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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今天是「8．31決定」兩周年。
「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由網絡討論和書籍出版，到堂堂走進現實政治舞台，說起來不過就是兩年前「8．31決定」後，所快速發展起來的趨勢。立法會選舉在即，在各種令人目眩的政治迷障背後，我們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政治，值得從頭再看「8．31決定」的意義和影響。
政制改革，向來被視為香港政治的核心議題。但由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到2014年全國人大通過「8．31決定」，這30年間的政制改革爭議，都圍繞着一個主軸，就是「選舉制度的民主化」，包括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數目和功能組別存廢，以及特首普選的時間表和提名程序等等。
民主化 還是中港權力關係？
政改之爭，無疑涉及「選舉制度的民主化」；但由於香港並非可以自決選舉制度的主權國家，而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自治區，選舉制度如何設計，最終必然歸結到中港權力關係——即香港人可以有多大程度，不受宗主國控制，自主選舉政府首長和議會。換言之，政改固然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問題，但真正核心卻是中港權力關係（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的問題。
有趣地，過去30年的政改之爭，「中港權力關係」這個核心問題，卻恍如《哈利波特》的佛地魔般，成為了大家不敢直呼的禁忌，各方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卻總是避而不談。於是，政改被看成是單純的「民主化」問題，泛民主派說政改是落實普世人權、要符合國際標準，建制陣營說政改要循序漸進、要保持社會穩定，實際上雙方都把真正矛盾掃進枱底。而2005年及2010年的兩次政改，由於只涉及立法會民選議席的有限度改革（區議會間選方案、「超級區議員」方案），而未有根本觸及特首和議會的自主性問題，於是「中港權力關係」這個佛地魔，仍然得以繼續隱身。
真正進入問題核心
及至2013年，特首普選正式進入議程，由於特首手握《基本法》下的自治權，一旦特首由北京控制的選委會，改為由巿民普選產生，將直接改變現行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明白不可能再迴避問題，於是連番出手，逐步揭開其不容許香港自治的底牌——先是2013年3月，喬曉陽率先發表講話，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而提名委員會將肩負把關責任；同年11月李飛訪港，重申對抗中央的人不能擔任特首，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由提名委員會作出「機構提名」等等；2014年6月，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最後是「8．31決定」，正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憲制決定的方式，劃下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不會容許香港人完全自主選舉政府首長，香港自治權只能由北京信任的「愛國愛港代理人」行使。
兩年後回看，「8．31決定」的歷史意義，在於終結了30年來圍繞「民主化」的表象爭議。它毫不含糊地勾畫了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將各方一直以來避而不談的問題，完完整整地揭示開來。而當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所有不甘於俯首稱臣的香港人，都要走上本土化之路，尋求各種擺脫北京框架的前途想像。這就是「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在過去兩年由論述走向行動的時代背景。
因此，「8．31決定」後，香港人才真正進入「中港權力關係」的問題核心，各種本土論述遂有如雨後春筍：憲制上，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新政治路線，包括提出「內部自決權」的「本土自治路線」（泛民中青代的《香港前途決議文》）；倡導香港先城邦建國，再與中國結成主權邦聯的「本土建國路線」（「熱普城」聯盟）；以及高舉「香港獨立」旗幟、期許香港能夠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本土獨立路線」（香港民族黨、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憲制以外，各種探求香港各方面自主性的論述，也開始大行其道，「經濟自主」、「規劃自主」、「移民自主」、「供水自主」、「文化自主」等議題，已經不再是禁忌。
當然，各種本土論述前途想像，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化，但當香港人選擇直視問題核心，就不會再翻老黃曆看日子。而「重構中港權力關係」，也必將取代以往的「民主化」議程，主導未來的香港政治走向。
香港正經歷30年未有的政治大變。
作者是《香港革新論》主編
「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由網絡討論和書籍出版，到堂堂走進現實政治舞台，說起來不過就是兩年前「8．31決定」後，所快速發展起來的趨勢。立法會選舉在即，在各種令人目眩的政治迷障背後，我們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政治，值得從頭再看「8．31決定」的意義和影響。
政制改革，向來被視為香港政治的核心議題。但由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到2014年全國人大通過「8．31決定」，這30年間的政制改革爭議，都圍繞着一個主軸，就是「選舉制度的民主化」，包括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數目和功能組別存廢，以及特首普選的時間表和提名程序等等。
民主化 還是中港權力關係？
政改之爭，無疑涉及「選舉制度的民主化」；但由於香港並非可以自決選舉制度的主權國家，而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自治區，選舉制度如何設計，最終必然歸結到中港權力關係——即香港人可以有多大程度，不受宗主國控制，自主選舉政府首長和議會。換言之，政改固然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問題，但真正核心卻是中港權力關係（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的問題。
有趣地，過去30年的政改之爭，「中港權力關係」這個核心問題，卻恍如《哈利波特》的佛地魔般，成為了大家不敢直呼的禁忌，各方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卻總是避而不談。於是，政改被看成是單純的「民主化」問題，泛民主派說政改是落實普世人權、要符合國際標準，建制陣營說政改要循序漸進、要保持社會穩定，實際上雙方都把真正矛盾掃進枱底。而2005年及2010年的兩次政改，由於只涉及立法會民選議席的有限度改革（區議會間選方案、「超級區議員」方案），而未有根本觸及特首和議會的自主性問題，於是「中港權力關係」這個佛地魔，仍然得以繼續隱身。
真正進入問題核心
及至2013年，特首普選正式進入議程，由於特首手握《基本法》下的自治權，一旦特首由北京控制的選委會，改為由巿民普選產生，將直接改變現行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明白不可能再迴避問題，於是連番出手，逐步揭開其不容許香港自治的底牌——先是2013年3月，喬曉陽率先發表講話，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而提名委員會將肩負把關責任；同年11月李飛訪港，重申對抗中央的人不能擔任特首，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由提名委員會作出「機構提名」等等；2014年6月，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最後是「8．31決定」，正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憲制決定的方式，劃下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不會容許香港人完全自主選舉政府首長，香港自治權只能由北京信任的「愛國愛港代理人」行使。
兩年後回看，「8．31決定」的歷史意義，在於終結了30年來圍繞「民主化」的表象爭議。它毫不含糊地勾畫了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將各方一直以來避而不談的問題，完完整整地揭示開來。而當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所有不甘於俯首稱臣的香港人，都要走上本土化之路，尋求各種擺脫北京框架的前途想像。這就是「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在過去兩年由論述走向行動的時代背景。
因此，「8．31決定」後，香港人才真正進入「中港權力關係」的問題核心，各種本土論述遂有如雨後春筍：憲制上，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新政治路線，包括提出「內部自決權」的「本土自治路線」（泛民中青代的《香港前途決議文》）；倡導香港先城邦建國，再與中國結成主權邦聯的「本土建國路線」（「熱普城」聯盟）；以及高舉「香港獨立」旗幟、期許香港能夠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本土獨立路線」（香港民族黨、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憲制以外，各種探求香港各方面自主性的論述，也開始大行其道，「經濟自主」、「規劃自主」、「移民自主」、「供水自主」、「文化自主」等議題，已經不再是禁忌。
當然，各種本土論述前途想像，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化，但當香港人選擇直視問題核心，就不會再翻老黃曆看日子。而「重構中港權力關係」，也必將取代以往的「民主化」議程，主導未來的香港政治走向。
香港正經歷30年未有的政治大變。
作者是《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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