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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年每逢與投身學術界不久的年輕朋友閒談，總會感受到他們那份對個人事業前途的忐忑不安。這種情况，在那些對公共事務高度關注、在社運路上走得頗前的青年學者身上，更為明顯。他們普遍擔心「政治審查」會成為個人發展的絆腳石，而「黃絲」標籤，也很可能會令自己在學界難有作為。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自然是導致他們有這種憂慮的原因之一。我曾有機會與數名當事人作深入詳談，也一直對事件發展相當關注，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迫害，哪怕建制派如何花言巧語砌辭詭辯。所以年輕朋友的憂慮，我是完全理解的。不過，假如說我們的大學已經完全「淪陷」，任何人事任命皆為政治服務，這種說法，我卻難以苟同。
說「大學完全淪陷」難苟同
香港各間大學的人事管理制度，大致上和國際常規接軌，教授表現的考核程序，與海外大學的安排相差無幾。以助理教授為例，慣常的做法是所謂「3＋3」安排，即有關人士在完成兩份3年合約後，大學便會對其表現作全面評審，以決定是否會提升為副教授及給予終身聘任資格（tenure）。這種以6年內表現決定「晉升或辭退」（up or out）的做法，是國際慣例。至於考核內容，也是大同小異。大學考慮因素是以研究表現為主、教學和行政工作為輔，哪怕大學高層如何虛偽地說「教研並重」、「學生為先」。在今天，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是硬道理，也是學者得以在學術界安身立命的護身符。這裏，也有所有行內人明白的遊戲規則，就是相關的期刊地位愈高，生存機會就愈大。所以，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學者，人人力求能在列於「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因為它最為同行閱覽引用，影響力也最高。其他如大學出版社分量重於商業出版社、國際期刊先於本地期刊、中文發表可免則免，而報紙雜誌文章則一概不會被視為學術文章等「潛規則」，大家都心裏有數。
大學開闢了不同事業軌道
這種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為先、發文章重於一切的畸形生態，自然會產生種種問題，既會造就很多只懂出版卻不諳世情的人物，也會令教授們輕視教學、本末倒置。但在大學高層以至整個社會眼中只有國際排名、不顧一切要「超英趕美」的心態下，這是必然的結果。但說了這麼一大堆情况，只是希望指出大學的學術升遷制度，已經發展到一個極為細緻，甚至是流於教條主義的地步。就是說，大學對教授的要求，是否合理會否太高是一回事，但研究表現定生死的邏輯，學院中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當然，有不少人會認為這種作為「出版機械」的生存方式，毫無意義，教授絕對不應置學生於不顧，而作為知識分子更應先天下之憂而憂，投身社運才是當前急務。這些情操，自然可貴，在禮崩樂壞政治黑暗的今天，我們也確實需要更多有識之士去勇於承擔、痛陳時弊。但事實上，不少大學近年也開闢了教學與研究兩條不同的事業軌道，為另有抱負的學界中人提供多一項選擇。願意投身前者的，只需專注教學，升遷不會受研究表現影響，一般職銜為講師、導師或教學顧問。但後者則要以研究表現為重，職銜以助理教授為起點，終點則為教授或講座教授。就是說，假如選擇了這條路徑，便意味是接受了參與「出版遊戲」的契約。
進一步而言，這裏也牽涉一個更現實的資源分配問題，而非單純教授的個人選擇。各間本地大學每隔一段時間，均要接受政府的整體研究表現評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單來說，就是每一名助理教授或以上的教員，必須提供一定數量具分量的代表作，交由以本地及國際專家組成的評審團予以專業評價。箇中的關鍵，是評審均以學系為單位。意思是假如學系任何一個成員表現欠佳，便會把學系整體的評價拉低，繼而影響它日後可以得到的研究經費。換言之，任何人因為個人風骨喜好，或者各種理由決定不沾「影響因子」這淌渾水，客觀效果只是把這個「包袱」轉嫁給其他同事和身邊的人。
對人事爭議要因應個案仔細研究
當下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岌岌可危，這是事實，說當權者沒有試圖令知識界滅聲，未免過於「離地」。我在大學任教18年，親身目睹的不合理、令人難以信服的晉升個案，還是有不少。拉幫結派的情况，就算在大學也是在所難免。但我相信起碼到今天為止，大學大致上仍算得上是一個唯才是用的體制。多年來和國際學術界接軌和互動，和時刻追求世界認同的迷思，令大學管理層要完全置國際常規和主流制度安排於不顧的成本大大增加。學術界也自我發展出一套頗為周全甚至乎近乎繁瑣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辦事規則（如匿名評審、期刊排名、同業推薦），這就令試圖隻手遮天違反慣例去做事的人，會碰上相當阻力。而在國際間對學界精英的渴求和人才跨國流動快速的今天，大學為了保持競爭力留住人才，辦事手法也不可能太難看。
因此，對於所有人事爭議，我們務必要因應個別個案，仔細研究，務求在掌握更全面的資料下，方可作出判斷。動輒以當事人的政治立場，去一口判斷有關人事決定是「政治迫害」，不單過於武斷，也可能會令那些努力不懈專注教研而得以晉升的人，間接地蒙上不白之冤，彷彿他們的成就，只是因為這個制度完全混帳所致。
學術圈作為一個道德社群，建基於學者們對創造知識追求卓越的共同渴望，同行彼此間的學術素養相互評價（peer review），是維繫這個群組的關鍵。我們企盼業內的職銜地位高低，理應主要取決於同業的專業肯定，這些認同又必須因為相關學者的學說論證嚴謹、邏輯完整以至概念嶄新，而絕不應與個人的政治立場拉上任何關係，哪怕當事人政見情操如何高尚，或者有悖倫常。脫離了這些原則、動搖了這個基礎，讓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原則支配了學界獎賞回報機制，知識學界便會失去追求知識的動力，這個共同體也會喪失原有的生命力，大學也因此無法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
務必要珍而重之 小心經營
寄語年輕朋友，要明白能夠置身學院作為教授，有機會啟發下一代，能以自己的興趣為志業，始終是一種榮譽，不應輕言放棄。到今天為止，我相信大學依然能夠容得下一個相對自主的空間，讓學者們去發展所長。教授們在這片小小的自留地上，還是可以對自己有興趣的課題尋根究柢、顛覆常規，哪怕這些是當權者最討厭的官僚腐敗、人權自由、統獨爭議，以至本土論述等課題。對於政治干預，我們自然要高度警惕、堅決回擊，但卻無必要自亂陣腳、杯弓蛇影。動輒無限上綱、以情害理，也同樣地會損害我們賴以成功的制度資產。大學是捍衛社會良心和美善的重要堡壘，大家務必要珍而重之、小心經營，切勿自毁長城。共勉之。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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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大學完全淪陷」難苟同
香港各間大學的人事管理制度，大致上和國際常規接軌，教授表現的考核程序，與海外大學的安排相差無幾。以助理教授為例，慣常的做法是所謂「3＋3」安排，即有關人士在完成兩份3年合約後，大學便會對其表現作全面評審，以決定是否會提升為副教授及給予終身聘任資格（tenure）。這種以6年內表現決定「晉升或辭退」（up or out）的做法，是國際慣例。至於考核內容，也是大同小異。大學考慮因素是以研究表現為主、教學和行政工作為輔，哪怕大學高層如何虛偽地說「教研並重」、「學生為先」。在今天，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是硬道理，也是學者得以在學術界安身立命的護身符。這裏，也有所有行內人明白的遊戲規則，就是相關的期刊地位愈高，生存機會就愈大。所以，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學者，人人力求能在列於「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因為它最為同行閱覽引用，影響力也最高。其他如大學出版社分量重於商業出版社、國際期刊先於本地期刊、中文發表可免則免，而報紙雜誌文章則一概不會被視為學術文章等「潛規則」，大家都心裏有數。
大學開闢了不同事業軌道
這種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為先、發文章重於一切的畸形生態，自然會產生種種問題，既會造就很多只懂出版卻不諳世情的人物，也會令教授們輕視教學、本末倒置。但在大學高層以至整個社會眼中只有國際排名、不顧一切要「超英趕美」的心態下，這是必然的結果。但說了這麼一大堆情况，只是希望指出大學的學術升遷制度，已經發展到一個極為細緻，甚至是流於教條主義的地步。就是說，大學對教授的要求，是否合理會否太高是一回事，但研究表現定生死的邏輯，學院中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當然，有不少人會認為這種作為「出版機械」的生存方式，毫無意義，教授絕對不應置學生於不顧，而作為知識分子更應先天下之憂而憂，投身社運才是當前急務。這些情操，自然可貴，在禮崩樂壞政治黑暗的今天，我們也確實需要更多有識之士去勇於承擔、痛陳時弊。但事實上，不少大學近年也開闢了教學與研究兩條不同的事業軌道，為另有抱負的學界中人提供多一項選擇。願意投身前者的，只需專注教學，升遷不會受研究表現影響，一般職銜為講師、導師或教學顧問。但後者則要以研究表現為重，職銜以助理教授為起點，終點則為教授或講座教授。就是說，假如選擇了這條路徑，便意味是接受了參與「出版遊戲」的契約。
進一步而言，這裏也牽涉一個更現實的資源分配問題，而非單純教授的個人選擇。各間本地大學每隔一段時間，均要接受政府的整體研究表現評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單來說，就是每一名助理教授或以上的教員，必須提供一定數量具分量的代表作，交由以本地及國際專家組成的評審團予以專業評價。箇中的關鍵，是評審均以學系為單位。意思是假如學系任何一個成員表現欠佳，便會把學系整體的評價拉低，繼而影響它日後可以得到的研究經費。換言之，任何人因為個人風骨喜好，或者各種理由決定不沾「影響因子」這淌渾水，客觀效果只是把這個「包袱」轉嫁給其他同事和身邊的人。
對人事爭議要因應個案仔細研究
當下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岌岌可危，這是事實，說當權者沒有試圖令知識界滅聲，未免過於「離地」。我在大學任教18年，親身目睹的不合理、令人難以信服的晉升個案，還是有不少。拉幫結派的情况，就算在大學也是在所難免。但我相信起碼到今天為止，大學大致上仍算得上是一個唯才是用的體制。多年來和國際學術界接軌和互動，和時刻追求世界認同的迷思，令大學管理層要完全置國際常規和主流制度安排於不顧的成本大大增加。學術界也自我發展出一套頗為周全甚至乎近乎繁瑣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辦事規則（如匿名評審、期刊排名、同業推薦），這就令試圖隻手遮天違反慣例去做事的人，會碰上相當阻力。而在國際間對學界精英的渴求和人才跨國流動快速的今天，大學為了保持競爭力留住人才，辦事手法也不可能太難看。
因此，對於所有人事爭議，我們務必要因應個別個案，仔細研究，務求在掌握更全面的資料下，方可作出判斷。動輒以當事人的政治立場，去一口判斷有關人事決定是「政治迫害」，不單過於武斷，也可能會令那些努力不懈專注教研而得以晉升的人，間接地蒙上不白之冤，彷彿他們的成就，只是因為這個制度完全混帳所致。
學術圈作為一個道德社群，建基於學者們對創造知識追求卓越的共同渴望，同行彼此間的學術素養相互評價（peer review），是維繫這個群組的關鍵。我們企盼業內的職銜地位高低，理應主要取決於同業的專業肯定，這些認同又必須因為相關學者的學說論證嚴謹、邏輯完整以至概念嶄新，而絕不應與個人的政治立場拉上任何關係，哪怕當事人政見情操如何高尚，或者有悖倫常。脫離了這些原則、動搖了這個基礎，讓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原則支配了學界獎賞回報機制，知識學界便會失去追求知識的動力，這個共同體也會喪失原有的生命力，大學也因此無法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
務必要珍而重之 小心經營
寄語年輕朋友，要明白能夠置身學院作為教授，有機會啟發下一代，能以自己的興趣為志業，始終是一種榮譽，不應輕言放棄。到今天為止，我相信大學依然能夠容得下一個相對自主的空間，讓學者們去發展所長。教授們在這片小小的自留地上，還是可以對自己有興趣的課題尋根究柢、顛覆常規，哪怕這些是當權者最討厭的官僚腐敗、人權自由、統獨爭議，以至本土論述等課題。對於政治干預，我們自然要高度警惕、堅決回擊，但卻無必要自亂陣腳、杯弓蛇影。動輒無限上綱、以情害理，也同樣地會損害我們賴以成功的制度資產。大學是捍衛社會良心和美善的重要堡壘，大家務必要珍而重之、小心經營，切勿自毁長城。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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