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看罷日本接棒2016年巴西里約，筆者與一眾好友十分期待2020年東京奧運。無他，那個充滿了卡通人物、電子聲效和日本風情畫和東京奧運宣傳片實在令人着迷，叫一眾「80後」、「90後」會心一笑。在流行文化研究，學者往往會用「軟實力」（soft power）形容那些成功提升國家形象並帶來經濟效益的文化產品。「軟實力」是來自國際關係的詞彙，由美國學者Joseph Nye提出，始於Nye對美國流行文化對全球影響的思考。日本文化正正就是「軟實力」的展現。縱使我們見到韓國流行文化（「韓流」）已經挑戰了日本的統領地位，但是當日本還能自信滿滿地穿戴上個世紀的流行文化符號站在國際舞台上，我們就知道這個「軟實力」依然強大。
日本流行文化切中時代脈動
東洋的流行文化是我這個世代、「七八十後」的共同回憶。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是日本流行文化統領亞洲甚至遠渡重洋達至北美的年代。電視劇、流行曲、漫畫，以及各種衍生品，帶領了一個時代的流行品味。日本的流行文化代表了現代化、都市化、集體主義（連超人打怪獸都是有伙伴同行的），以及站在東亞脈絡下的警世預言（宮崎駿），當然少不了俊男美女。日本的流行文化對香港和韓國有着深刻的影響，無論是從文化產品上的跨文化挪用，還是整個流行文化生產系統的借鑑，這兩地的文化產業在1980至1990年代均有着深刻的日本痕迹。觀眾對於日本時裝劇的喜愛，源自劇中的各種元素符合了同樣在經濟發達地區的香港人對於「現代都市生活」的遐想，例如「白領」的生活模式（辦公室政治、放工後的娛樂或落寞）、對於「家庭」的想像（年輕人作為原子般的生活在大都市的「石屎森林」、雙親要麼是隱世的富人要麼是來自鄉下的善良老人），更重要的是那些突如其來又彷彿冥冥中注定的姻緣。放大來說，這個也是日本經濟最輝煌的時代，是現代化進程中熱血青年蜂擁至大都市打拼的時代。在宏觀和微觀的面向，日本流行文化放射出來的意象正好切中時代脈動。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大眾文化產品對真實事物的簡單化、美化、誇張甚至扭曲，從而給觀眾帶出「被製造的真實」；而另一方面，日本流行文化，特別是日劇，最成功之處在於帶出了現代生活的多樣面向，在大都市最求夢想的甜酸苦辣只有過來人自知。不同於香港電視劇的古裝武俠、宮廷鬥爭和家族爭產，從日劇俊男美女在繁忙都市的角落的各種掙扎和拉扯中，點滴辛酸引起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的共鳴。
日本流行文化的盛行，一開始並沒有太多政府的扶持和介入，反而是在韓國流行文化已經大行其道而日本正經歷經濟衰退的2000年代，東京時任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及時任外相麻生太郎利用動漫的力量作政治外交，例如在海外設立一個24小時專播日本動畫及文化相關的英語電視頻道、設立國際性的動漫大獎賽以加強東京作為全球動漫中心的地位等等。日本的流行文化外交到底能不能扭轉日本經濟衰退的命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日本流行文化的力量在民間和政府的推動下依然強大，且看Pokémon GO在全球已經擁有破億的玩家。
韓流打造「面向世界的亞洲面孔」
2000年代開始，隨着韓國的民主化與經濟起飛，韓流（Hanyu）漸漸取代日本風。韓流從一開始的模仿日本，到後來很快地改變策略，劍指打造「面向世界的亞洲面孔」。很多韓國明星瑝恓撉漲W稱和他們的歌曲都包含簡短的英文字（例如「Rain」）。雖然韓文遠遠未成為世界流行語文，但這些簡短的英文字就成為韓流在非韓文世界的識別。當香港和日本的流行文化經歷衰退並歸因於互聯網上的侵權行為時，韓國逆流而上，反其道而行之地在互聯網上載高質量的MTV供免費觀賞。藝員細緻的妝容、整齊而有力的舞步、強烈的節奏以及精緻的場景設計超越了語言的界限，從滿足視覺享受的角度佔領亞洲甚至環球的市場。在這裏不得不提的是韓國政府在推行流行文化方面的不遺餘力：為了抗衡日本文化的侵略，逐漸去除漢化遺風，韓國政府將流行文化列為國民經濟政策的重要一項，打造強烈的帶有愛國主義式的身分認同以及韓國國家形象的全球行銷。風靡一時的《來自星星的你》就帶動了旅遊經濟，其拍攝場景成為了各大旅行社首爾路線的重點推介。
港式流行文化 成身分認同重要組成
回到我們香港。毫無置疑地，港式流行文化從殖民地時期已經成為香港身分認同的重要組成。而對於眾多的訪港旅客來說，流行文化產品在幾十年來已經潛移默化成為了他們想像的「香港」。香港在1960至1970年代是世界第三大電影出口地區，僅次於美國和印度。香港的幅員對於美國和印度來說，只是蚊型的地區，但是可以獲得如此高的地位，可想而知當年的創造力和行銷力。香港電影一度雄霸台灣和東南亞的市場。對於散落世界每個角落的海外華人，他們對於家國的鄉愁從香港電影（以邵氏為首的）的江南小調和民間傳說得以抒懷。1980年代，各大經濟實力雄厚的院線百家爭鳴（新藝城、嘉禾、德寶、美亞、雙南線），製作精良力求創新的電影作品屢破票房紀錄（《最佳拍檔》系列、《英雄本色》系列），常常出現萬人空巷觀看午夜場新片首映 。而香港電視連續劇和香港流行音樂對於大中華地區甚至全球的影響，同樣是3天3夜都未必能盡道。但是來到今天，「香港樂壇已死」和「香港電影已死」的評論並不少見。筆者用整數的年份做簡單的統計（見表），單單從數量上看，香港從年產超過200部電影到今天少於100部，當中有不少是政府資助的年輕導演實驗性短片。香港電影人北上發展已成潮流，2003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簽訂、大陸市場對港片的開放始為萎縮的香港電影工業帶來曙光。
除卻電影，曾經是香港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香港電視劇已經被不少觀眾遺棄，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各種途徑去到觀賞中國大陸、韓國和歐美的電視劇。之前有香港卡拉OK的負責人接受香港的傳媒訪問表示，近年沒有人追廣東話新歌，要「數番今年10首廣東歌都好難」；他更表示，愈來愈多人反而點唱20年前的歌。
我們需要重視歷史文化的政府
香港不是沒有文化，而且香港曾經有很厲害的文化。如果我們要推銷城市，除了星光大道、維港和西九龍，還有什麼？香港作為全球城市、亞洲中心，除了金融和房地產，其實早在一個世紀前，香港的流行文化已經扮演着這樣的橋樑角色 。筆者不想搬出「我們需要政策推動」這樣的老調重彈。香港政府不乏政策，例如西九龍文化中心的建成、電影發展基金的投入、一系列的博物館翻新計劃。但是看來看去，我們的城市的主調還是金融和購物式旅遊。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尚且沒有政府的介入，單靠民間和商業力量造就了「東方荷李活」；今天，我們有政策的支持，還可以做什麼？筆者作為初出茅廬的學者，我只能建基於掌握到的歷史資料和理論知識，指出現况的窘迫。我們需要的除了政策，更需要一個重視歷史文化的政府。面對和上世紀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和媒體環境，我們需要一個這樣的政府和民間及商業力量一起集思廣益，努力找出路。例如，資深電影人岑建勳曾經提出，本地市場的萎縮和昂貴的租金迫使電影人北上開拓；如果政府的土地政策可以推動影院的建設（例如規定每個新建的商場或屋苑有影院保留用地，並提供優惠租金），對廣大影人來說未嘗不是一個福音。這個獻策是否真的有用，目前還不知道，但至少是一個嘗試，以文化主導公共建設的規劃。
縱使叮噹（多啦A夢）已經老去、縱使超級馬里奧已經陪伴了幾代人的成長，但是在2016年里約奧運閉幕式上，這些經典卡通人物的出現依然能夠觸動人心，足以體現流行文化之力量。許多香港人，包括筆者在內，都希望香港的流行文化能夠重新振作，希望香港的社會能夠兼容並蓄、百花齊放。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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