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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數名本土派立法會參選人被取消資格，引起軒然大波。如果說年初的旺角騷亂，顛覆了民眾對於社會動盪的想像，那麼這回剝奪參選權的政治操作，就踰越了市民對公權力權限的理解。
輿論對此事一度相當克制，反映香港主流社會一貫務實的作風。何謂務實？就是在遊戲規則內找尋最大的活動空間。不幸的是，北京對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的理解，跟香港社會日趨懸殊，令所謂妥協終究是徒勞。政權固然認為任由港獨言論發酵，已是最大讓步；公民社會則對國家機器不斷進逼，又受本土勇武論述牽引，而進退維谷。
無所適從的審核準則
其實，從確認書出台到取消陳浩天等人資格，已經觸碰若干法治原則及公民權利。但是，大多數人在這階段依然選擇附會、緘默或繞道。這多少是因為經歷數十載崎嶇民主路的香港人，領略到中央政府絕不讓港獨染指公權力的決心；開明建制派也確信只有表態支持篩選，才能跟港獨勢力切割，避免徹底的干預；溫和及激進泛民縱然無視這些新規矩，但因遵循與否無礙其參選，也就無意或無力動員群眾。
但是，剝奪梁天琦的被選舉權，卻滋生了民間的不安和憤慨。梁天琦和其餘5人性質不同。第一，他已簽署確認書，也聲明不支持港獨；選舉主任卻以「不信納」為由取消其參選資格，某些高呼「建國」的人士又竟然可以入閘。這不單法理依據薄弱，也欠缺統一標準，動搖了公務員專業中立的形象。原先不少港獨派已經質疑梁天琦的妥協，是背叛原則；故即便他參選，極可能轉移立足本土意識，不會恣意宣揚港獨。第二，何况作失實聲明，政府大可究其刑責。捨棄現成的糾正措施，非要作事前篩選不可，令珍惜程序公義者覺得，這不是「搬龍門」，而是把「龍門」拆掉，針對有力問鼎議席的個體。第三，簽署確認書並非兒戲，而是一種公開宣示。政治人物的行為比其信仰，往往更具約束力。一方面，誓言構成參選人和選民的政治和身分認同，此君不能明言或不夠貼心，自有他者填補。另方面，現代政體的繁複程序，正是為超越獵巫測謊而設；就算專制政權，亦絕少再檢驗其黨員，是否真誠信奉官方意識形態。換言之，這次驟然封殺，既開歷史倒車，也難自圓其說。
本土派無緣納入體制
更重要的是，「傘後」團體、學生組織和本土派的參選，本來預示社運群體願意參加體制。當然，激進勢力會借助立法會平台為其支持者張目；但一旦進入議會，即使是街頭戰士也必須服膺體制的內在邏輯。接受這些微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恰恰是一切非極權社會的特徵。以這次的競選單張為例，不論是溫和還是激進泛民，總要在其中羅列曾經推動的法案和工作報告，不能單靠描繪願景取勝。再者，受制於分組投票，加上私人草案禁止涉及公共開支和政治體制，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其實少得可憐，根本無力威脅政權的穩定。以往幾次漫長的拉布，不是單純依賴個別議員，而是基於民間支援或政府誤判，各路人馬或明或暗支持。多一個或少一個激進派，並不改變立法機關的權力格局，也解決不了行政立法僵局。
反之，在民族主義的萌芽期，本土派不缺代議士審議討論，卻亟需「殉道者」鼓動人心。剝奪選舉權的作業，反倒造就了幾名「類殉道者」。好比8月5日晚添馬公園集會前，陳浩天不過是「一人政黨」的召集人，過後卻隱約成了一方勢力。無緣執政，向來令香港政黨缺乏人才；而嚴峻的政治環境，對反對派影響尤甚。泛民和本土派的新星，普遍要透過運動或衝突，才能建立知名度並鞏固追隨者。「傘運」過後，社運明顯處於低潮，公民社會的防衛式動員也無以為繼。一方面，本土論述乘勢而起，年輕人的思想行動愈趨激進；另方面，不少泛民中產及商業精英，反而希望深耕細作和休養生息。這種對當權者和反對派兩極論述的逆反心理，本應有利偃武息戈；無奈政權的打壓，激發了新一輪的抗爭循環。
政體變異到人心浮動
政治和社會學者一貫將香港政體歸類為「自由專制」或「軟性威權」。「專制」和「威權」的字眼很嚇人，但由於香港固有的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和公正選舉，政府權力雖然集中，卻備受公民社會約束。但過分強調制度設置，會忽略香港在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自我設限。「基礎性權力」泛指政府在社會的滲透力和執行政策的框架。傳統上，香港政府雖然擁有諸多法定權力，但實際操作上卻絕不恣意行使，反而傾向依賴中介組織。那樣的大環境，體現了對獨立意志的尊重，也包容據理力爭的空間。這種政治上的積極不干預，構成了政府和民間的共同認知和合理期望，既鞏固投資者的信心，也是香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然而，近來坊間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言論，指中國大陸雖然是威權政體，但吸引外資能力和發展速度，卻超越香港。其潛台詞是毋須為守護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大費周章；這樣政治上可以減少摩擦，經濟上也未嘗是壞事。無疑，國際資本跟威權政府在發展中國家，往往合作無間。這源於原始資本積累時，兩者利益極為一致；可是，當國際企業選擇落戶成熟的經濟體如香港，卻更看重知識產權保護、法治的韌性和施政的可測性，以降低成本和規避風險。更不要說多元文化和公民自由對外來人才的無形吸引力。這些是香港比新加坡、上海甚至東京優勝之處。
香港人向來精明務實，卻拙於只論敵我、不問是非的鬥爭。這次突變，既損害了他們對體制的信心，更滋長了議會政治和街頭抗爭的對立。長遠而言，對壓抑港獨思潮、對守護公民自主，都只會變得難上加難。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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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對此事一度相當克制，反映香港主流社會一貫務實的作風。何謂務實？就是在遊戲規則內找尋最大的活動空間。不幸的是，北京對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的理解，跟香港社會日趨懸殊，令所謂妥協終究是徒勞。政權固然認為任由港獨言論發酵，已是最大讓步；公民社會則對國家機器不斷進逼，又受本土勇武論述牽引，而進退維谷。
無所適從的審核準則
其實，從確認書出台到取消陳浩天等人資格，已經觸碰若干法治原則及公民權利。但是，大多數人在這階段依然選擇附會、緘默或繞道。這多少是因為經歷數十載崎嶇民主路的香港人，領略到中央政府絕不讓港獨染指公權力的決心；開明建制派也確信只有表態支持篩選，才能跟港獨勢力切割，避免徹底的干預；溫和及激進泛民縱然無視這些新規矩，但因遵循與否無礙其參選，也就無意或無力動員群眾。
但是，剝奪梁天琦的被選舉權，卻滋生了民間的不安和憤慨。梁天琦和其餘5人性質不同。第一，他已簽署確認書，也聲明不支持港獨；選舉主任卻以「不信納」為由取消其參選資格，某些高呼「建國」的人士又竟然可以入閘。這不單法理依據薄弱，也欠缺統一標準，動搖了公務員專業中立的形象。原先不少港獨派已經質疑梁天琦的妥協，是背叛原則；故即便他參選，極可能轉移立足本土意識，不會恣意宣揚港獨。第二，何况作失實聲明，政府大可究其刑責。捨棄現成的糾正措施，非要作事前篩選不可，令珍惜程序公義者覺得，這不是「搬龍門」，而是把「龍門」拆掉，針對有力問鼎議席的個體。第三，簽署確認書並非兒戲，而是一種公開宣示。政治人物的行為比其信仰，往往更具約束力。一方面，誓言構成參選人和選民的政治和身分認同，此君不能明言或不夠貼心，自有他者填補。另方面，現代政體的繁複程序，正是為超越獵巫測謊而設；就算專制政權，亦絕少再檢驗其黨員，是否真誠信奉官方意識形態。換言之，這次驟然封殺，既開歷史倒車，也難自圓其說。
本土派無緣納入體制
更重要的是，「傘後」團體、學生組織和本土派的參選，本來預示社運群體願意參加體制。當然，激進勢力會借助立法會平台為其支持者張目；但一旦進入議會，即使是街頭戰士也必須服膺體制的內在邏輯。接受這些微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恰恰是一切非極權社會的特徵。以這次的競選單張為例，不論是溫和還是激進泛民，總要在其中羅列曾經推動的法案和工作報告，不能單靠描繪願景取勝。再者，受制於分組投票，加上私人草案禁止涉及公共開支和政治體制，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其實少得可憐，根本無力威脅政權的穩定。以往幾次漫長的拉布，不是單純依賴個別議員，而是基於民間支援或政府誤判，各路人馬或明或暗支持。多一個或少一個激進派，並不改變立法機關的權力格局，也解決不了行政立法僵局。
反之，在民族主義的萌芽期，本土派不缺代議士審議討論，卻亟需「殉道者」鼓動人心。剝奪選舉權的作業，反倒造就了幾名「類殉道者」。好比8月5日晚添馬公園集會前，陳浩天不過是「一人政黨」的召集人，過後卻隱約成了一方勢力。無緣執政，向來令香港政黨缺乏人才；而嚴峻的政治環境，對反對派影響尤甚。泛民和本土派的新星，普遍要透過運動或衝突，才能建立知名度並鞏固追隨者。「傘運」過後，社運明顯處於低潮，公民社會的防衛式動員也無以為繼。一方面，本土論述乘勢而起，年輕人的思想行動愈趨激進；另方面，不少泛民中產及商業精英，反而希望深耕細作和休養生息。這種對當權者和反對派兩極論述的逆反心理，本應有利偃武息戈；無奈政權的打壓，激發了新一輪的抗爭循環。
政體變異到人心浮動
政治和社會學者一貫將香港政體歸類為「自由專制」或「軟性威權」。「專制」和「威權」的字眼很嚇人，但由於香港固有的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和公正選舉，政府權力雖然集中，卻備受公民社會約束。但過分強調制度設置，會忽略香港在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自我設限。「基礎性權力」泛指政府在社會的滲透力和執行政策的框架。傳統上，香港政府雖然擁有諸多法定權力，但實際操作上卻絕不恣意行使，反而傾向依賴中介組織。那樣的大環境，體現了對獨立意志的尊重，也包容據理力爭的空間。這種政治上的積極不干預，構成了政府和民間的共同認知和合理期望，既鞏固投資者的信心，也是香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然而，近來坊間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言論，指中國大陸雖然是威權政體，但吸引外資能力和發展速度，卻超越香港。其潛台詞是毋須為守護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大費周章；這樣政治上可以減少摩擦，經濟上也未嘗是壞事。無疑，國際資本跟威權政府在發展中國家，往往合作無間。這源於原始資本積累時，兩者利益極為一致；可是，當國際企業選擇落戶成熟的經濟體如香港，卻更看重知識產權保護、法治的韌性和施政的可測性，以降低成本和規避風險。更不要說多元文化和公民自由對外來人才的無形吸引力。這些是香港比新加坡、上海甚至東京優勝之處。
香港人向來精明務實，卻拙於只論敵我、不問是非的鬥爭。這次突變，既損害了他們對體制的信心，更滋長了議會政治和街頭抗爭的對立。長遠而言，對壓抑港獨思潮、對守護公民自主，都只會變得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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