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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過去20年，在世界上很多民主國家中，政治醜聞出現的頻率都有所上升。政治醜聞遂成為政治傳播學中頗受關注的題目。社會學家John Thompson在Political Scandal中指出，在當代社會和媒體環境中，公眾人物愈來愈難掌控自己的可見性（visibility），即愈來愈難掌握關於自己的資訊，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向公眾呈現。同時，政治的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也使人們愈來愈關注政客和領導人的個人品行和誠信，這也增加了醜聞的重要性。
事情沒「打擊民望」那麼簡單
常識告訴我們，政治醜聞會打擊涉事人的民望。不過，反觀各國案例，事情其實沒那麼簡單。一個經典例子，就是1990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和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當醜聞被傳媒廣泛報道時，克林頓的民望是上升的。
當然，克林頓民望上升，主因是當時美國經濟持續向好。一些美國政治學者做過深入分析，指出撇除經濟狀况的影響後，萊溫斯基醜聞對克林頓的民望還是有點負面影響，只是影響不大。而該醜聞的影響幅度小，則有幾個原因。第一，萊溫斯基醜聞屬於性醜聞。在西方社會，民眾較傾向將領導人的私生活和公職分開看待，人們可能覺得性醜聞跟克林頓是否一名好總統沒太大關係。第二，克林頓在個人品格方面的形象，從來就不是很好，但這反而使人們不會因他有性醜聞而感到太吃驚。第三，當事件演化至美國國會就克林頓作偽證而準備彈劾議案時，不少民眾覺得事件已不是一個領導人的醜聞，而是政黨鬥爭。兩黨支持者對相關新聞反應不一，甚至呈兩極化趨勢。
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
廣義地說，學術研究告訴我們，一個醜聞對涉事人的民望有多大影響，要視乎民眾如何判斷事件的真實性（涉事人物真的有做過嗎？是故意的嗎？）、嚴重性、相關度（事件跟涉事人物的公職身分相關嗎？），還有涉事人物的回應是否恰當。而這些判斷，往往跟一個人的既有政治態度相關。例如一名政治人物的支持者，在該政治人物有醜聞的時候，很可能會傾向相信該政治人物並非故意犯錯，或所犯過錯非常瑣碎。結果，醜聞很可能只會損害部分民眾對該政治人物的態度。筆者去年初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就運用調查數據，顯示支持和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市民，如何判斷兩個有關香港特區領導人的醜聞（註）。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亦關注到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spillover）至其他人身上。若一個政客有醜聞，其政黨的支持度會受多大影響？人們對一般政客的印象會否也變差？一個政府官員有醜聞，其他官員以至政府整體的形象會否受到牽連？
一半市民提到關於梁振英的醜聞
筆者在去年開始了一個有關媒體與政治醜聞的研究計劃，其中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5月底及6月初進行了一個調查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通過電話訪問了800名香港市民。其中一些發現，就跟政治醜聞的外溢效果有關。
調查問卷中的一題是這樣的：「近年發生過唔少涉及政客或者官員嘅醜聞，有無邊一單有關特首、政府官員或政客嘅醜聞令你有印象呢？」這是開放式題目，我們不給予被訪者提示。當被訪者提出一個醜聞時，訪問員就追問還有沒有其他記得的醜聞。被訪者最多可說出3個政治醜聞。結果，約三分之一被訪者沒說出任何醜聞（34.6%），四分之一（25.0%）被訪者說出了一個醜聞，接近兩成（19.7%）說出了兩個醜聞，另外也有近兩成（20.7%）說出了3個。
作為行政長官，有關梁振英的新聞始終最為大眾關注，而過去幾年，關於特首的醜聞報道也不少。在調查中，329人提到剛在4月發生的「行李門事件」；另外，也有113人提到梁振英涉嫌收受利益的問題。若單計算跟梁振英直接相關的醜聞，那麼接近一半市民（48.1%）沒有提到任何相關醜聞，近四成提到一個（38.3%），11.2%提到兩個，2.4%提到3個。
這些比例是高是低，很難判斷，但須知道，在一般電話調查中，被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大都不會花時間思考。如果用多一點時間想，應有更多市民能想得出各樣醜聞。
無論如何，調查也請被訪者為特首梁振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長曾俊華、律政司長袁國強，以及整體特區政府的表現評分（分數由0至10）。附表第一欄顯示，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較高，其次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再其次是律政司長袁國強，最後是特首梁振英。這跟另外一些機構進行的民調結果相符。
更重要的結果在第二至第四欄。若把被訪者按照他們說出了多少個關於特首梁振英的醜聞而分成3組，我們發現，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特首的評分是5.07；但若提到一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評分就會大降至2.74；提到2至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評分更只得1.73。
「外溢效應」對曾俊華影響特別小
固然，這並不奇怪，有關特首的醜聞，自然跟他自己的民望相關。有趣的是，提到更多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其他官員的評分也較低。要記得，最多市民提到的關於梁振英的醜聞是「行李門」和涉嫌收受利益，這兩件事都不直接涉及幾名司長，但附表顯示，幾名司長的民望也受影響。這就顯示了一種外溢效應——在市民眼中，如果特首有問題，其他官員也好不到哪裏去。
不過，若仔細一點看，特首醜聞的外溢效應，對曾俊華的民望的影響是特別小的。由附表的第二欄到第四欄，曾俊華的民望只是跌了不足0.5分，但林鄭月娥和袁國強的民望則跌了2分以上。換個角度看，在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只比林鄭月娥高一點（6.38 vs. 6.15）；但在提到2個或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拋離林鄭月娥（5.99 vs. 3.97）。
篇幅所限，為什麼財爺能免於外溢效應影響，就留待讀者或其他評論者詮釋了。但總體來說，以上的結果，除了可幫助我們了解政治醜聞可以如何影響民意外，大概也說明了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相對高企的主因之一。至少到目前為止，市民傾向不將在特區政府其他人身上發生的問題算到他的頭上。
註：Lee, Francis L. F.（2015）. "How citizens react to political scandals surrounding government leaders: A survey study in Hong Kong".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1）, 44－62.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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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沒「打擊民望」那麼簡單
常識告訴我們，政治醜聞會打擊涉事人的民望。不過，反觀各國案例，事情其實沒那麼簡單。一個經典例子，就是1990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和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當醜聞被傳媒廣泛報道時，克林頓的民望是上升的。
當然，克林頓民望上升，主因是當時美國經濟持續向好。一些美國政治學者做過深入分析，指出撇除經濟狀况的影響後，萊溫斯基醜聞對克林頓的民望還是有點負面影響，只是影響不大。而該醜聞的影響幅度小，則有幾個原因。第一，萊溫斯基醜聞屬於性醜聞。在西方社會，民眾較傾向將領導人的私生活和公職分開看待，人們可能覺得性醜聞跟克林頓是否一名好總統沒太大關係。第二，克林頓在個人品格方面的形象，從來就不是很好，但這反而使人們不會因他有性醜聞而感到太吃驚。第三，當事件演化至美國國會就克林頓作偽證而準備彈劾議案時，不少民眾覺得事件已不是一個領導人的醜聞，而是政黨鬥爭。兩黨支持者對相關新聞反應不一，甚至呈兩極化趨勢。
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
廣義地說，學術研究告訴我們，一個醜聞對涉事人的民望有多大影響，要視乎民眾如何判斷事件的真實性（涉事人物真的有做過嗎？是故意的嗎？）、嚴重性、相關度（事件跟涉事人物的公職身分相關嗎？），還有涉事人物的回應是否恰當。而這些判斷，往往跟一個人的既有政治態度相關。例如一名政治人物的支持者，在該政治人物有醜聞的時候，很可能會傾向相信該政治人物並非故意犯錯，或所犯過錯非常瑣碎。結果，醜聞很可能只會損害部分民眾對該政治人物的態度。筆者去年初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就運用調查數據，顯示支持和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市民，如何判斷兩個有關香港特區領導人的醜聞（註）。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亦關注到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spillover）至其他人身上。若一個政客有醜聞，其政黨的支持度會受多大影響？人們對一般政客的印象會否也變差？一個政府官員有醜聞，其他官員以至政府整體的形象會否受到牽連？
一半市民提到關於梁振英的醜聞
筆者在去年開始了一個有關媒體與政治醜聞的研究計劃，其中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5月底及6月初進行了一個調查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通過電話訪問了800名香港市民。其中一些發現，就跟政治醜聞的外溢效果有關。
調查問卷中的一題是這樣的：「近年發生過唔少涉及政客或者官員嘅醜聞，有無邊一單有關特首、政府官員或政客嘅醜聞令你有印象呢？」這是開放式題目，我們不給予被訪者提示。當被訪者提出一個醜聞時，訪問員就追問還有沒有其他記得的醜聞。被訪者最多可說出3個政治醜聞。結果，約三分之一被訪者沒說出任何醜聞（34.6%），四分之一（25.0%）被訪者說出了一個醜聞，接近兩成（19.7%）說出了兩個醜聞，另外也有近兩成（20.7%）說出了3個。
作為行政長官，有關梁振英的新聞始終最為大眾關注，而過去幾年，關於特首的醜聞報道也不少。在調查中，329人提到剛在4月發生的「行李門事件」；另外，也有113人提到梁振英涉嫌收受利益的問題。若單計算跟梁振英直接相關的醜聞，那麼接近一半市民（48.1%）沒有提到任何相關醜聞，近四成提到一個（38.3%），11.2%提到兩個，2.4%提到3個。
這些比例是高是低，很難判斷，但須知道，在一般電話調查中，被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大都不會花時間思考。如果用多一點時間想，應有更多市民能想得出各樣醜聞。
無論如何，調查也請被訪者為特首梁振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長曾俊華、律政司長袁國強，以及整體特區政府的表現評分（分數由0至10）。附表第一欄顯示，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較高，其次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再其次是律政司長袁國強，最後是特首梁振英。這跟另外一些機構進行的民調結果相符。
更重要的結果在第二至第四欄。若把被訪者按照他們說出了多少個關於特首梁振英的醜聞而分成3組，我們發現，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特首的評分是5.07；但若提到一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評分就會大降至2.74；提到2至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評分更只得1.73。
「外溢效應」對曾俊華影響特別小
固然，這並不奇怪，有關特首的醜聞，自然跟他自己的民望相關。有趣的是，提到更多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其他官員的評分也較低。要記得，最多市民提到的關於梁振英的醜聞是「行李門」和涉嫌收受利益，這兩件事都不直接涉及幾名司長，但附表顯示，幾名司長的民望也受影響。這就顯示了一種外溢效應——在市民眼中，如果特首有問題，其他官員也好不到哪裏去。
不過，若仔細一點看，特首醜聞的外溢效應，對曾俊華的民望的影響是特別小的。由附表的第二欄到第四欄，曾俊華的民望只是跌了不足0.5分，但林鄭月娥和袁國強的民望則跌了2分以上。換個角度看，在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只比林鄭月娥高一點（6.38 vs. 6.15）；但在提到2個或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拋離林鄭月娥（5.99 vs. 3.97）。
篇幅所限，為什麼財爺能免於外溢效應影響，就留待讀者或其他評論者詮釋了。但總體來說，以上的結果，除了可幫助我們了解政治醜聞可以如何影響民意外，大概也說明了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相對高企的主因之一。至少到目前為止，市民傾向不將在特區政府其他人身上發生的問題算到他的頭上。
註：Lee, Francis L. F.（2015）. "How citizens react to political scandals surrounding government leaders: A survey study in Hong Kong".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1）, 44－62.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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