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死讀書」＝「讀死書」？

【明報文章】念社會學的人，對經濟學家一般都沒有好感。這當然有「眼紅」的成分，但大家的基本理念差異，也是原因。不過，凡事都有例外，今天我就要向大家介紹其中一位令我拜服的經濟學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赫克曼有多厲害？他是芝加哥大學教授（也是我普林斯頓研究院的前期「師兄」），在2000年和丹尼爾麥克法登（Daniel McFadden）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然不會是浪得虛名。最早認識他，是在研究院念計量經濟學時所學到的「赫克曼校正法」（Heckman correction method）。赫克曼的貢獻，在於他設計了一個方法，來修正因為樣本選擇問題出現的偏差。該方法涉及專業知識，這裏只能打住。但重要的是，他在方法學上的創新，成就了他在教育經濟學上的偉大成就。


什麼能力對學生有用？ 如何評量？

當討論教育對我們的影響之時，大多集中在教育對認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的培養。不少教育改革家於是提出不少對策，如「小班教學」、「加強老師培訓」、「增加學校問責性」等等，但卻甚少思考究竟學校應教什麼，才可令學生將來能成功，並能對社會作出貢獻。赫克曼於是質問教育體系，究竟什麼能力（skills）長遠來說才對學生有用？又應該如何評量這些能力？


他認為能力是多方面、動態及互補的（skills are multiple, dynamic and complementary）。其中，認知能力——獲取與保留知識的能力——通常最受重視；但他強調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如自控力、堅忍、高動機、自信等良好品格（character）也是人類核心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他認為美國目前的教育制度過分注重認知能力，強調以標準測試來量度認知能力，並將整個教育制度的運作集中培養認知能力，而忽視非認知能力的塑造。


赫克曼的核心思想在於，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對人的一生發展可能同樣重要。他大部分的研究，就是以愈形精細的計量方法來分析大型數據庫，來論證這觀點。


香港的家長最重視認知能力或其連帶而來的學業成績，但赫克曼告訴我們，對很多我們都覺得重要的青年發展指標，兩種能力的效果都不容忽視。


利用一個在美國進行的大型追蹤調查的數據，他以複雜的計量模型來估算，在不同教育水準的30歲青年人當中，「控制」了其他因素後，每一「單位」少年時的非認知能力與認知能力，令薪金增加了百分之幾（圖1的Y軸）。如圖1所見，除了在4年制大學畢業的男性中間，少年時所量度的非認知能力比認知能力的影響稍低之外，在其他教育水準，前者的影響都比後者強，而在女性當中尤其明顯。還有，非認知能力對學業成就的影響，雖不及智力，但也有顯著影響。


赫克曼也分析了另一個在英國進行的大型研究。研究調查了1970年4月5日至4月11日在英倫三島出生的所有嬰兒，然後在其後30多年間進行7次跟進調查。他採用了參與者1970年出生時的資料、1980年（10歲）時所作的調查來量度不同能力及在2000年（30歲）時的個人發展結果。在1980年的調查中，測量了參與者的語文、數學、閱讀理解等認知能力，也評估了自控、毅力、合作、專注、堅持等非認知能力。而在2000年的調查中，調查團隊蒐集了學歷、工資和就業，及各健康指標來分析不同類型的核心能力對青少年長期發展的效果。


他的分析首先將教育程度的影響和其他核心能力分開，發覺在一定的學歷水準情况下，認知和非認知能力的總和，相對學歷在不少重要個人發展指標上都有一定重要性。接着他以統計方法將兩種能力的相對影響進一步區分，圖2表示了在中學程度的男性研究參與者當中，10歲時顯示的非認知能力，對不少指標都有正面影響，而且都比認知能力更強，如非認知能力較高的，會多做運動、較少吸煙和試吸大麻，也較少有情緒問題，更較少有健康和肥胖問題。反過來，認知能力對這些指標的影響，就稍有不同，如10歲時較聰明的人，成年吸煙的機會反而更高，也更容易有健康問題，而在其他指標上非認知能力的正面影響都有過之。女性和其他教育水準人們的情况大致相同。但總的來說，他認為認知能力的好處被高估，而非認知能力則應更受重視。


迷信學業成就 同謀催谷學生

他為了令公眾接受他的觀念，構建了個人網站（heckmanequation.org），把他的研究成果發表與總結介紹。我一邊看，其實一邊想起的是我們香港。赫克曼指控美國的教育政策愈來愈傾向以各種公開標準化考試來評估學生、老師甚至學校，如老師的薪水可與考試結果掛鈎。他指出，以公開試評估學生發展而向老師與學校問責，其結果只是「催谷」了學生健康成長和未來成功發展所需要的核心能力的一小部分。暫且不論公開考試是否能夠全面準確地評估學生的認知能力，但是學校和老師在壓力下，必然會專注加強與學業成績相關認知能力，但卻必然會忽略了其他非認知能力的培養。


香港的情况其實好不了多少，因為我們不單是在教育系統和學校在公開試（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Pre-S1；中學文憑考試，DSE）問責制的魔笛下「全力拼成績」，甚至家長也往往迷信學業成就的重要性而「同謀」催谷子女。我不完全認同有些人士，對時下年輕人品格出了問題的指控，但也不能無視我們在學校與家庭中，確實往往把認知能力和學業成績作為關注的焦點。


當然家長和老師不可能不知道品格的重要，但學業能力被追捧，也和教育制度中的升學機制有莫大關係。我們的公立大學學位相對稀少，而大學聯招制度卻是基本上以單一標準來決定同學們高中畢業後出路。雖然我們聯招制度中有各種各類的機制（如校長推薦計劃或面見），企圖冲淡考試成績的影響，但到最後，還是成績掛帥。大學各學系受制於制度，也不能不按本子辦事，因為每年，和同學們一樣，我們都會收到成績單，列出我們收生的成績（也是以公開試結果來計算），並要和同校其他學系評比，更有排行榜和升跌趨勢榜出現。


打破魔咒不是易事

無論我們是如何希望「適才入學」，但在既有制度之下，名大學要擺脫「成績至上」的束縛，並不容易。無怪乎最近有教育團體（「教育2.1」）提出要大學放棄現有收生基準，除考慮考試成績外，亦應重視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換句話說，就是要在學術、認知能力以外，另闢蹊徑，容許多元升學。其實近鄰台灣，自2006年在各頂級大學間推動的「繁星計劃」，也有類近意義，但就偏重照顧偏鄉弱勢學生。


不過知易行難，如何能打破單一認知能力的魔咒，鼓勵學校與家長培育同學們的其他能力，並在升學機制中建立有效而公平地評估各種非認知能力的方法，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後，當然也要承認，就算在經濟學界，赫克曼的觀點與方法，也不是完全沒有爭議。


革命其實還未開始，謹希望各路有心人士繼續努力，為香港教育創出一片新天地。


參考資料：

．Heckman, J. J., Stixrud, J., & Urzua, S.（2006）.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3）, 411－482.

．Conti, G., Heckman, J., & Urzua, S.（2010）. "The Education-Health Gradi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 234.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