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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成長於1980年代的我們，正屬過渡期的一代，受着民主回歸派的政治啟蒙，自然成為「大中華膠」。如今近不惑，環顧四盼才驚覺無分左右的民主回歸人與事——從曾鈺成到何俊仁，將隨2016年立法會選舉而集體謝幕。這不是對大佬政治或昔日光環的眷戀，而是對個人價值觀、歷史觀養成的自省與重整。
從1984到2016，當郎平再次帶領中國女排、項環金牌而來，中國、香港，以及彼此的關係，變得不一樣。相比起傳承下來的集體回憶，對於理想社會的共同追求，才是維繫現代國家的精神力量之源。凡事訴諸血緣、地緣、歷史淵源，反證出彼此價值觀和社會進程漸行漸遠。
無法擘劃未來，方才仰仗過去。就此而言，是否將中史重列必修科，實無損益於共同身分的建立。數十年前，我們或難以想像今天中國，在商業上、科技上、軍力上，竟然如斯強大；同時，也無法理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價值取向，為何變得前所未有的陌生。當港人愈來愈難把握「原母體」前進方向，尋求自決，遂成為某些年輕人的思考。
筆者在1997年會考，同屆好友笑言，我們是殖民地最後一批考生，卻是五星旗升起後，首批放榜的人。校舍就在維園對面，從「六四」晚會到保釣運動，再到九七前後的各種政爭，正為我輩成長烙印。毫無疑問，27年前，那個血紅凌晨，定義了我；畫面、言詞的震撼，成了自身政治信仰的底蘊。城在人在，其實是無法放棄中國人身分的變奏。
「六四」當年正好10歲，暴行發生前夜，默然站在20寸舊式電視前。只記得父親坐在小凳上，一邊錄影柴玲講話，一邊拿起紙筆，在膝上仔細記下字幕不確之處；據信訪問者國語平平，柴玲激動之際，某些言詞未能聽清，因而字幕有誤。其時父親說，想把文本寄予電視台，因為這就是歷史，而歷史不容有誤。
及後，在外公堆積如山的抗戰史籍中，翻到一名學長——黃作梅的故事。作為殖民學府——皇仁書院高材生，黃氏為何加入紅色游擊隊？其拍檔竟是一名庇理羅士女生？雙十年華的他與她，如何在中、日、英、美情報戰線上周旋？戰後，又如何在香港、倫敦成立新華社，成為紅色中國外交先鋒？上述種種，成為回歸之初，筆者最大的學術好奇，以及到英倫查閱檔案、尋求答案的動機。
從清廷割讓香港到中共建政，像黃作梅般一代又一代海外華人，為民主、獨立、均富的中國而奮鬥，甘付青春與生命。中國的現代化，卻因文革人禍，而擺盪10年。及至1979年，鄧小平訪美，中國人復於1984年洛杉磯奧運重登國際舞台，開展擁抱西方的「開放改革」之路。
一度隔絕的海外華人社群與中國大陸，由是重建經濟、文教、體藝聯繫。當時的中國甚或中共較為可親，因其「念今是而昨非」，以謙卑換來世界的接納與原諒。雖然，當時港、台發展水平遠在大陸之上，然而，在1970、1980年代之交，我們親歷中國內政、外交轉變，並深信兩岸三地正處於「同向不同步」的歷史進程之中。
訴諸民族自豪感 成注定落空的希望工程
只要繼續前行，現代化的中、港、台，總會在某個時空相遇；所謂「統一中國」，便成為更文明、更人性化社會的載體。就此而言，並不是說1984年中美重修舊好、中英公布聯合聲明之際，大陸的政治、社會、文化實况有多好；而是我們曾經相信，經濟條件的改善，終將推動政治文明，而大陸也將迎來全方位，尤其是人心的現代化。
然而，直至今天，孫楊抵港，當香港媒體問他如何看待禁藥罵戰時，仍然認為是中國的強大，讓世界感到威脅。該金牌泳手始終未能明瞭，或無法承認，並非中國的強大，而是其實力暴漲後，是非觀仍停留在洪荒時代，才讓世人懼而遠之。就此而言，向香港年輕一代訴諸民族自豪感，以強化社會向心力，便成為注定落空的希望工程。
須知道，美國不止是世上頭號強國，也是其中一個歷史最短，卻又最多元、團結的國家。美國就好比大上幾十號的香港，來自七洲五洋的移民，組成這個國家人口的九成。不同膚色、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並非出於共同回憶，而是為着共同未來，而對美國充滿信心和向心力。
無論在晚清還是抗戰，當中國至貧至弱，從孫中山到黃作梅，香港最有理想的年輕學子，其民族認同以及對現代革命的投入，並未稍減。及至今天，中國日趨強大，卻未有同步指向文明；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比起1980年代初，又豈有寸進？失卻了共同夢想和信念，成為部分香港新一代，往分離主義尋求答案的源頭。
然而，無論是否符合史實，台獨運動亦須以「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突破口。在諸多殖民地中，中國對香港主權的失而復得，卻是前所未有的清晰。英國人不止把香港這所「房子」的鎖匙，隆而重之地交予「原業主」中國，更為此廣邀國際親朋來見證。而後者也以《基本法》為憑，讓「原住客」香港人，維持既有生活模式。作為共和國公民，700萬香港人在治權、住權上自有其地位，卻難以推翻與13億人共享香港主權的歷史正義。畢竟，這早已不是滿清皇帝與不列顛女王的私相授受。
請用文明說服自己說服別人
殖民管治本不義，香港人卻在付出各式代價，包括人命傷亡後，傳承了英人現代文明中的自由與法治。就正如法治社會必然嚴懲任何遭煽動的暴行，以維護每一名市民的生命與財產。我們同樣相信，任何政治主張，無論統與獨，都應當在選舉、學校、媒體當中，踴躍提出。
我首先是自由人，然後才是中國人。請用文明說服自己、說服別人。香港已回歸，但民主大業事倍功半。繼「民主回歸」論後，中、港當局和社會精英，必須直面青年訴求。未能建立道德威信和價值指向，再強大的管治機器，依舊是沒有靈魂的空殼。就此而言，從1984到2016，我們步向終結，也回到起始。
作者是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從1984到2016，當郎平再次帶領中國女排、項環金牌而來，中國、香港，以及彼此的關係，變得不一樣。相比起傳承下來的集體回憶，對於理想社會的共同追求，才是維繫現代國家的精神力量之源。凡事訴諸血緣、地緣、歷史淵源，反證出彼此價值觀和社會進程漸行漸遠。
無法擘劃未來，方才仰仗過去。就此而言，是否將中史重列必修科，實無損益於共同身分的建立。數十年前，我們或難以想像今天中國，在商業上、科技上、軍力上，竟然如斯強大；同時，也無法理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價值取向，為何變得前所未有的陌生。當港人愈來愈難把握「原母體」前進方向，尋求自決，遂成為某些年輕人的思考。
筆者在1997年會考，同屆好友笑言，我們是殖民地最後一批考生，卻是五星旗升起後，首批放榜的人。校舍就在維園對面，從「六四」晚會到保釣運動，再到九七前後的各種政爭，正為我輩成長烙印。毫無疑問，27年前，那個血紅凌晨，定義了我；畫面、言詞的震撼，成了自身政治信仰的底蘊。城在人在，其實是無法放棄中國人身分的變奏。
「六四」當年正好10歲，暴行發生前夜，默然站在20寸舊式電視前。只記得父親坐在小凳上，一邊錄影柴玲講話，一邊拿起紙筆，在膝上仔細記下字幕不確之處；據信訪問者國語平平，柴玲激動之際，某些言詞未能聽清，因而字幕有誤。其時父親說，想把文本寄予電視台，因為這就是歷史，而歷史不容有誤。
及後，在外公堆積如山的抗戰史籍中，翻到一名學長——黃作梅的故事。作為殖民學府——皇仁書院高材生，黃氏為何加入紅色游擊隊？其拍檔竟是一名庇理羅士女生？雙十年華的他與她，如何在中、日、英、美情報戰線上周旋？戰後，又如何在香港、倫敦成立新華社，成為紅色中國外交先鋒？上述種種，成為回歸之初，筆者最大的學術好奇，以及到英倫查閱檔案、尋求答案的動機。
從清廷割讓香港到中共建政，像黃作梅般一代又一代海外華人，為民主、獨立、均富的中國而奮鬥，甘付青春與生命。中國的現代化，卻因文革人禍，而擺盪10年。及至1979年，鄧小平訪美，中國人復於1984年洛杉磯奧運重登國際舞台，開展擁抱西方的「開放改革」之路。
一度隔絕的海外華人社群與中國大陸，由是重建經濟、文教、體藝聯繫。當時的中國甚或中共較為可親，因其「念今是而昨非」，以謙卑換來世界的接納與原諒。雖然，當時港、台發展水平遠在大陸之上，然而，在1970、1980年代之交，我們親歷中國內政、外交轉變，並深信兩岸三地正處於「同向不同步」的歷史進程之中。
訴諸民族自豪感 成注定落空的希望工程
只要繼續前行，現代化的中、港、台，總會在某個時空相遇；所謂「統一中國」，便成為更文明、更人性化社會的載體。就此而言，並不是說1984年中美重修舊好、中英公布聯合聲明之際，大陸的政治、社會、文化實况有多好；而是我們曾經相信，經濟條件的改善，終將推動政治文明，而大陸也將迎來全方位，尤其是人心的現代化。
然而，直至今天，孫楊抵港，當香港媒體問他如何看待禁藥罵戰時，仍然認為是中國的強大，讓世界感到威脅。該金牌泳手始終未能明瞭，或無法承認，並非中國的強大，而是其實力暴漲後，是非觀仍停留在洪荒時代，才讓世人懼而遠之。就此而言，向香港年輕一代訴諸民族自豪感，以強化社會向心力，便成為注定落空的希望工程。
須知道，美國不止是世上頭號強國，也是其中一個歷史最短，卻又最多元、團結的國家。美國就好比大上幾十號的香港，來自七洲五洋的移民，組成這個國家人口的九成。不同膚色、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並非出於共同回憶，而是為着共同未來，而對美國充滿信心和向心力。
無論在晚清還是抗戰，當中國至貧至弱，從孫中山到黃作梅，香港最有理想的年輕學子，其民族認同以及對現代革命的投入，並未稍減。及至今天，中國日趨強大，卻未有同步指向文明；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比起1980年代初，又豈有寸進？失卻了共同夢想和信念，成為部分香港新一代，往分離主義尋求答案的源頭。
然而，無論是否符合史實，台獨運動亦須以「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突破口。在諸多殖民地中，中國對香港主權的失而復得，卻是前所未有的清晰。英國人不止把香港這所「房子」的鎖匙，隆而重之地交予「原業主」中國，更為此廣邀國際親朋來見證。而後者也以《基本法》為憑，讓「原住客」香港人，維持既有生活模式。作為共和國公民，700萬香港人在治權、住權上自有其地位，卻難以推翻與13億人共享香港主權的歷史正義。畢竟，這早已不是滿清皇帝與不列顛女王的私相授受。
請用文明說服自己說服別人
殖民管治本不義，香港人卻在付出各式代價，包括人命傷亡後，傳承了英人現代文明中的自由與法治。就正如法治社會必然嚴懲任何遭煽動的暴行，以維護每一名市民的生命與財產。我們同樣相信，任何政治主張，無論統與獨，都應當在選舉、學校、媒體當中，踴躍提出。
我首先是自由人，然後才是中國人。請用文明說服自己、說服別人。香港已回歸，但民主大業事倍功半。繼「民主回歸」論後，中、港當局和社會精英，必須直面青年訴求。未能建立道德威信和價值指向，再強大的管治機器，依舊是沒有靈魂的空殼。就此而言，從1984到2016，我們步向終結，也回到起始。
作者是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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