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於本屆立法會任期的最後一分鐘,在一片怨聲載道下拉倒。這是香港一場時代的悲劇,沒有贏家只有輸家。
儘管拉倒消息傳到立法會廣場,靜坐醫生群中傳出短暫零星的掌聲,但幾乎全港醫生都心中明白,輸得最慘的是醫生!
首先,醫生形象一落千丈。一貫以來,醫生予人理智、包容、公平、祥和的印象。但觀乎本次部分醫生及醫生代表的行為,令人失望。梁家騮議員拉布和狂點人數,打破了「壞孩子」、「拉布四子」的所有紀錄;而其在立法會最緊迫的時刻,將一項議案經排列組合一夜之間變出11萬項修訂案,觸犯眾怒自不必說。荒唐的是,竟有醫生團體在《明報》出文章為11萬項修訂案辯護,指「公眾以及其他議員連11萬項修訂的第一頁也未看過,已被剝奪討論這些修正案的權利」,又說「立法會議員應該實事求是,細閱草案內容……方為負責任的表現」云云。邏輯思維貽笑大方。「11萬」是什麼概念?要細閱每項內容,以普通人閱讀速度計,需時少則數月多則半年,這不是無理取鬧是什麼?諸如此類的行為,嚴重破壞醫生的形象,令同行汗顏。
其二,醫學界出現重大意見分歧。這次事件中,無論在醫務委員會、醫學會,在公立、私立醫生,基層、中層、高層、大學等意見紛紜,矛盾之激烈和對抗程度前所未見,迫使重量級人物紛紛出來發表不同意見,對醫生在醫改的角色、應採取的立場和行為也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突出的例子是,長期服務醫學會擔任副會長的周伯展本次參選副會長一職,卻因對激進行為持保留態度,未能出席靜坐示威而落選。而周伯展所堅持的「維護專業、崇尚理性」的原則,也許正是醫學界沉默的大多數的意見。醫學界的高度政治化和情緒化,可見一斑。
「醫學界已被極少數極端分子綁架」一說,絕非危言聳聽!面對如此混亂不堪的狀况醫學界如何自處,值得深思。
醫生形象受損 內部矛盾激化
其三,醫生自身內部撕裂和內鬥。個別極端醫生在社會散佈「內地畢業醫生水準低」、「草案是為內地醫生來港執業開綠燈」等謠言,試圖激起民情,煽動不明真相的泛民議員改變初衷投票反對草案,但同時造成醫學界內部的歧視和分化。有人甚至在網上發放影射筆者的帖文,指筆者有份設計和鼓吹「免試引入外來醫生來港執業」,這裏有必要加以澄清。
正如廣傳帖文,筆者是畢業於北京大學(北醫),30多年前考獲香港醫生執照。由於屬「過來人」,多年來對醫生執照試發表過不少評論。但無論是在報章雜誌的文章或電視訪談,筆者均堅持香港必須實行嚴格透明的醫生執照試制度,以確保香港的高質素醫療水準。
去年12月10日筆者在《明報》發表的一篇長文(〈醫生執照試門檻太高 必須改革〉),詳細羅列香港過往30多年醫生執照試合格率的數據,建議將合格率由過往極度偏低的平均5.2%提升到15%(英美對外來醫生執照試合格率平均70%),以解除公立醫院「醫生荒」和節省公帑。但本人始終強調考試必須嚴格把關。
而筆者服務20餘年的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代表着千多名經嚴格考試取得執照的醫生,協會也一貫地堅持實行嚴謹、高標準的醫生執照考試制度。
由此可見「鼓吹免試引進內地醫生來港執業」一說,純屬造謠惑眾、無中生有,造成醫學界內部的分裂,是醫界的害群之馬、醫改的攔路之虎。
醫患對立 令醫改寸步難行
其四,醫患關係呈現重大危機。多年來香港醫生與病者的關係還算融洽、信任,這是香港社會長期共同營造,值得珍惜的良好基礎。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有醫療事故和醫患糾紛,過往也一直由醫委會負責處理。但這些年投訴個案積壓多達900件又拖延長久為人詬病,說明醫委會架構和醫療申訴機制已到不得不檢討和改革的地步。這也是醫生與病人組織共同的願望。其實,醫生與病人是朋友、是合作伙伴,彼此應良性互動、相輔相成。專業自主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保障市民的生命健康。但緣何如今醫委會改革剛一起步,醫患已互相對立、對抗,「醫醫相衛」、「保護主義」的譴責,不絕於耳。「專業自主」被錯誤理解以及醫患關係陷入僵持對立,是否說明香港醫療改革之路已被導入歧途?
眾所周知,本次醫生註冊修訂條例在立法會並非被否決,而是因時間關係被擱置而已。換言之,重啓醫改勢在必行。然而,正如本文分析,經過立法會此一轟動全港的鬧劇,醫生形象低落、醫界內部嚴重撕裂、意見分歧、醫患關係跌到谷底,加上社會對醫界的重重誤解和怨氣,在如此這般的社會條件和氛圍下,重啟醫改必然困難重重。就如日前,商議如何重新搭建醫生、病人、議員的三方平台已各說各話,出現重大分歧;高永文局長更暗示,將把針對醫生的「辣招」也納入醫改議案。種種迹象顯示醫改前路舉步維艱、不容樂觀。
如何走出醫改迷徑,是全體香港市民要共同面對的難題。
作者是香江智匯主席、執業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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