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目前香港正在形成一股反港獨風暴，雷電交加；但無論是港獨或反港獨一方，都有如打雷一樣，其實只是一種能源的浪費，對事情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筆者一向的理解是，港獨由始至終只是民粹主義的一種表徵，儘管這種民粹主義背後是有相當理據的；而另一邊廂，我們亦不難發現政府除了普遍將政治與經濟兩者分開對待之外，也沒有特別向（有需要的）年輕人傾斜的政策。簡單來說，面對香港的年輕人問題，政府一直以來都缺乏針對性措施——問題先在那裏爆發可說是理所當然。
沒有無緣無故的港獨與民粹
目前於全球崛起的民粹主義的成因，基本上可歸結為兩大要點：（1）新一代的生活水平相對於上一代出現明顯下滑；以及（2）由於移民和「超國家」組織（如歐盟）所造成對國民的民族身分感知上的威脅（perceived threat）。第一點在今天香港已明顯不過，而因為與上一代的生活水平的差距，非但令他們對前途失去安全感，亦令他們對上一代、建制和權威產生不滿，甚至採取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至於第二點，在香港不一定是移民的關係，而主要體現在對香港日漸大陸化的恐懼，以及一國兩制及香港核心價值的動搖上面，最後以本土、港獨等形式突顯出港人的身分認同。
對於這兩大要點，梁振英政府也非毫無作為。與前朝不同，梁振英着手打擊壟斷性大財團、增加房屋供應與福利開支；但遠水救不了近火，亦未能直接惠及年輕人。港人身分認同方面，梁振英毅然推動陸港融合，企圖加強港人對國家的歸屬感，只不過國民教育一開始就觸礁，再加上政改，令一切無從說起，並且逐漸與港人期望背道而馳。
由此可見，港獨與民粹一樣，由不同因素所形成，必須針對其成因，對症下藥，才有辦法解決，是無法直接「反」的。因此反港獨和反民粹只可以是目的，而不能作為手段，否則只會適得其反。目前香港的年輕人問題已呈政治、經濟、身分幾方面合流的趨勢，明顯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已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而港獨只是一個幌子或偽命題，目的只在於混淆視聽、影響當局判斷，延誤當局對症下藥。
突破傳統經濟學誤區
另一方面，中央及特區政府將港獨視為政治問題，亦令當局無法看清民粹主義背後的經濟成因。無論你同意與否，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是全球發達經濟體中貧富懸殊之首（全球第10），2012年的堅尼系數高達0.537。有人可能會說，只要香港經濟持續增長，貧富懸殊的現象是正常且可以接受的。只可惜兩大發展已令上述的樂觀看法站不住腳，同時令政府重新正視年輕人以至香港的經濟分配問題變得更刻不容緩。
其中一個發展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主要由於量化寬鬆的關係，令全球各地方都普遍錄得經濟增長，香港當然也不例外。但我們也親眼目睹即使財富是增加了，然而除了社會上最富裕的一群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節節下降，明顯出現了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外面的人來到香港還以為香港經濟欣欣向榮，實質上卻是民不聊生——沒有附帶財富重新分配的經濟增長彷彿已成為一般市民的「催命符」，令物價及樓價騰飛，年輕人更是首當其衝。
另一個發展是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見圖）所代表的「良性資本主義」神話被戳破。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5年提出，經濟發展和貧富差距的關係是鐘形曲線：經濟發展初期，貧富差距加大，但隨着人均收入達到一定程度，貧富差距就會逐漸縮小而成為常態，因此資本主義從長遠來看是人道的和良性的。
然而，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於2013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中，卻證明庫茲涅茨曲線理論是錯誤的。皮凱提證明了庫茲涅茨曲線只是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特例，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歷史的趨勢是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即經濟增長不會自動解決分配問題。
這兩個發展對香港帶來什麼啟示呢？首先，當局一直以來非常重視的「做大個餅」策略，對阻止香港淪為「下流」和「M型社會」的作用是極為有限的，因為經濟增長無法自動解決分配問題，政府需要以更大力度進行二次分配，主動向低收入人群作大規模傾斜。此外，庫茲涅茨曲線被推翻亦證明了筆者早前認為香港已進入「鍍金時代」的說法—— 一個地方即使經歷了黃金時代，也有很大機會因往後貧富懸殊加劇而淪為「鍍金時代」。
遏止世襲資本主義的關鍵時刻
香港近年的幾方面發展亦令筆者確信年輕人的經濟問題比想像中嚴重得多，嚴重得令筆者懷疑港獨與民粹主義根本只屬這經濟問題的冰山一角。相對於香港於黃金時代所出現靜態（階級）的相對不平等與動態（機會）的平等，社會能實現流動，目前香港社會如同到了庫茲涅茨曲線的頂端以後，就再掉不下來：動態的平等變成不平等，社會流動性開始下降，社會階級固化，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
最新研究顯示，香港愈年輕的世代，精英與較低一群的大學學歷勞工收入差距正在收窄，主要原因是精英大學學歷勞工收入開始下跌。可是筆者不認為這是社會日趨平等的表現，而是反映出現在連大學名校畢業生也開始找不到高薪厚職，與其他人一起加入「均貧」行列——依照筆者的說法，是「贏在起跑線」已失靈，逐漸被「成功需父幹」壓倒，社會流動性急劇下降，社會階級迅速固化，這就是靜態的不平等重臨。
另一方面，自1997年起，或者是香港出現了太多危機，令創業活動基本上陷於停頓，人們一窩蜂想晉身專業人士，導致港人的企業家精神消失殆盡，以致既無法創業，又無法創新，上流階梯變得更狹窄和單一化。這令社會原本的動態的不平等情况雪上加霜。
香港現在面臨的狀况，是靜態的不平等和動態的不平等同樣嚴重，而靜態的不平等會加劇動態不平等，陷入惡性循環。因此在兩種不平等疊加的時候，必須認真對待靜態不平等，這一點政府可能要從增加教育回報和解決勞資矛盾做起。
所以在這關鍵時刻，政府實在不應輕啟反港獨戰端，而應該主動在經濟面中為年輕人尋回希望與尊嚴，重新贏得他們的心，化港獨於無形。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導師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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