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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作者﹕黃偉豪
“ 前言：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本周我們從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港獨議題，希望帶出更寬闊的視角。 ”——觀點版編輯
在著名小說《三國演義》的開頭和結尾，都有一句重要的說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中反映的一個深層的意義，並非統一與分裂是一個必定的循環，而是兩者其實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而它們背後所代表的集權（centralization）與分權（decentralization）兩股力量的平衡，亦會因應歷史的發展和時局的變化，而需要不斷調整。而且，無論統一或獨立，在全球化下，沒有一個城市或地區是孤島，可以完全脫離和世界其他地方和國家的關係和互動。因此，目前香港有關「港獨」與「反港獨」的爭論，其實是一個假對立（false dichotomy）。在這個錯誤的框架下進行討論，只會流於空泛及情緒化；最嚴重的是，使我們完全忽視爭論背後的管治問題。
港獨誕生 源於一國兩制希望幻滅
「港獨」在香港的誕生是源於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希望的幻滅。自1980年代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大部分香港人所要爭取的只是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希望中央會真心兌現承諾，給予香港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如果要將香港人對於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的思考和論述，分為不同的主要階段，大約可以粗略地分成3個階段，分別是：回歸前的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至回歸後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管治、第二任特首曾蔭權的7年任期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及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至現在的本土政治運動的盛起。
在第一個階段裏，自香港的前途成為了公眾的議題後，「港獨」從來未成為當時香港人心目中的選項。除了一些關於香港是否有足夠條件，在不依靠中國或英國繼續在國際社會生存的實際考慮外，當時仍有不少香港人是在內地出生，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甚高，也使「獨立」從不是一個受重視的議題。當時最多香港人渴望的是香港「維持現狀」，在九七後繼續由英國管治。可惜，在中國的堅持及反對下，香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追求「民主回歸」，接受在一國兩制的構思及《基本法》的保障下，建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來抗衡可能來自北京的干預。
可是，在董建華任內，民主發展遲遲未有根據基本法落實，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例如兩個民選的市政局被取消、區議會被加入了政府委任的議席，及推行高官問責制把公務員政治化。所以，在這個時期最常見的七一遊行主題便有「還政於民」、「打破小圈子選舉」等，所追求的並非「反中國」，只是希望她可以依照基本法內的承諾，給予香港民主。
第二個階段的曾蔭權年代是一個有趣的演化期。在曾的管治下，「反對地產霸權」與「打倒官商勾結」成為了遊行和抗爭的最熱門口號。與此同時，社會上的貧窮、分配不均，及房屋樓價、水貨客、低工資、長工時等民生問題也日益嚴重。在此階段，市民亦開始被說服民生和政治有互不可分的關係。社會上亦由「80後」帶頭，展開了保育本土文化及集體回憶，包括了保衛皇后碼頭、守護菜園村、反高鐵撥款等的社會運動。社會上對香港現况的種種不滿，最終亦透過以政治為主題的雨傘運動爆發出來。雖然雨傘運動的主題包括了「命運自主」、「自己香港自己救」等，但主要的思想也是民主化及高度自治，及保留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一切仍然符合一國兩制的原意及初衷。
雨傘運動是第二和第三階段的重要分水嶺。港獨運動的成長，便是緣於雨傘運動的失敗。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但也不足以動搖中央封殺2017年民主普選特首的決心。既然經歷了多年在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下，向中央爭取民主等種種訴求已宣告失敗，「港獨」自然成為了一條新出路，並對充滿熱血及飽受種種社會問題打擊的年輕人充滿了吸引力。港獨背後的邏輯和思維不難明白：既然一個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香港社會上眾多問題的萬惡根源，而中國就是阻止香港制度改革的元兇，與中國切割、爭取獨立，便成為了一個簡單和直接的結論。
由以上的分析和回顧，可以得出兩個重點。第一，「港獨」的出現基本上是一個演化的過程，非一夜之間冒起，和回歸後近20年香港的政治及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第二，「港獨」的形成和冒起，是出於香港的管治發生了重大問題，而又缺乏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行方法；或更正確地說，中央成為了市民眼中改革香港的絆腳石，所以「獨立於中國」，才被視為香港的出路。
可惜，目前關於港獨的討論，包括了政府的立場，是流於情緒或道德上的判斷，使這題目成為了只有「對」與「錯」、「正」或「邪」的極端兩面，完全無助了解問題的核心和尋求解決方法。最重要的是「港獨」與「不港獨」根本是一個假對立。世上沒有一個良好管治的國家，不需要下放權力及責任給地方政府，也沒有任何國家完全可以獨立自主，不需要考慮和鄰近地區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和互動，及如何與世界接軌。在分權的角度來看，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力，有助政府更貼近市民，制訂更多符合當地實情和需要的政策，也有利於市民更近距離地監察政府，增加其透明度和問責性。即使趨向獨立，在全球化的的大環境下，香港也要建立更廣闊的視野和胸襟，和更多的包容，這正是跟日漸激進和仇外的港獨情緒背道而馳，情况使人擔心。
減港獨支持 最有效是處理管治問題
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句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港獨的出現，無論是緣於愛，還是緣於恨，也不是無緣無故。歸根究柢，「港獨」之所以成為了香港前途的其中一個選項，是很多其他選項已被證明了「此路不通」。要減低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港獨的支持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處理引發港獨思潮的管治問題。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 前言：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本周我們從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港獨議題，希望帶出更寬闊的視角。 ”——觀點版編輯
在著名小說《三國演義》的開頭和結尾，都有一句重要的說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中反映的一個深層的意義，並非統一與分裂是一個必定的循環，而是兩者其實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而它們背後所代表的集權（centralization）與分權（decentralization）兩股力量的平衡，亦會因應歷史的發展和時局的變化，而需要不斷調整。而且，無論統一或獨立，在全球化下，沒有一個城市或地區是孤島，可以完全脫離和世界其他地方和國家的關係和互動。因此，目前香港有關「港獨」與「反港獨」的爭論，其實是一個假對立（false dichotomy）。在這個錯誤的框架下進行討論，只會流於空泛及情緒化；最嚴重的是，使我們完全忽視爭論背後的管治問題。
港獨誕生 源於一國兩制希望幻滅
「港獨」在香港的誕生是源於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希望的幻滅。自1980年代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大部分香港人所要爭取的只是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希望中央會真心兌現承諾，給予香港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如果要將香港人對於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的思考和論述，分為不同的主要階段，大約可以粗略地分成3個階段，分別是：回歸前的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至回歸後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管治、第二任特首曾蔭權的7年任期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及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至現在的本土政治運動的盛起。
在第一個階段裏，自香港的前途成為了公眾的議題後，「港獨」從來未成為當時香港人心目中的選項。除了一些關於香港是否有足夠條件，在不依靠中國或英國繼續在國際社會生存的實際考慮外，當時仍有不少香港人是在內地出生，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甚高，也使「獨立」從不是一個受重視的議題。當時最多香港人渴望的是香港「維持現狀」，在九七後繼續由英國管治。可惜，在中國的堅持及反對下，香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追求「民主回歸」，接受在一國兩制的構思及《基本法》的保障下，建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來抗衡可能來自北京的干預。
可是，在董建華任內，民主發展遲遲未有根據基本法落實，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例如兩個民選的市政局被取消、區議會被加入了政府委任的議席，及推行高官問責制把公務員政治化。所以，在這個時期最常見的七一遊行主題便有「還政於民」、「打破小圈子選舉」等，所追求的並非「反中國」，只是希望她可以依照基本法內的承諾，給予香港民主。
第二個階段的曾蔭權年代是一個有趣的演化期。在曾的管治下，「反對地產霸權」與「打倒官商勾結」成為了遊行和抗爭的最熱門口號。與此同時，社會上的貧窮、分配不均，及房屋樓價、水貨客、低工資、長工時等民生問題也日益嚴重。在此階段，市民亦開始被說服民生和政治有互不可分的關係。社會上亦由「80後」帶頭，展開了保育本土文化及集體回憶，包括了保衛皇后碼頭、守護菜園村、反高鐵撥款等的社會運動。社會上對香港現况的種種不滿，最終亦透過以政治為主題的雨傘運動爆發出來。雖然雨傘運動的主題包括了「命運自主」、「自己香港自己救」等，但主要的思想也是民主化及高度自治，及保留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一切仍然符合一國兩制的原意及初衷。
雨傘運動是第二和第三階段的重要分水嶺。港獨運動的成長，便是緣於雨傘運動的失敗。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但也不足以動搖中央封殺2017年民主普選特首的決心。既然經歷了多年在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下，向中央爭取民主等種種訴求已宣告失敗，「港獨」自然成為了一條新出路，並對充滿熱血及飽受種種社會問題打擊的年輕人充滿了吸引力。港獨背後的邏輯和思維不難明白：既然一個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香港社會上眾多問題的萬惡根源，而中國就是阻止香港制度改革的元兇，與中國切割、爭取獨立，便成為了一個簡單和直接的結論。
由以上的分析和回顧，可以得出兩個重點。第一，「港獨」的出現基本上是一個演化的過程，非一夜之間冒起，和回歸後近20年香港的政治及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第二，「港獨」的形成和冒起，是出於香港的管治發生了重大問題，而又缺乏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行方法；或更正確地說，中央成為了市民眼中改革香港的絆腳石，所以「獨立於中國」，才被視為香港的出路。
可惜，目前關於港獨的討論，包括了政府的立場，是流於情緒或道德上的判斷，使這題目成為了只有「對」與「錯」、「正」或「邪」的極端兩面，完全無助了解問題的核心和尋求解決方法。最重要的是「港獨」與「不港獨」根本是一個假對立。世上沒有一個良好管治的國家，不需要下放權力及責任給地方政府，也沒有任何國家完全可以獨立自主，不需要考慮和鄰近地區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和互動，及如何與世界接軌。在分權的角度來看，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力，有助政府更貼近市民，制訂更多符合當地實情和需要的政策，也有利於市民更近距離地監察政府，增加其透明度和問責性。即使趨向獨立，在全球化的的大環境下，香港也要建立更廣闊的視野和胸襟，和更多的包容，這正是跟日漸激進和仇外的港獨情緒背道而馳，情况使人擔心。
減港獨支持 最有效是處理管治問題
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句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港獨的出現，無論是緣於愛，還是緣於恨，也不是無緣無故。歸根究柢，「港獨」之所以成為了香港前途的其中一個選項，是很多其他選項已被證明了「此路不通」。要減低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港獨的支持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處理引發港獨思潮的管治問題。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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