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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立法會選舉在即，不少候選人、競選團隊與選民均關注電話訪問民調結果。對於候選人、競選團隊而言，民調結果可令他們評估自身與其他候選人的狀况、競選策略的成效、選擇攻擊的對象、協調宣傳等；對於選民而言，民調結果的其中一個功效是讓他們評估最需要其選票支持才有勝算的候選人是誰，令其不會浪費手上的一票。而選前民調也是眾多民調中被指較可受驗證的，這是因為選舉結果可跟民調結果比對。然而電訪民調也面對不少質疑，部分是各個電訪民調機構均須面對的。
問題非香港獨有 台灣美國也面對
現時香港的選前電話民調的調查對象並非所有登記選民，而是有有線電話（即家居電話，又叫傳統電話）、晚上6時多至晚上10時多在家（按民調機構而異）可以接觸到的選民。常見的質疑包括民調機構的動機、抽樣方法、問卷設計、訪問時間等，當中較突出的批評是調查對象不包括只有手機而無有線電話（唯手機者）的選民。而這批選民可能有年紀較輕、學歷較高等特點。若然參考民調結果的人士忽視這批選民的存在，而同時又把未加權的民調結果用於評估整體選民的表現上，那麼其推論很大機會出現顯著偏差，例如一些對年輕選民較具吸引力的泛民主派候選人的支持度排名偏低等。
此問題並非香港獨有，台灣、美國等地也面對。台灣洪永泰等學者便根據面訪受訪者的4種電話使用分類方式，包括「有有線電話和有手機」、「有有線電話但無手機」、「無有線電話但有手機」、「無有線電話和無手機」，以推估台灣電話訪問因涵蓋不足而可能造成的推論偏差，結果發現2009年「無有線電話但有手機」佔了受訪者的9.3%。雖然該百分比較有關學者的估計為低，背後主因可能是台灣市民有高住宅擁有率，但是就此可能出現的推估偏差，有關學者建議加權（weighting）處理，將樣本的人口特徵結構盡量跟母體的一致。而香港的主要電訪民調機構也會對樣本作加權，才進行數據分析和公布結果。
至於美國的情况較為嚴重。美國學者Blumberg與Luke估計，2015年上半年接近一半的美國家庭住戶只能通過無線電話（包括各類型手機）接觸。就此，美國民意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便提出使用「雙底冊」（dual frame），即有線電話和手機電話並用的方式進行調查，再以加權的方式合併資料作分析。當然，「雙底冊」是否必須使用，要視乎該地的手機覆蓋率、調查機構能否取得手機底冊、手機訪問的成本有多高、市民對手機進行訪問的耐性有多大等問題。
為未來把握民意走向鋪路
香港對於有線電話和手機的使用情况有一些統計數字，例如通訊事務管理局便指出截至2016年3月，全港有約422萬條固定電話線，當中約236萬條為住戶的固定電話線。計算起來，每100個住戶便有95條固定電話線。至於同期流動服務用戶數目為1672萬，普及率約為228.3%。然而這些統計數字並未告訴我們究竟香港有多少人士只用手機，以及該批只用手機的人士跟其他類型的市民在特徵上有何分別，這是值得各界探究的問題。尤其手機較有線電話更為普及的趨勢看似不可逆轉，我們應盡早把握基本情况，為未來把握民意走向的工作鋪路。
其中一個可行的探究方法是在大型人口普查中問及受訪者使用有線電話和手機的情况，以得知「唯手機者」的人數和特徵。事實上，特區政府也會參考電話訪問的結果去把握民意走向，建議收集的數據對其如何研判情况有一定參考意義。
最後，必須強調，電話訪問固然面對不少挑戰和局限，但是若然嚴謹地進行，仍有重要參考意義。每種調查方法均有優點和缺點，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找出更多方法去完善。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
問題非香港獨有 台灣美國也面對
現時香港的選前電話民調的調查對象並非所有登記選民，而是有有線電話（即家居電話，又叫傳統電話）、晚上6時多至晚上10時多在家（按民調機構而異）可以接觸到的選民。常見的質疑包括民調機構的動機、抽樣方法、問卷設計、訪問時間等，當中較突出的批評是調查對象不包括只有手機而無有線電話（唯手機者）的選民。而這批選民可能有年紀較輕、學歷較高等特點。若然參考民調結果的人士忽視這批選民的存在，而同時又把未加權的民調結果用於評估整體選民的表現上，那麼其推論很大機會出現顯著偏差，例如一些對年輕選民較具吸引力的泛民主派候選人的支持度排名偏低等。
此問題並非香港獨有，台灣、美國等地也面對。台灣洪永泰等學者便根據面訪受訪者的4種電話使用分類方式，包括「有有線電話和有手機」、「有有線電話但無手機」、「無有線電話但有手機」、「無有線電話和無手機」，以推估台灣電話訪問因涵蓋不足而可能造成的推論偏差，結果發現2009年「無有線電話但有手機」佔了受訪者的9.3%。雖然該百分比較有關學者的估計為低，背後主因可能是台灣市民有高住宅擁有率，但是就此可能出現的推估偏差，有關學者建議加權（weighting）處理，將樣本的人口特徵結構盡量跟母體的一致。而香港的主要電訪民調機構也會對樣本作加權，才進行數據分析和公布結果。
至於美國的情况較為嚴重。美國學者Blumberg與Luke估計，2015年上半年接近一半的美國家庭住戶只能通過無線電話（包括各類型手機）接觸。就此，美國民意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便提出使用「雙底冊」（dual frame），即有線電話和手機電話並用的方式進行調查，再以加權的方式合併資料作分析。當然，「雙底冊」是否必須使用，要視乎該地的手機覆蓋率、調查機構能否取得手機底冊、手機訪問的成本有多高、市民對手機進行訪問的耐性有多大等問題。
為未來把握民意走向鋪路
香港對於有線電話和手機的使用情况有一些統計數字，例如通訊事務管理局便指出截至2016年3月，全港有約422萬條固定電話線，當中約236萬條為住戶的固定電話線。計算起來，每100個住戶便有95條固定電話線。至於同期流動服務用戶數目為1672萬，普及率約為228.3%。然而這些統計數字並未告訴我們究竟香港有多少人士只用手機，以及該批只用手機的人士跟其他類型的市民在特徵上有何分別，這是值得各界探究的問題。尤其手機較有線電話更為普及的趨勢看似不可逆轉，我們應盡早把握基本情况，為未來把握民意走向的工作鋪路。
其中一個可行的探究方法是在大型人口普查中問及受訪者使用有線電話和手機的情况，以得知「唯手機者」的人數和特徵。事實上，特區政府也會參考電話訪問的結果去把握民意走向，建議收集的數據對其如何研判情况有一定參考意義。
最後，必須強調，電話訪問固然面對不少挑戰和局限，但是若然嚴謹地進行，仍有重要參考意義。每種調查方法均有優點和缺點，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找出更多方法去完善。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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