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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多年來,香港的收入懸殊情况愈來愈嚴重,堅尼系數逐漸提高,1971年是43,1981年是45,1991年是47.6,2001年是52.5,2011年高達53.7。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收入懸殊(income inequality),通常財富懸殊問題(wealth inequality)更嚴重。根據堅尼系數的走勢,我的結論是:香港沒有從回歸前只照顧富人、不照顧窮人,在回歸後突然變到只照顧普羅大眾、不照顧富人。如果回歸前的香港是「非典型」資本主義,回歸後的香港應該是「更非典型」資本主義。
典型資本主義與快樂有關係嗎?根據聯合國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的地區,經常包括丹麥、瑞士、挪威、芬蘭、加拿大、荷蘭、新西蘭、澳洲及瑞典。該報告顯示,快樂指數高的地區,通常是典型資本主義及財富懸殊不太壞的地區;相反,快樂指數低的地區,通常是非典型資本主義及財富懸殊很壞的地區。在2016年最新的報告中,所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快樂指數的排名遠遠超過香港,美國排名13,德國16,英國23;而香港排名,在全球157個國家及地區中,是75。
根據我的分析,回歸後的香港不是從一個只照顧富人的極端,走向另一個只照顧普羅大眾的極端;反而從一個注重照顧富人的社會,加速走向更加照顧富人的極端。
限制兩個極端選擇是假的困境
原則上,任何社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未必是只有從一個只照顧富人(或普羅大眾)的極端,走向另一個只照顧普羅大眾(或富人)的極端,這種只提交兩種極端作為選擇,而事實上可以有其他不同選擇,屬於「假的困境」(false dilemma)。以我觀察,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顯示,就算有民主普選,未必產生一個只照顧普羅大眾的極端。民主普選沒有令典型資本主義受不了,也沒有令資本家受不了。
香港在「更非典型」資本主義至典型資本主義之間,應該有很多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參考。目前,我們可以問,香港現時是不是「更非典型」資本主義?如果是,這是否令人吃不消的原因之一?
根據鄧小平先生「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我們亦可以問,傳統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怎樣平衡資本家及普羅大眾的利益、怎樣照顧好大眾及小眾的利益,令經濟利益均沾程度高於香港?他們怎樣令群眾比香港的群眾更加快樂?
典型資本主義稅率高
資本家在典型資本主義制度中見慣20%至40%的利得稅(美國40%、法國33.3%、日本32%、德國29%、英國20%)、20%至50%的薪俸稅、10%至28%的資產增值稅、40%的遺產稅、10%至20%的銷售稅等。這些高稅率,沒有嚴重改變投資者及資本家在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營商意欲。最近歐洲頭號跨國銀行匯豐控股(HSBC)曾經因為稅率問題考慮將銀行位於倫敦的大本營轉離英國,但是最後仍決定繼續留在英國。
香港的利得稅、薪俸稅以及物業稅,稅率只有約15%至17%。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沒有遺產稅,也沒有銷售稅。這些低稅率,反而沒有成功吸引匯豐控股將銀行的大本營由英國轉來香港。
事實上,跨國企業及重大商業機構通常聘請稅務律師及會計師設計企業經營方式,例如在海外成立「特殊目的組織」(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目的是減低企業集團整體稅務責任,稱為「避稅」(tax avoidance),是合法的;而其他逃避稅務責任的稱為「逃稅」(tax evasion),是非法的。跨國資訊搜索企業「谷歌」(Google)曾公開辯護該公司多年來「利潤多、交稅少」的情况,該公司主席說,「企業避稅,純粹是資本主義」(作者按:2016年5月24日有報道稱,約100名法國財務官員晨早突擊搜查谷歌在巴黎的辦公室,調查可能涉及16億歐元的稅務欺詐)。
為了合法避稅,世界上很多私人銀行、財務顧問及離岸稅務天堂,例如巴拿馬、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等地方,為客戶提供稅務安排。但是,企圖合法避稅而實質非法逃稅,是所有稅務人員經常處理的問題。技術上,合法的避稅與非法的逃稅可能只是一線之隔。為了打擊非法逃稅,美國稅局提供高達30%的舉報人獎金。在2012年,前瑞士私人銀行家布拉德利.比肯費爾德(Bradley Birkenfeld)獲得美國稅局約8億港元的舉報人獎金,因為他曾經向美國稅局舉報,令稅局追稅收入增加逾60億港元。
所謂最深層次問題其實不存在
《基本法》授權香港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等等。基本法亦規定,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我相信,當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的真正意義,掌握香港及其他海外相關的實際數據,例如稅率不是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指標、低稅不是香港與歐美傳統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所謂香港的「最深層次問題」,是可以得到有效解決的。
倘若這個所謂「香港最深層次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這個「長期困擾」人們的問題所引起的痛苦應該自然會消失,人們便可集中精力去處理其他需要解決及更有意義的問題。
解決香港問題像醫生治病。當第一個醫生覺得束手無策,而第二個醫生的判斷及藥方亦是與第一個醫生一樣,病情沒有理由忽然改善。所以,如果要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最深層次問題,第二個醫生的判斷和藥方可能與第一個醫生的判斷和藥方不一樣,是正常現象。鄧小平先生說「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共同思考、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跟隨鄧小平先生的理論,相信是解決問題之一方法。
(作者按: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
(如何解決香港最深層次問題.五之五)
(kamlamhk@hotmail.com)
作者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香港高等法院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典型資本主義與快樂有關係嗎?根據聯合國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的地區,經常包括丹麥、瑞士、挪威、芬蘭、加拿大、荷蘭、新西蘭、澳洲及瑞典。該報告顯示,快樂指數高的地區,通常是典型資本主義及財富懸殊不太壞的地區;相反,快樂指數低的地區,通常是非典型資本主義及財富懸殊很壞的地區。在2016年最新的報告中,所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快樂指數的排名遠遠超過香港,美國排名13,德國16,英國23;而香港排名,在全球157個國家及地區中,是75。
根據我的分析,回歸後的香港不是從一個只照顧富人的極端,走向另一個只照顧普羅大眾的極端;反而從一個注重照顧富人的社會,加速走向更加照顧富人的極端。
限制兩個極端選擇是假的困境
原則上,任何社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未必是只有從一個只照顧富人(或普羅大眾)的極端,走向另一個只照顧普羅大眾(或富人)的極端,這種只提交兩種極端作為選擇,而事實上可以有其他不同選擇,屬於「假的困境」(false dilemma)。以我觀察,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顯示,就算有民主普選,未必產生一個只照顧普羅大眾的極端。民主普選沒有令典型資本主義受不了,也沒有令資本家受不了。
香港在「更非典型」資本主義至典型資本主義之間,應該有很多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參考。目前,我們可以問,香港現時是不是「更非典型」資本主義?如果是,這是否令人吃不消的原因之一?
根據鄧小平先生「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我們亦可以問,傳統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怎樣平衡資本家及普羅大眾的利益、怎樣照顧好大眾及小眾的利益,令經濟利益均沾程度高於香港?他們怎樣令群眾比香港的群眾更加快樂?
典型資本主義稅率高
資本家在典型資本主義制度中見慣20%至40%的利得稅(美國40%、法國33.3%、日本32%、德國29%、英國20%)、20%至50%的薪俸稅、10%至28%的資產增值稅、40%的遺產稅、10%至20%的銷售稅等。這些高稅率,沒有嚴重改變投資者及資本家在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營商意欲。最近歐洲頭號跨國銀行匯豐控股(HSBC)曾經因為稅率問題考慮將銀行位於倫敦的大本營轉離英國,但是最後仍決定繼續留在英國。
香港的利得稅、薪俸稅以及物業稅,稅率只有約15%至17%。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沒有遺產稅,也沒有銷售稅。這些低稅率,反而沒有成功吸引匯豐控股將銀行的大本營由英國轉來香港。
事實上,跨國企業及重大商業機構通常聘請稅務律師及會計師設計企業經營方式,例如在海外成立「特殊目的組織」(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目的是減低企業集團整體稅務責任,稱為「避稅」(tax avoidance),是合法的;而其他逃避稅務責任的稱為「逃稅」(tax evasion),是非法的。跨國資訊搜索企業「谷歌」(Google)曾公開辯護該公司多年來「利潤多、交稅少」的情况,該公司主席說,「企業避稅,純粹是資本主義」(作者按:2016年5月24日有報道稱,約100名法國財務官員晨早突擊搜查谷歌在巴黎的辦公室,調查可能涉及16億歐元的稅務欺詐)。
為了合法避稅,世界上很多私人銀行、財務顧問及離岸稅務天堂,例如巴拿馬、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等地方,為客戶提供稅務安排。但是,企圖合法避稅而實質非法逃稅,是所有稅務人員經常處理的問題。技術上,合法的避稅與非法的逃稅可能只是一線之隔。為了打擊非法逃稅,美國稅局提供高達30%的舉報人獎金。在2012年,前瑞士私人銀行家布拉德利.比肯費爾德(Bradley Birkenfeld)獲得美國稅局約8億港元的舉報人獎金,因為他曾經向美國稅局舉報,令稅局追稅收入增加逾60億港元。
所謂最深層次問題其實不存在
《基本法》授權香港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等等。基本法亦規定,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我相信,當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的真正意義,掌握香港及其他海外相關的實際數據,例如稅率不是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指標、低稅不是香港與歐美傳統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所謂香港的「最深層次問題」,是可以得到有效解決的。
倘若這個所謂「香港最深層次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這個「長期困擾」人們的問題所引起的痛苦應該自然會消失,人們便可集中精力去處理其他需要解決及更有意義的問題。
解決香港問題像醫生治病。當第一個醫生覺得束手無策,而第二個醫生的判斷及藥方亦是與第一個醫生一樣,病情沒有理由忽然改善。所以,如果要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最深層次問題,第二個醫生的判斷和藥方可能與第一個醫生的判斷和藥方不一樣,是正常現象。鄧小平先生說「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共同思考、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跟隨鄧小平先生的理論,相信是解決問題之一方法。
(作者按: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
(如何解決香港最深層次問題.五之五)
(kamlamhk@hotmail.com)
作者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香港高等法院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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