為施政

可幸的是，面對梁振英的邀請，自決派的朱凱廸與姚松炎（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候任議員），已表明願意跟特首對話。朱凱廸還說，既要監察政府，自然須與對方溝通——這是政府更弦換轍的良機，應該好好珍惜；同時亦須開始研究如何協調和融合左右兩翼思想，走出一條經濟上的「第三條路」，助香港走出困局。


市民支持自決派3人，除了他們是政壇新面貌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市民亦渴求一種沒有包袱、義無反顧的左翼本土「清新政治」。這一點只要政府善加利用、順應市民期望，將局勢降溫並且去政治化，紓緩經濟民生矛盾，局勢也非不能扭轉過來。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