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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香港人有一種相當奇怪的習慣，就是每每談論到「體育運動」這個題目的時候，經常會「忽然興奮」起來——政府如此，民間亦差不多一樣。每次體育運動有機會成為一個話題（無論是足球，又或者是奧運項目），各界都會表現得相當興奮，說說這、說說那。可是，興奮過後，一切回復「舊常態」，而再過一段（不太長的）時間之後，甚至會忘記了大家曾經興奮過，而開始追究有無善用公帑，要求交出應有的成績。
對於特區政府「忽然」熱心支持體育運動，並打算加大力度推動發展，我（作為熱愛運動之人）當然不希望又是另一次3分鐘熱度、虎頭蛇尾、半湯不水；不過，觀其往績，又實在難以樂觀。
把問題看得太簡單
這種「忽然興奮」除表現於對體育運動作出信口開河式的承諾之外，同時又會令某些人一廂情願的正面評價一切相關或不太相關的事情。舉例：國家奧運選手來港作親善訪問，並未有發生一些人預期中的喝倒采、衝擊等令人尷尬的場面，於是坊間的意見與分析「忽然」變得正面、樂觀，部分媒體甚至談到這次訪問順利進行，有助緩和中港矛盾和衝突云云。於是，社會上又流傳一種說法，覺得只要內地與香港能相互欣賞，便能培養感情，而兩地之間的關係便能修補（甚至逐漸改善）。
以上的想法作為一種主觀願望，這可以理解。但我們必須明白，單憑國家奧運選手來港訪問的經驗而總結出緩和、化解矛盾之可能，實在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無助於了解各種表面現象底下，存在怎樣的問題。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明白，到場觀賞國家奧運代表表演的，跟近年對內地人極不友善的，是兩批差不多完全沒有重疊的群體。前者的熱情投入根本上並非後者一改其不友善態度而帶來的轉變。我們其實一直都知道，香港社會上存在這兩種（或甚至是更多種類的）群體，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截然不同，任何一方也無法說服對方改變看法。以前很多人對於這樣的一個狀况的回應相當簡單——只要某一種態度獲得大多數市民所採納，那便成為社會的主流，能將少數邊緣化或抑壓住，於是所謂少數的想法就難以在社會廣泛層面上產生作用。我想指出的是，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裏，以上假設和理解早已站不住腳。
目前香港社會跟以前不同之處，不在於反共的人在數量上有所增加：坦白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逃避共產主義而遷徙來英殖香港的人，大有人在；而曾經於1949年後在大陸吃過苦頭的人，亦為數不少。當年所謂反共，很多都是建立在個人或家庭的生活經驗之上。當然，還有忠於或親國民黨的一群。只要嘗試將這幾類人士加起來，就肯定知道那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從某個角度來看，今天的反共情緒，可能還沒有以前的濃厚。不過，現時坊間裏所見到的反共人士，他們不單止抗拒中共，而且還對自己是否「中國人」，亦有很強烈的看法。這是回歸以後的一種新的狀態。以前在香港，對很多人來說，國家與政權是兩個可以分開的概念，個人可以不喜歡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孆峇今堨蟆瞗A但卻可以熱愛中國。你可以說那是冷戰時代的特有政治環境，甚至認為那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可是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則那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立場——有些人覺得可以談國家而不談政治、不參與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也有人認為他們心中的國家、歷史、文化，可以跟政治保持距離。九七回歸之後，北京當然不會鼓勵香港人繼續將國家與政權視為可以分開的概念，而特區政府亦一樣不會這樣做。在這樣的情况下，「國家」的概念只有單一的層次，而這卻跟香港文化格格不入。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他們不會接受因為要愛國，或基於任何抽象概念，而對內地各種腐敗的現象只作有限度的批評，又或者對官方的論述照單全收。香港人的一項特點，就是在這些問題上不會「適可而止」。如何在香港發展出一套可以對黨、國毫無拘束地作出批評，而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很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怎樣建立具香港特色的民族情懷？
今天，另一個新現象是儘管反共人士在數量上尚未能夠成為大多數的一方，他們的言論、行動卻往往可以吸引大批同情者的注意、不拒絕或甚至覺得也是一種意見。持最激烈和最激動的言論的人士，我相信到目前為止仍是少數，但周邊很多人卻不會認為他們的意見、行動應受到限制，同時亦沒有打算要抗衡一下。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而北京和特區政府最需要了解的，不是時下那些內容並不充實的激動言論，而是為何社會大眾變得如此「無所謂」。一種解釋是儘管他們並不認同激動派（或激烈派）的言論和行動，但卻覺得通過那些人的嘴巴和身體，可以表達出心中某些不滿。也有一種解釋是認為現時特區政府權威低落，任何對政治建制作出挑戰，都能引起一些迴響。「忽然興奮」一下的運動熱，能否幫助北京和特區政府將那些在中間的群眾搶過來，實在是未知之數。而就算能夠拉近一下，結果仍然要回到前面所提到的問題——怎樣在香港建立一套具備香港特色（即不會「適可而止」、自我約束）的民族情懷呢？
將聲調提高 必定疏離於社會大眾
我們或者需要坦白承認，「一國兩制」這個概念的特點，在於兩地
對於特區政府「忽然」熱心支持體育運動，並打算加大力度推動發展，我（作為熱愛運動之人）當然不希望又是另一次3分鐘熱度、虎頭蛇尾、半湯不水；不過，觀其往績，又實在難以樂觀。
把問題看得太簡單
這種「忽然興奮」除表現於對體育運動作出信口開河式的承諾之外，同時又會令某些人一廂情願的正面評價一切相關或不太相關的事情。舉例：國家奧運選手來港作親善訪問，並未有發生一些人預期中的喝倒采、衝擊等令人尷尬的場面，於是坊間的意見與分析「忽然」變得正面、樂觀，部分媒體甚至談到這次訪問順利進行，有助緩和中港矛盾和衝突云云。於是，社會上又流傳一種說法，覺得只要內地與香港能相互欣賞，便能培養感情，而兩地之間的關係便能修補（甚至逐漸改善）。
以上的想法作為一種主觀願望，這可以理解。但我們必須明白，單憑國家奧運選手來港訪問的經驗而總結出緩和、化解矛盾之可能，實在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無助於了解各種表面現象底下，存在怎樣的問題。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明白，到場觀賞國家奧運代表表演的，跟近年對內地人極不友善的，是兩批差不多完全沒有重疊的群體。前者的熱情投入根本上並非後者一改其不友善態度而帶來的轉變。我們其實一直都知道，香港社會上存在這兩種（或甚至是更多種類的）群體，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截然不同，任何一方也無法說服對方改變看法。以前很多人對於這樣的一個狀况的回應相當簡單——只要某一種態度獲得大多數市民所採納，那便成為社會的主流，能將少數邊緣化或抑壓住，於是所謂少數的想法就難以在社會廣泛層面上產生作用。我想指出的是，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裏，以上假設和理解早已站不住腳。
目前香港社會跟以前不同之處，不在於反共的人在數量上有所增加：坦白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逃避共產主義而遷徙來英殖香港的人，大有人在；而曾經於1949年後在大陸吃過苦頭的人，亦為數不少。當年所謂反共，很多都是建立在個人或家庭的生活經驗之上。當然，還有忠於或親國民黨的一群。只要嘗試將這幾類人士加起來，就肯定知道那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從某個角度來看，今天的反共情緒，可能還沒有以前的濃厚。不過，現時坊間裏所見到的反共人士，他們不單止抗拒中共，而且還對自己是否「中國人」，亦有很強烈的看法。這是回歸以後的一種新的狀態。以前在香港，對很多人來說，國家與政權是兩個可以分開的概念，個人可以不喜歡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孆峇今堨蟆瞗A但卻可以熱愛中國。你可以說那是冷戰時代的特有政治環境，甚至認為那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可是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則那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立場——有些人覺得可以談國家而不談政治、不參與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也有人認為他們心中的國家、歷史、文化，可以跟政治保持距離。九七回歸之後，北京當然不會鼓勵香港人繼續將國家與政權視為可以分開的概念，而特區政府亦一樣不會這樣做。在這樣的情况下，「國家」的概念只有單一的層次，而這卻跟香港文化格格不入。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他們不會接受因為要愛國，或基於任何抽象概念，而對內地各種腐敗的現象只作有限度的批評，又或者對官方的論述照單全收。香港人的一項特點，就是在這些問題上不會「適可而止」。如何在香港發展出一套可以對黨、國毫無拘束地作出批評，而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很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怎樣建立具香港特色的民族情懷？
今天，另一個新現象是儘管反共人士在數量上尚未能夠成為大多數的一方，他們的言論、行動卻往往可以吸引大批同情者的注意、不拒絕或甚至覺得也是一種意見。持最激烈和最激動的言論的人士，我相信到目前為止仍是少數，但周邊很多人卻不會認為他們的意見、行動應受到限制，同時亦沒有打算要抗衡一下。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而北京和特區政府最需要了解的，不是時下那些內容並不充實的激動言論，而是為何社會大眾變得如此「無所謂」。一種解釋是儘管他們並不認同激動派（或激烈派）的言論和行動，但卻覺得通過那些人的嘴巴和身體，可以表達出心中某些不滿。也有一種解釋是認為現時特區政府權威低落，任何對政治建制作出挑戰，都能引起一些迴響。「忽然興奮」一下的運動熱，能否幫助北京和特區政府將那些在中間的群眾搶過來，實在是未知之數。而就算能夠拉近一下，結果仍然要回到前面所提到的問題——怎樣在香港建立一套具備香港特色（即不會「適可而止」、自我約束）的民族情懷呢？
將聲調提高 必定疏離於社會大眾
我們或者需要坦白承認，「一國兩制」這個概念的特點，在於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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