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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月有幾宗中學學生校內抗議事件，當中涉及對校政不滿、向官員遞交請願信不果等。筆者希望透過此文，指出學校必須尊重學生權利之餘，亦探討學校在兼顧辦學理念及維持秩序的底線下，如何作出應對方法。
佩戴黑臂章是正當行使言論自由
筆者簡述一個關於學童權利的美國權威案例（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1965年底，有中學生佩戴黑臂章回校上課，抗議美國發動越戰。校長表明學生如不移除臂章，則會作出停學處分。他們因堅持佩戴臂章而被校方勒令停學。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協助學生訴訟，結果最高法院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為依據，判學生勝訴：
一、學校應保障言論自由，包括佩戴臂章等「象徵性言論」，沒理由要求學生或老師進入校門後卸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
二、校方如要堅持其言論審查政策，必須證明學生的言論嚴重影響學校運作。證據顯示表態學生沒有妨礙學校運作。
至於香港兒童則受《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保護。香港政府有責任採取適當的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以實踐《公約》內容，讓兒童享受到應有的權利。《公約》列明的權利大致分為4類：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及參與權。參與權最常被學校忽視，當中包括「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所發表的意見應獲得適當尊重」、「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及「兒童享有與他人和平會面及參加團體組織的自由權利」等。上述Tinker案顯然保障這類權利。
傳統看法認為學校是學生學習學科知識的場所，校園生活不應觸及政治討論；又認為學生識見不足、不夠成熟，不應讓他們參與校政。所以不少教育工作者同意去政治化的教育是保護學生的最佳方法，例如要求學生服從學校為他們定下的規則、鼓勵學生把心力放在學好學科知識與參與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重視學生對時局的憂慮對教師的猜疑
筆者理解他們的初衷：讓學生度過相對單純的中學生涯。然而，我們理應設身處地了解現時學生面對的處境：報章與網媒一再出現批評制度崩壞、官員濫權、漠視法治的輿論，而政府無法作出有力澄清與補救；政治人物與網民互相攻訐、似是而非的言論充斥於社交媒體，很易鼓動學生的情緒。
學校沒可能禁絕學生接觸這些資訊。學生一旦接觸它們，可能會對前途感到憂慮，也對政府與成人世界失去信任，而這種猜疑會影響師生互信。學校如果禁止學生舉行論壇討論具爭議的時政、拒絕就重大校政改變諮詢學生，學生會認為校方只是不想被家長責難、不想見報惹麻煩，也會認為教師只懂自保、不願溝通辯論、權威被冒犯等。
筆者認為教師要與學生建立信任，校方應考量學生的成熟程度，讓學生在不影響日常學習的前提下行使參與權，亦須強調「行使自由須遵守合理限制」，例如解釋校方的憂慮、立場與底線。校內出現抗議事件，通常是源於校方多次無視學生的合理訴求。
教師專業包括捍衛《公約》權利
比起因討論敏感議題而引起混亂，學校更應擔憂的，是學生可能會因表態或不表態、參加組織而被「起底」及人身攻擊。《公約》亦指出「兒童的私隱及名譽應受尊重及保護」，確保他們不會因正當行使參與權而受到傷害。
就算校方禁絕一切相關活動，也不代表學生情緒不會受時政影響。校方可嘗試推行措施讓學生安心發表意見，例如：校方可提供基本而不偏頗的相關事實，建立理性交流平台，會否令教師更理解他們的想法？如果校方設立機制及渠道讓學生參與校政討論，會否對他們的成長更有幫助？教師的主要責任固然是教書、關顧學生，但在高舉人權、敢於表現自我的時代中，校方亦理應提供機會，讓學生發表意見、籌辦活動，協助學生全面發展。
政府不要妄想把學生的激進思想及行動歸咎於反對派及教育工作者，甚至透過教育局下達指令，剝奪學生的參與權。政府如一再踐踏制度、無視公義，只會令更多學生不信任政府、支持激進抗爭。教師不可能為政府的不義行為作詭辯、掩飾，亦不會也不可能操控學生的思想，只會盡力捍衛《公約》賦予他們的權利，確保他們過着安全、受尊重、可信賴教師與朋輩的校園生活。
作者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佩戴黑臂章是正當行使言論自由
筆者簡述一個關於學童權利的美國權威案例（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1965年底，有中學生佩戴黑臂章回校上課，抗議美國發動越戰。校長表明學生如不移除臂章，則會作出停學處分。他們因堅持佩戴臂章而被校方勒令停學。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協助學生訴訟，結果最高法院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為依據，判學生勝訴：
一、學校應保障言論自由，包括佩戴臂章等「象徵性言論」，沒理由要求學生或老師進入校門後卸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
二、校方如要堅持其言論審查政策，必須證明學生的言論嚴重影響學校運作。證據顯示表態學生沒有妨礙學校運作。
至於香港兒童則受《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保護。香港政府有責任採取適當的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以實踐《公約》內容，讓兒童享受到應有的權利。《公約》列明的權利大致分為4類：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及參與權。參與權最常被學校忽視，當中包括「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所發表的意見應獲得適當尊重」、「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及「兒童享有與他人和平會面及參加團體組織的自由權利」等。上述Tinker案顯然保障這類權利。
傳統看法認為學校是學生學習學科知識的場所，校園生活不應觸及政治討論；又認為學生識見不足、不夠成熟，不應讓他們參與校政。所以不少教育工作者同意去政治化的教育是保護學生的最佳方法，例如要求學生服從學校為他們定下的規則、鼓勵學生把心力放在學好學科知識與參與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重視學生對時局的憂慮對教師的猜疑
筆者理解他們的初衷：讓學生度過相對單純的中學生涯。然而，我們理應設身處地了解現時學生面對的處境：報章與網媒一再出現批評制度崩壞、官員濫權、漠視法治的輿論，而政府無法作出有力澄清與補救；政治人物與網民互相攻訐、似是而非的言論充斥於社交媒體，很易鼓動學生的情緒。
學校沒可能禁絕學生接觸這些資訊。學生一旦接觸它們，可能會對前途感到憂慮，也對政府與成人世界失去信任，而這種猜疑會影響師生互信。學校如果禁止學生舉行論壇討論具爭議的時政、拒絕就重大校政改變諮詢學生，學生會認為校方只是不想被家長責難、不想見報惹麻煩，也會認為教師只懂自保、不願溝通辯論、權威被冒犯等。
筆者認為教師要與學生建立信任，校方應考量學生的成熟程度，讓學生在不影響日常學習的前提下行使參與權，亦須強調「行使自由須遵守合理限制」，例如解釋校方的憂慮、立場與底線。校內出現抗議事件，通常是源於校方多次無視學生的合理訴求。
教師專業包括捍衛《公約》權利
比起因討論敏感議題而引起混亂，學校更應擔憂的，是學生可能會因表態或不表態、參加組織而被「起底」及人身攻擊。《公約》亦指出「兒童的私隱及名譽應受尊重及保護」，確保他們不會因正當行使參與權而受到傷害。
就算校方禁絕一切相關活動，也不代表學生情緒不會受時政影響。校方可嘗試推行措施讓學生安心發表意見，例如：校方可提供基本而不偏頗的相關事實，建立理性交流平台，會否令教師更理解他們的想法？如果校方設立機制及渠道讓學生參與校政討論，會否對他們的成長更有幫助？教師的主要責任固然是教書、關顧學生，但在高舉人權、敢於表現自我的時代中，校方亦理應提供機會，讓學生發表意見、籌辦活動，協助學生全面發展。
政府不要妄想把學生的激進思想及行動歸咎於反對派及教育工作者，甚至透過教育局下達指令，剝奪學生的參與權。政府如一再踐踏制度、無視公義，只會令更多學生不信任政府、支持激進抗爭。教師不可能為政府的不義行為作詭辯、掩飾，亦不會也不可能操控學生的思想，只會盡力捍衛《公約》賦予他們的權利，確保他們過着安全、受尊重、可信賴教師與朋輩的校園生活。
作者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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